五四时期的新国乐思想

李陈茜

摘要:20世纪初,西乐东渐与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对西方音乐的学习与接受,使得“国乐改进思想”迅速崛起。本文试对“五四”时期新国乐思想进行探索和分析。

关键词:新国乐思想 五四时期 西乐东渐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8-

一、“西乐东渐”和“国乐改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伴随着这场轰轰烈烈“五四”运动的到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音乐也发生了千变万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音乐文化便由此大量涌入中国,不断冲击着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讨论中国音乐的文章,虽未言及“国乐”一词,但都强调中国音乐应具有自己的“国性”。①有人在文中提到:近数年来热心音乐者,知音乐为国家之精神。一方面学习西乐,一方面提倡中乐。学习西乐,国家有官费之奖劝;提倡中乐,京沪有研究会之设立。各省每年多有音乐会,丝竹之类,加于其中,亦稍足代表吾国之精神。②

可见,国乐维系国魂,“国性”则是国乐灵魂之所在,它代表着一种国家精神,甚至是一种民族精神。无论如何都不得违反国性,在他们看来:音乐一道,其能移风易俗、淑性陶情。小之关系于人生,大之关系于国家……然则提倡之道足以应今日之需要者,果何在哉。将亦迎合潮流认定西乐而提倡之耶。此则不敢妄为。赞同者也须知西乐虽多为世界之音乐,但无论如何国必有一种国性的音乐以代表民族之精深。③

对于国乐改进而言,最重要的是以不失国性为重要前提,进而改造合乎国性的音乐。因为:

我国既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文明大国,我们研究音乐制曲,就应当有我国的国性,若是徒参用西乐理论,用西音乐阶旋法作曲,无论如何是西洋的性质,若是想发表国性的曲谱,非参看古乐旋法,调查古乐旋律不可。④赵元任在言及“国乐”和“西乐”时,提出的两个“不同”的命题中也指出:“不同的不同”就是中国的国粹,都可以算中国音乐的国性,都是值得保存与发展的。”⑤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作者们将中国音乐蕴含的“国性”都如数家珍地表现出来,这也正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那种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刘天华曾感慨地说:“中国人还是最喜欢自己的音乐。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却不如中国音乐对我们那样亲切而易懂。但可惜现在国乐地位那样低,更没有人去重视和提倡,所以我要下番功夫在改进国乐上作些工作”。⑥

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巨大冲击下,我国国乐曾面临着趋于边缘,遭遇摒弃的危机,但正是在这种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驱动下,一些从事国乐改进的工作者,却站在了似乎无人问津的高地上,在这种巨大的爱国热情之下,他们孜孜不倦地进行了一系列国乐改进工作,使国乐无论是在理论观念还是具体实践方面都有了新的特点。

二、中西融合的音乐观

一场以提倡“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音乐文化从此由保守走向开放,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借鉴。在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思想的对峙下,一种中西融合的音乐观逐步建立起来。

刘天华就是一位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开辟道路的先驱,他认为:“一国文化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故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⑦

这集中体现了刘天华的新国乐思想,他一生坚持改进国乐,发扬国乐,使“国乐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始终是他的目标和理想。只有看到自己的长处,才能立足于国乐的基础之上,在国乐改进中掌握方向;而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明确国乐改进的目标,使其不断迈向前方。这种中西融合、中西互补的音乐理论观念能够客观地对我国国乐加以辨析与扬弃,也正是国粹主义、全盘西化两种极端思想所不能比及的。

三、记谱法的改进与乐器改良

刘天华在其所编《梅兰芳歌曲谱》的《序》中写道:乐之有谱,犹语言之有文字。道义学术之得以流传久远者,文字之功也。我国音乐,肇自牺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牺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近代所出琴谱、昆曲谱等,记载虽已较详,而缺点尚多,欲藉以流传久远,势所不能。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疾徐之分,必其谱能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凭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其致命伤。⑧

萧友梅在论及古乐不能流传到今日的原因中,也指出:若教授不得其法,乐师教授一曲多以听习为主,不注重看谱学习,所以人死之后,乐曲就与之同归于尽。⑨

可见记谱法的改进对于国乐发展可视为关键一环。面对记谱法不完备致使古乐失传的危境,一些致力于国乐改进的音乐家以整理、研究旧有国乐为基础,在中西音乐交融的道路上发展新国乐。

“把无谱的乐曲记载下来”,“把音乐名奏用留声机收蓄,以期现有的国乐,不再渐渐的消失下去”,刘天华就是这样一直用详细记谱抢救民间音乐,他在跟周少梅先生学习时,也是想方设法等待他拉得好的时机,当场将谱记录下来。除此之外,刘天华还学习借鉴西方,使我国记谱法更加完备,他希望改进国乐,创造新的乐谱,给国乐一种新生命。

