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西伯利亚的故事

鲍尔吉·原野

爱听二人转的狗

人出了国后，先怀念祖国的不是心，而是肚子。胃，或称消化系统，在激烈排斥外番饮食的同时，怀念着小葱拌豆腐、打卤面、粉条头萝卜丝炸素丸子和黄瓜拉皮。人在国外，脑子想这事那事，肚子只想“国吃”。科学家说胃是人的第二个大脑，说得太对了。十九世纪的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庞克解剖人体，第一次发现胃壁有两层神经束和神经细胞的网络，这是大脑才有的东西啊!胃想搞什么?后来弄明白，这是胃用来回忆和识别故乡饮食的思考器官。在西伯利亚，我的胃从早到晚想吃的，腹腔像开进消防车，彼此呼叫。吃不到，胃改为回忆绿茶的滋味。我按照胃的指示喝绿茶，但这里宾馆的电源是三相插座，我的小电壶为两相。我想起，阿巴干广场有干活儿的中国人，找他们去。

见着一个中国人，一说就明白，两相转三相的电源插头。他说送给你了，到工棚取。

他姓李，吉林扶余人，在中国人承包的广场工程铺石板。老李说，一起干活儿的俄国人体格好，可是懒，干一点活儿歇个没完。老李干活儿身上舒服，歇着筋疼。说着到了工棚。

帐篷工棚住着几十号中国人，地上摆炉子、马勺和塑料豆油桶，一只半大狗从铺下蹿出来，朝我吠。

“福贵。喊什么玩意儿!中国人。”

狗接着吠。老李让我跟它说中国话，狠点儿，要不它叫起来没完。

我本来就怕狗，大喝：“闭嘴，滚一边儿去!”

狗收声，变得唯唯诺诺，用讨好的目光注视我。

“它叫福贵?”“对。它是张福田从国内偷着带来的狗，我们坐汽车来的。刚来时它小，塞一个地方就入境了。张福田提前回国，把它留这儿了。”

老李把插头给我，“这个狗可不一般，比我还爱国呢。人要说俄语，它满地乱转，表示闹心，一听中国话就老实。邪门儿不?”

老李打开电视，俄主持人说话。这只狗——福贵低头咬自己尾巴，咬雨鞋，呜呜哀鸣。电视一关，好了。

“它喜欢二人转。”老李从破碟片里找一张，放进DVD，画面上，描红抹绿的二人转男女演员打情骂俏，福贵看得目不转睛。

“福贵鼓掌。”

它立身抖前爪，意为鼓掌。

老李在铺下摸出一个盒子，打开，露出铜质奖章，“这是福贵的奖章，阿巴干市政厅颁发。前年我们住一个破楼里，半夜起火。人撤出来之后，一个俄罗斯妇女说孩子还在屋里，才两个月。楼快烧塌了，警察不让进。张福田让福贵进去救小孩儿。福贵钻进火里，用牙咬小孩儿脖领子，拖着出来了。”

“福贵!”老李把奖章戴它脖子上，“立正。”

福贵立身，胸前当啷着奖章，眼神无所适从。

老李接着说：“你知道它为什么讨好你吗？眼睛老盯着你，有话可惜说不出来。它想让你带它回国，不在这儿待了。这个狗对三个词最机灵，中国、扶余、二人转。有一回，半夜有人说梦话‘二人转，它刺棱醒了，以为放二人转，汪汪大叫。”

老李又对福贵说：“他带你回中国。”

福贵兴奋地“汪汪”叫，咽唾沫。

“带你回扶余，看二人转。”

福贵高兴地晃尾巴。

“福贵，给他作揖。”

福贵站起来给我作揖，我用手接应，差点儿没给它回一个揖。

“月底我们回国了，阿巴干九月份上冻。福贵就得扔这儿，海关不让带毛的玩意儿出境，怎么整?”老李抱膝盖叹气。

我该走了。福贵碎步跟着我，眼睛仰视我，眉头有几根毫毛长长探出来，很认真，很庄重，像说：带我走吧!到门口，它咬住我鞋带不松嘴。

老李抱起福贵，它从怀里往外挣脱，鼻子一拱一拱地大叫，如孩子绝望时的号啕大哭。

福贵像我的胃，时时刻刻想回家，恐怕它是永远回不去了。

大清

巴彦伯、托托、杰日玛，另一位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是图瓦国的呼麦歌手。他们让我惊讶的，是每人脑后梳一条鲁迅说的“油光可鉴”的大辫子。

呼麦，在图瓦叫“呼美”。如果用“民歌地图”来述说蒙古音乐风格，长调始于锡林郭勒，穿越蒙古国和俄联邦的布里亚特。到达图瓦后，节奏鲜明，气味趋近高加索。伴奏乐器弓弦越来越少，弹拨越来越多。他们演唱的歌曲如马蹄踏石，节拍每分钟在160～180左右。

我们约他们拍摄节目，在叶尼塞河边。

在这儿，河流由东转向北，在镜头里是蓝色的，又有远山更浅的蓝。他们的演出服是蒙古袍，皮靴足尖上翘（满洲样式），纯银火镰挂腰上，最豪洒的是他们的辫子。在中国，见不到辫子了，大姑娘都不梳。

我怕冒昧，还是发问：“你们的发式……”

“大清发式。”巴彦伯自豪地回答。

两鬓剃除，余留成辫，清朝官民皆如此，这会儿见到了真人。见到便想到，男人要是衰老，白发脱发，从辫子上一眼就看出弱，难怪李鸿章爱戴一条假辫儿。

他们唱，我们录。呼麦，是一个人哼唱两个旋律，还当别人演唱的背景音乐，类似长笛、圆号或低音提琴的音效，当乐队用。当然他们有乐器。我边听边想，这种演唱其实可以赚大钱。他们说去过纽约和伦敦，没赚到什么钱。夏季，他们每人每天的演唱收入平均不到人民币五元钱。其他季节没游客，也就没收入。

有经纪人吗?他们说有，罗伯特•休，图瓦唯一的美国人。

演唱休息，托托对我说：“我们崇拜大清。”

我不知该怎么说，问：“是清朝吗?”

“对。”巴彦伯眼里燃起神往的光彩，“大清，一个谦逊的帝国，了不起。”

我按说比他们了解大清，至少电视剧看得多，但这个话题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十八世纪，图瓦曾是大清版图的一部分。

“你们对大清的美好印象，能说出一个例子吗?”

“谷歌。”巴彦伯竖起右手大拇指。

谷歌?他们上网搜索大清?

杰日玛纠正：“故宫。”

“也许是。”巴彦伯说，“多么大的院子啊！铺满了青砖，一万名官员下跪，‘喳是真正的帝国，俄国人只会武力。”他竖起小拇指，再把指甲弹一下，像剔鼻涕渣。

“你们怎么了解大清的?”

“太爷说过的。”巴彦伯说。

“图瓦人留辫子的多吗?”

“过去的老人，偏僻地方的人现在留辫子。”

巴彦伯说，图瓦人留辫子是跟满洲人（满族人）学的，辫子在头顶，代表灵魂。阵亡的满洲人要是带不回尸体，他的辫子也能入祖坟。两鬓剃发，是让太阳光照在太阳穴上。满洲人认为，辫子地位最高，不可污损，男人没辫子等于没灵魂。

这时，一个欧洲人走进帐篷，是休：刀脸，淡黄的眉毛近于乌有，裤子上有七八十个洞，露着肉和汗毛。录制节目没有告诉他，他很不满意，说，这个节目如果录了，中国市场就没了。

歌手说没关系，中国是大清的故乡。

休说，如果他们非要录，合约中香港、台北的演出将取消。

他们说香港、台北不值一提，北京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故宫。

休气愤地挤眼，再挤眼，转身走了。

巍峨的金銮殿，红宫墙的黄琉璃瓦，男人化装成女人唱戏——这是巴彦伯心中的北京，他在纽约唐人街图片上看到的。

“我们能去北京吗?”

制片人说：“能，太能了。北京欢迎你们。”

“欢迎”这个词让他们不好意思。他们互相看，互相不好意思。在图瓦，词是词本来的意思，不随便说。“欢迎”让他们感到自己矮小。最后唱一首歌是《大清啊大清》。

“宫殿的檐角隐现在云端，它的名声人人都知道。火焰珊瑚堆成假山，路旁生长椰枣和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着了。大清啊大清，万国向你致敬。大清啊大清，走在你的土地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歌词翻译，我止不住大笑。这哪是大清啊?康熙皇帝没听过这个歌儿真是可惜。歌手们脸上诚挚的表情在说：一个王朝的美不容怀疑。这个歌儿唱一百多年了，大人小孩都相信珊瑚的假山、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觉。

金 道 钉

“你不反对的话，”罗伯特•休举起手里的啤酒罐对我说，“再来两个。”

俄联邦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出售和饮用酒精饮料的时间是20：00-22：00，这在图瓦也不例外。