我们从记谱法的发展走向来看,“1900—1917年,在民族器乐领域,是减字谱与工尺谱并存时期;1918—1922年,是减字谱、工尺谱、简谱三者并存时期;1923年以后,进入减字谱、工尺谱、简谱、五线谱四者并存时期。”

可见,简谱、五线谱等西方记谱法的使用则逐渐增多,与之相比,中国乐谱的非直观性不免有些相形见绌。刘天华在领悟到这点后,他在推广五线谱运用的同时,还将其中一些记谱法如节奏、指法、强弱等记号融入到工尺谱当中,他以五线谱的记谱方式完成了《梅兰芳歌曲谱》,还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惯用的工尺谱整理出《瀛州古调新谱》、《佛曲谱》等曲谱。

在乐器改良方面,刘天华也是走一条以西乐辅助国乐的道路,来改革发展创新民族乐器:将琵琶改为十二平均律品位的乐器,将三把位二胡在技术上扩大成能拉七个把位的乐器,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使二胡从低微的地位一跃成为独奏乐器,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代表之一。他在家中与乐器工人一起制作了多种箫、笛,请他哥哥刘半农先生帮助计算音律,并了解西洋乐器的的构造,试验改进中国吹奏乐器。

从刘天华的探索实践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记谱法的改进,还是在民族乐器上的改革与创新方面,他都立足于国乐,并借鉴西乐,从而改进创造新国乐,无不为我国国乐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愧于国乐的一代宗师。

四、国乐改进社的成立与专业音乐教育的兴起

国乐改进社的成立对于新国乐的建设而言又是一大创举。因为在那个时代,能够成立国乐改进社是很不容易的事,而作为改进社的创立者刘天华是希望通过这小小的机构来推动国乐的发展,一曲《改进操》的创作也表达了他对改进、振兴国乐前途的信心与期望。

在国乐改进社成立之前,他首先是1921年到北京以前,在江阴组织“暑期国乐研究会”,在会中拉奏二胡并授《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初稿。第二次是1925年已到北京工作3年,暑假回江阴探亲时,第二次组织“暑期国乐研究会”,会上号召名家们“高瞻远瞩”,把国乐精华、自己手上的名曲推广流传。

第三次组织国乐研究,就是1927年在北京组织创办了“国乐改进社”,编辑《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较之前两次在江阴组织的“暑期国乐研究会”规模大,计划长久。他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中呼吁:“国乐之在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金,必须淘炼出来,才能有用。”“我们认为这是艺术界的大事,非少数人能举办,必须要联络全国同志一致进行。我们应该打消门户之见,大家合理工作,以就此国乐残生”。

在国乐社团的基础上,全国各地也初步建立起中国的音乐教育机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国乐则逐渐作为一门重要学科进入到高等音乐院校。

伴随着一些留学国外归来的教育家、音乐家们的积极倡导、开拓下,专业音乐教育机构逐步发展起来。其中,“国乐”也随着教育机构的建立而开始纳入到专业音乐教育的范畴之中。⑩1927年在上海建立的国立音乐院,在设置的专业中除了理论作曲、键盘乐器、乐队乐器、声乐之外,也设立了国乐组,标志着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文化遗产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旦遇上点燃发火引信,都可成为沸腾着的,各个层次在运动中搅杂、翻滚、渗透、穿插,可在激荡状态下产生新的升华,达到新的高度的一种事物。”在提倡以“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乐的发展似乎没有停息。改进国乐、普及国乐、创造新国乐,是需要我们在前人铺筑的道路上继续进行下去。

注释:

①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②宋振海.中国音乐史略.音乐季刊.1924(9).

③招伟民.提倡音乐之我见.音乐季刊.1923(1).第9-10页.

④李荣寿.音乐杂志是什么.音乐杂志.1921(2).第2页.

⑤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⑥⑧刘育和.刘天华先生及对民族音乐的改革.刘天华全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第224页.

⑦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刘育和.刘天华全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⑨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萧友梅全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第666页.

⑩樊祖荫.高等音乐院校中的国乐教育.刘靖之、吴赣伯编.中国新音乐史论集——国乐思想.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4年版.第519页.

参考文献:

[1]刘靖之、吴赣伯编.中国新音乐史论集——国乐思想.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4年版.

[2]刘育和编.刘天华创作曲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3]黄翔鹏.律学史上的伟大成就及其思想启示.音乐研究.19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