休，作为在图瓦定居的唯一的美国人，说他了解许多图瓦的故事。我花400卢布请他喝了六罐啤酒后，他开始透露故事。

“你知道，”这是休的开场白，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图瓦人讨厌俄国人，没办法，打不过他们。十六世纪中叶，沙俄吞并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之后进攻西伯利亚。1581年9月10日，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人的乌合之众朝这里进发……”

休仰脖灌啤酒。他似乎做过特殊的喉部手术，几乎不咽，罐内454毫升就流入肚子。他善于记忆历史事件的时间。有人说休是个骗子，我看不出。讲述历史时，他的眼珠在眼眶里痛苦地搜索。

“再来两罐。”休示意服务员。

服务员摇摇头。

“到时间了。”休说，“总之，我明天带你去见一个人，不需要礼物。你会看到一件神奇的东西。如果幸运的话，你也许被允许伸手摸一摸。但是，绝对不许拍照。”

第二天，我坐上休的车，沿贝加尔湖，向库切走。他的车如同一个摇滚乐队，似乎所有的螺丝都没拧紧，劈啪乱响，但不妨碍行驶。休的话几乎都是对车说的：“闭嘴!你这个倒霉的化油器。还有你，磨合器，你总是带头捣乱。我的车……闭嘴!手刹车……不是一个车，是图瓦人丢弃的日本二手垃圾的博览会，它们是一群罪犯。行了，后轴。告诉你，这辆车会突然自动刹车，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样的事，过去我也没听过。”

就这样，在休对车的谩骂中，我们来到目的地—— 一个埃文基人住的撮罗子，它外表像一顶松树皮做的尖帽子。进入，树皮连着20公分的原木。里面约有十平方米，熊皮垫子上坐一位目光炯炯的老者。

休介绍：“这是92岁的雅库克•金。”

金上唇和下巴的胡须分为四撇，如螃蟹伸腿。他的眉毛像某一品种的狗那样浓浓地覆盖眼睛。我看他也就60岁，面色红润，手背的皮还不松弛。

“中国人来听故事了。金，讲吧。”

金捻自己的胡子，像从那里寻找灵感。他用蒙古语断断续续地说：“我是金。冬天出生。那天，一只狍子钻到这里，此后，我管这个狍子叫哥哥。这个摇篮（他吹上面的土）是我和我父亲出生后住过的地方。这个撮罗子，斯特罗加诺夫曾经来过，他是沙皇伊凡四世的密友。我太爷的名字叫安加拉，以河为名。”

休向他讲一通图瓦语。

金说：“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在1916年修好的，用了二十四年时间，全长七千公里。它破坏了我们的家园，带来了俄国人的气味。所有人都知道，俄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去堕落。”

休插话。

“是的，我恨俄国人，但今天不说这个。中国人，你想听什么故事?天鹅和雪狼私通生下一只鹿。下雪的时候，智慧从人的脚底下传到脑子里……”

休打断，金不以为然，两人争辩。最后，金点点头。

“中国人，这才是故事的开始。母狗养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完后，上面有一根道钉是纯金做的。沙皇亲自把它安在铁轨上，铛铛敲了两下，金道钉像长了腿一样钻进去，牢牢地固定在铁轨上。”

休鼓掌，向我挤眼，我也鼓了几下。

“后来，我们开始找这颗金道钉。天啊，我们的祖先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这颗金道钉冻死在风雪里，饿死的更多。他们走过勒拿河流域、切尔斯基山脉、上扬斯克山脉、东西萨彦岭，还有阿尔泰山的西北段。穿过苔原、泰加针叶林和无树草原。后来，他们全死了。休，我说得对吗?”

休说：“金，他们确实死了。”

“我太爷安加拉也在找这颗钉子。为此他娶了我太奶奶凯凯，她是茨冈人，会巫术。她说她生下来就知道金道钉在哪里。他们去了她说的地方后，凯凯说沙皇把它换了位置。当然，我太奶奶永远在撒谎，后来被蛇咬坏了左脚的脚趾。安加拉在长生天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金道钉。”

金从身后拽过来一个狐狸皮包裹，掀开棉布、绸布和细纱，抓出金道钉。它半尺长，中指那么粗，递给我。

我其实快睡着了，猛然惊醒。西伯利亚大铁路唯一的、沙皇摸过的金道钉放在我手上，很重，无锈，铭刻俄文。我小心地还给金，手上隐约有臭味。

“安加拉找到它后，迷路了，用它和楚瓦什人换了一匹马骑回家。回家再用两匹马把金道钉换回来。知道我们为什么找它吗?中国人。”

他自答：“它是这条铁路的心脏，我们找到它，在上面撒尿，用唾沫啐它，抹黑牛的血。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来，铁路就会完蛋，腐朽烂掉，因为它的心脏被玷污了。当然，我们也有损失，有一个人被雷劈死。再后来，我们把它供奉起来，因为找不到它原来待的那个地方，除非安加拉复活。讲完了。”

我再看这个钉子，所谓历尽沧桑。

我感谢金讲这个故事。休说：“付他三百卢布。”

噢，是这样。看到了实物，也值。当时我还想，如果拿到电视台《鉴宝》节目露面，也有意思。

过了两天，翻译保郎从贝加尔湖西岸回来，对我说：“收获太大了，我们见到了一颗金道钉，西伯利亚大铁路……”

他的故事和我听的差不多，金道钉怎么会有两个呢?离开图瓦前，歌手巴彦伯嘿嘿对我笑，说：

“钉子是你们中国的。”

“啊?”我吃一惊，“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他说：“森林里会讲故事的人休都认识。休向中国人订做了假金道钉，铅的外面镀金色，发给讲故事的人当道具，说故事的钱各分一半。这是休说的。”

他笑着，眼睛眯得也就一毫米宽，上下眼皮都是肉。他说：“中国人真巧，会做金道钉，刻上俄文字母，给中国人讲故事，哈哈……”巴彦伯笑得倚在床上的被子上，眼缝只剩十分之一毫米。

甘丹寺的燕子

燕子，挺着白色的胸脯，在雨前凝止的空气中滑翔，离地面越来越低。艳阳天，它们不知在哪里。

燕子，骄傲又轻盈，恰是少女的特征。在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我见到一只通灵的燕子。虽然有人说燕子全都通灵，但这只燕子有故事。

甘丹寺在乌兰乌德郊区，寺旁密生黄皮的樟子松，夕阳从树缝射入，它们披挂黄金的流苏，倚靠黄绿两色的庙宇琉璃瓦，真是脱俗。

“如果你秋天到这里来，”住持强丹巴说，“树林像包上了金箔。再往后，白雪盖在上面，更好看。”

第二次进庙是录一首梵呗。布里亚特蒙古语的喇嘛唱诵，述说人行善得到的从第一到第八十一种好处，生动甚至风趣；多声部，石磬伴奏，和声跟樟子松的香气好像有神秘联系。

大殿上，高大的佛像菩萨像从西藏和印度运来，无数铜碗燃亮酥油灯。

强丹巴看一眼手表，“一会儿诵大悲咒，燕子就来了。”

“燕子听经?”

“对。”强丹巴说，“这个燕子不是每天来，初一、十五肯定来，有时住在殿里。村民把家里的酥油灯送进庙里，燕子给他们点灯。”

“点灯?”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看，这是灯，灯芯在这儿，对吧?村里人把灯放在佛前，喇嘛用火柴把它点着，对吧?”

“对。”

“这时候燕子从梁上飞下来，喙在这个灯的火上啄一下，放在那灯上。火上有油。特别快，不快就烧着燕子了。酥油灯就点着了，可好了。”

身披绛红大氅的喇嘛陆陆续续进殿，落座。

他说：“燕子该来了。我给它起名叫‘卓拉，意思是佛灯开的花。你听过大悲咒吗?知道词吗?”

“听过。”我扭捏一下，“记不住词。”

“噢，没关系。其中有一句词燕子随诵，一会儿你听。”

螺号声起，强丹巴领诵，众喇嘛齐诵大悲咒。深浑的低音伴随高低错落的梵语经文，声音吐露无畏纯真。每次听闻，我悉有泪涌。经诵到第二句的时候，一只燕子悄然飞落在梁上，俯首。我想起燕子随诵一事，看。燕子中间好像张一下嘴，我分不清是哪句。燕子在第二遍和第三遍诵经中都张一下嘴。

结束，强丹巴问：“听到燕子念经了吧?”

我老实说：“没听到，它好像张一下嘴。”

“对的。大悲咒开始：南无，哈辣达奈，多辣亚耶，南无，窝力耶，婆卢揭帝，索波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

强丹巴停下来，认真地说：“这是第十二句，安。这时候，燕子张嘴叫：安。”

“它懂经文?”

“懂。能说的就这一句。这个燕子还救过我的命呢。”强丹巴说。

甘丹寺早先没这么好，只有几间旧僧舍。强丹巴自个儿在这儿修行。他每诵大悲咒，燕子卓拉就飞来，他们那个时候认识的。一天，强丹巴病了，躺了几天几夜。他要睡，枕边的燕子啄他眼皮，怕他死了，不让睡。后来，强丹巴把僧衣剪下一小条，写上字，对燕子说：“卓拉，你可怜我，就把这个红布条送到莲花寺住持僧格那里。”燕子衔着布条飞走了。不久，莲花寺的僧格骑马来到。吃了僧格的药，强丹巴病好了。

强丹巴说：“动物啊，草木啊，都有灵。你用好念头对它，它就对你好，这是常识。”

他说这是“常识”，我却惊讶。我们说话的时候，燕子卓拉在梁上一直露着小脑袋听。强丹巴看它，说：“我诵大悲咒，你注意听第十二句。”

“南无，哈辣达奈……安。”

燕子张嘴出声，像“啊”。真乃如此。诵毕，我问大悲咒经文是什么含义?

“除去一句，都是菩萨的名字啊。”

燕子点头，飞出殿外。

花朵开的花

我爸说，东部蒙古人原来与后来信仰萨满教，确认天地万物都有切实的灵魂。“波”这个词，为通古斯语族所共用，指萨满教的巫师。蒙古、鄂温克、布里亚特、满族都如此称谓。

在贝加尔东岸，我见到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波”。

在一座刚建好的喇嘛庙，雪花石栏础和台阶两侧放满信众放的钱币，银光闪闪。停车场上，一个人盯着我看。他有着突厥人的脸——宽脸扁鼻、高颧细眼，这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蒙古人的长相。他前胸一面明亮的铜镜，用绳挂在脖颈上。

我对他躬身施礼，他没理。我改致帽檐礼，他点头，说：“中国海拉尔地方乌里根河的人，都长着你这样的相貌。这是蒙古人标准的长相的一种，朝花可汗的子孙。”

我有受宠的感觉。我近世祖正是朝（chao）花可汗，但我没去过乌里根河。

我问他铜镜。

边上一个人（后知是警察局长）说：“他是波”。

波——他的名字叫尼玛，留给我地址，几乎命令我明早去他家里。

尼玛的家盖在山顶上，屋顶有汉地庙宇的飞檐，在一片木板搭建的贫民窟中露出显赫。尼玛对摄制组的灯光、机器毫不陌生，领我们进入做法事的厅堂。

他的法帽如清朝的官帽，戴上，开始做法。尼玛身后是一幅朝暾出海的彩画，印刷品。上方挂他母亲的照片，两侧挂滚金蟠龙立轴。在图瓦常常遇到的龙的形象，这是清朝留下的印记。他们的语言中有“大清”这个词，指清朝。他为来自蒙古语东方省的妇女龙棠占卜。龙棠在一张白纸上写字，尼玛放进白碟子里烧掉。尼玛探究灰烬的形状和碟子上留下的烧痕，说：“你的羊群并没有丢失，头羊的灵魂飞走了，所以羊群躲在你家东南方向的山坳里。”

这些话是翻译过来的，我不懂布里亚特语。

做法事时，一个姑娘手把着门框向里看。她也就二十岁，脸很白，眉眼迷惑，挺着小小的胸脯。她叫其其格玛，龙棠的女儿。

我们录制这一切。

尼玛让我报上生辰八字。

他看过，说：（翻译译出大概）你是黄金家族后裔。十六世纪，你的祖先来过布里亚特，后来到了蒙古国北部，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和我爸说的一样）。你的一位直系祖先在这里给人们治病，病死在荒野里（我爸没说过）。他时时刻刻想回去，他知道你来了（我开始紧张），他快要到了，在路上……

尼玛说祖先到此，对我有一点点危险。比如，不排除借我的躯体返回内蒙古这种可能。尼玛说：“别急，我劝他回去。”

他让我高举一碗奶茶，在激烈的鼓声里垂首默祷祖先安适。尼玛的导引词说：回去吧，喝下这碗奶茶，回到你住的森林里去。你的子孙很好，他将健康地在漫长的岁月中挥发家族的荣耀。

我举碗的手越来越抖，想到祖先为这里的人民舍命荒野，不觉泪爬两颊，擦不得，吸进鼻腔。

“回去了，你的祖先。”尼玛松了一口气，擦汗。我送他钱，尼玛坚决不受。倚在门框的其其格玛抽泣着，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出去跟她说会儿话。她是乔巴山市的小学英语教员，请求我别说英语，她说得不好。我压根儿不会。我们用蒙古语对话，但蒙古语的词汇对我来说很陌生。后来干脆用手语。

其其格玛了解我的情况。

她“问”（用手比划）：白胡须老汉和佝偻老太太怎么样?这是问我父母。

我说他们很好，没胡子也不佝偻。

她“问”：你一个枕头睡觉还是两个枕头睡觉?

我答：两个枕头，结婚了。

她“问”：你小孩?手比膝盖下。

我答：小孩像我这么高，在北京。

她知道北京，问小孩在那里做什么。

我说：“读粗学。”这是口误，蒙古语“粗”和“大”有时是一个词——读大学。

她表示在北京读大学了不起，跟在伦敦、纽约一样。

“宝日吉根（鲍尔吉），”尼玛喊我，“端奶茶。你的祖先又来一位看你，他是一个军官，骑马来的……”

尼玛祈祷，我敬茶。

“军官回去了，现在一切平安。”他快活地点燃一支烟。

我们喝茶交谈，等司机过来。

一个军官大步进屋，手指着我和尼玛说话，态度激烈。窗外有一匹马和一群狼狗。我心收紧，十六世纪的祖先们包括军官不都回家了吗?怎么又来了?

两人争辩，手势强硬，不时看我，显然与我相关。我不知躲起来还是待在这里，其其格玛泪流得更多。

我问翻译怎么回事。他狠狠地说：“你最好别说话。”

突然静下来，军官走了。波——尼玛显然很扫兴，也走了。其其格玛的母亲龙棠对我摇摇头，走了。

我说走吧。外边来一个男人拦住我，他抱着其其格玛的肩膀，说一番话，示意翻译。

翻译说：“你站到这里。”

我和其其格玛面对面站着。

翻译：“宝日吉根，你愿意娶其其格玛为妻吗?在这里和她生活。”

我不知所云，看每个人的脸都不像开玩笑。其其格玛焦虑地看着我。

“快回答。”

“我……”我说，“我早就结婚了。我……”

“说娶还是不娶!”

原来其其格玛有意于我，军官是前来相看的人，对我没看好，尼玛为我辩解。

“不娶。”

“不娶谁?”

“我不娶其其格玛为妻。”

没等翻译，其其格玛从我脸上已得到答案，泪珠一颗颗滚落。

接下来，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大家劝其其格玛，她摇头，哭。

我们悄悄地收拾三角架、灯和摄像机，走出屋。我前脚刚迈上车，被人拽下来了，其其格玛。她抱着我胳膊，攒泪的眼睛看我的脸。我闭上眼睛。

其其格玛被拉走，车开了。爱情?看来真的有爱情。一个女孩子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爱上我，我对“爱情”产生敬畏。这么多年稀里糊涂，没把这事当回事。想起别人拉她走，她转头一望的样子，我竟落泪，不知为谁而哭。很多年前，有人说我是个傻子。是的，我是个傻子。

其其格玛，蒙古语意思是花朵开的花。

谁是天堂里的人

“白嘎力”是蒙古语，“自然”之意。转音成为“贝加尔”。如果你问这里的俄国人，贝加尔湖是什么意思?他耸肩，说不知道，这是蒙古语。我们租了辆面包车沿偌大的湖畔巡游，寻找拍摄与蒙古血缘有关的原住民。车从下安加尔斯克向南行驶，到达名叫“海日斯”（也是蒙古语）的小城，刘翻译得了喉炎，说不出话，准备在当地再找一个译员。

路上，旅伴中多了两个女人，她们是中国商人，搭车去乌兰乌德。两人四十五六岁，东北人，一姓佟，一姓关。她们上车把袋子里的香肠、啤酒翻出来，一人塞一份，豪爽。

翻译找到了，是俄罗斯小伙儿。他远远走来，双腿矫健，胸膛平展。一顶鸭舌帽压在泡沫式的卷发上，卷发下有一双热辣的眼睛。

“我叫亮亮，”他用汉语说，把拇指和食指分开，压在左胸，“我爱中国。”

大家拍巴掌。

亮亮——他叫列昂诺夫，“列”和“昂”，汉语拼成“亮”——笑的时候，铲形门齿的缝上紧下松，像个“人”字。他21岁，自称游遍中国，掰指头计算，“上海、昆明、杭州、长春，还不算沈阳”。

为什么“还不算沈阳”呢?逗。

亮亮在我们的采访中做得很差，他只懂中文的万分之一，限于吃喝拉撒，将就吧。他爱中国爱得痴迷，说“天堂就在中国”。问他喜欢中国什么?楼盘?饮食?风景?亮亮含笑不语，用牙齿咬指甲。

佟说：“喜欢中国姑娘吧?”

他竟跳起来，双掌相击，说：“姑——娘哦，这个词就好听。”少顷，发觉自己失态，坐下，手放膝上。

亮亮面对我们时满面羡慕，这样的表情在俄国很少见到。他说：“中文太了不起了，把一样的音节放在一起当名字，兰兰、娟娟、丽丽，太神奇了。”他闭上眼睛。

“都是你情人吧?”关说。

“没有。”亮亮脸红了，“中国姑娘看不起我，我穷。中国人有钱。”

“哪儿啊!你要在中国，大姑娘都得把你围着吃喽，你体形多酷。”说着，佟和关相视大笑。

“尤拉，”亮亮给我起的俄文名叫尤拉，“‘吃了是什么意思?”

他看不出这两个女人在放骚。“吃”代表对男色的贪婪，与食物无关。我说：“爱你。”

爱，在外国人理解中含有信任、友善、倾慕等含义。亮亮“呼”地张臂拥抱关商人。关虽胖，却敏捷，她“嗖”地跳起搂住亮亮脖子，脚离地，胸脯紧贴，时长一分钟。亮亮弯腰把关放下，关红光满面。

刘翻译这时能说点儿话了，她私下告诉我，亮亮是孤儿，住姨妈家，姨妈瘫痪。我想起早上他到饭店用浴室的热水冲一杯速溶咖啡当早餐。我们请他吃面包，他指自己肚子说：“吃不下了。”工作餐，他很慢地吃自己那份儿，不多要。

车上，亮亮看窗外边的景物的时候，表情严肃，不是2l岁的神情。俄罗斯老人常有这种表情，像一块被海风劲吹的岩石，嘴抿紧，眼睛眯着。

那天晚上，剧组有几个人喝多了，后半夜去舞厅。西伯利亚少有这么晚打烊的舞厅。他们回来说，看见亮亮跟几个女人跳舞，女人看上去很富也很老。

刘翻译说：“不是什么好事儿，挣钱呗。”

佟和关听了很活泼，“亮亮厉害呀!这体格不挣点儿钱都白瞎了。咱们也请他跳。”

我问亮亮陪舞的事儿，他低头，用鞋踢石子，“尤拉，我知道你会瞧不起我，我只是挣一点儿小费，给姨妈买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尤拉，你这种脸形在我的家乡会受到尊敬，叫‘正直的脸，不撒谎，棱角分明。”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去一个渔村。车上，佟和关唧唧喳喳兴奋。虽然佟的肉长满了身体的凹处，像塔糖，眼睛却不闲着，像撒传单一样四处丢眼风。关的脸宽而平，像被狗熊一屁股坐扁又腾起来的，上涂脂粉。她们纷纷说，我听明白一点儿，亮亮昨晚跟她们在一起跳舞喝酒。说着，大小眼儿瞟亮亮。

亮亮眼神空洞地看窗外，像不认识她们。摄像师说：“亮亮，你今天这件T恤真漂亮。”

亮亮咧嘴乐，“杭州买的，正宗中国名牌。”

摄像懂这个，“不对，假货。”

亮亮拽衣服从头上脱下来，气恼地：“怎么是假货?你看吧!”

摄像从衣服内领找出“越南制造”的英文签给他看。

亮亮真是悲愤，这么热爱中国的人竟穿上了越南货，花费200元人民币。他卷起T恤从车窗扔出，飘落在田野，身上只剩下黑跨栏背心。

佟和关坐在车后，说亮亮身材凸凹有致，能看出肌肉群的层次。

佟说：“跟古希腊大卫差不多。”

关说：“多一身衣裳。”

佟说：“昨晚是真大卫。”

关说：“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

亮亮听得懂，假装听不懂。外国人假装的方法是沉默。

我们在渔村录完节目，有人推销鱼骨头做的镶嵌画。佟突然喊：“我钱没了!”

别人说你好好找，没外人，丢不了。

佟低头翻兜，把兜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出来，摊开卢布。“一千卢布，没了，我就这么一张。”她想了想，手指亮亮，“你偷的!”

亮亮无辜地摊开手。

“就你!”佟的脸变紫，“你昨晚偷的。你昨天晚上得了钱还带偷。交不交?不交我叫警察。”

亮亮背过身，站得离我们很远。

叫警察，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遇到麻烦，没收护照（我们护照有一点问题），用钱赎。

我示意大家安静，走过去跟他说：“亮亮，诚实地看着我。清白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偷了没有?”

“尤拉，”他眼神困惑，“我没有。”

我示意他别说话，掏出我自己的一千卢布，转身交佟，“他还你了，你消消气。”

佟拿卢布对太阳照照，“想耍老娘，没那么容易。”

这一天大家都不太愉快。傍晚，我们去乌兰乌德，亮亮来道别。他竟然若无其事，露着“人”字形门齿，和每一个人拥抱，包括关、佟，她们俩嘻嘻哈哈跟亮亮说笑。

到我这儿，亮亮问：“尤拉，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为什么会高兴呢?巴不得离开这儿。

亮亮说：“我知道你正直，你有权利不断发脾气，但我像你一样诚实。”他把一个银制圣母像塞我手上，“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值六百卢布，送给你。”

车走远了，佟转过头对我说：“大哥，不好意思，那一千卢布我找到了，塞裤衩兜给忘了。这一千卢布还你，他们说是你垫的。”

我接过钱，“你冤枉亮亮了。”

“也不叫冤枉，弄错了。谁没出错的时候?”

“刚才你没向他道歉。”

“嘁，我向他道歉?你还挺较真儿的。”

我心头火腾地上来，让司机停车，说：“你们俩下去!”

“这哪儿啊?让我们下去?中国人对中国人哪能这样?”

我把她们的东西扔了下去。车下，她们隔着玻璃窗叉腰骂我。

这是列昂诺夫——亮亮的故事。我想起他说的话：“天堂就在中国。”

天堂是个好地方，可是谁是天堂里的人呢?

对岸的云彩

我写作不怎么使用“美丽”这个词，觉得它是给偷懒者或儿童用的。这个词现成、概括、绝对。“美丽”——可以形容女人又形容景色，好像不应该。可是，看到从克孜勒城北面流过的安加拉河的时候，我心里浮出的词就是“美丽”。

对河水而言，“美丽”是说河面的温柔丰腴。水鸟追着河水飞翔。杨树倒映在水面，看得清叶子背面的灰。河怕扰乱杨树映像，似乎停流。水面浮走的水泡证明它还在行进。野花十几朵挤在一起摇摆，开成圆筒粉花的风信子、细碎微紫的马钱花、黄而疲倦的月见草花，在岸边伸长颈子观察河水。河水保持着荒凉中的洁净。

九十九条河流注入贝加尔湖，只有安加拉一条流出。它汇合叶尼塞河投奔北冰洋。当地传说，安加拉是贝加尔湖宠坏的女儿，与小伙子叶尼塞私奔了。

我在安加拉河边跑步，脚下是石板、草地或沙滩。跑五公里，到——我也不知这叫什么地方，还在河边，歇息。左面一座高崖，像城墙垒到河边停工。对岸有一处铁道线，偶过蒸汽机车，烟气纠结不散，白得晃眼，像被天空遗弃的私生子云。

仰卧起坐中发现，崖上坐一个姑娘，俄罗斯人，而不是常见的图瓦人。她的象牙色的长裙从膝头垂盖草丛，身边蹲一只黄狗。在旷野里见到一位姑娘，思绪被她牵制，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做一组这个看一眼她，做一组那个再看，后来索性不活动，看她。因为是早晨，河面的风吹得她的金发微微颤动，她不时把裙子拎起来掖在腿中间。这时，对面一列火车开过来，黑色的货车。姑娘猛地举起一束花（她手里竟有花束），举得高高的，左右摇摆。火车传来汽笛声。

姑娘花束，火车汽笛，中间隔着温柔的安加拉河。我几乎要赞颂，这是意大利电影才有的浪漫。

火车驶远，变小，姑娘举花束的胳膊慢慢落下。黄狗冲火车叫个没完，嫉妒。

我回转到宾馆，其实整整一天，脑子里在还原这个场景。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河边又看到此景。不同的是，第三天姑娘换了一条天蓝色的裙子。

我原本想登上高崖。路很远。高崖是凸凹的页岩，像中国人说的龙，越近河岸越高，姑娘在龙头上。我在下面仰望吧。

姑娘向火车挥动花束，汽笛回应。花束每天都不一样，紫穗的苋草，橙色的秋萝，菊花般的铁线莲。西伯利亚的野花太多了，采不完。

第三天，我边走边回头看姑娘，竟走进羊群里，吓了一跳。一个图瓦人赶着羊群来到河边，他头上包裹义和团式的红头巾。我对他笑，他回笑。

我指指崖上的姑娘。

牧羊人：“唉，她是瞎子。”

“她不是每天向火车挥手吗?”

“噢，”他瞥一眼，“对，开火车的是她相好，当兵的。我见过他们在一起。军人，不一定哪天就走了。”

他用牧羊鞭指前面，“你顺着这条小道从崖下绕过去，在桥边，就见到姑娘了，那是她必经之路。”

我来到桥边，不知为什么，心“怦怦”跳起来。想到她是盲人，安稳点儿。说着，姑娘走过来，手牵黄狗，手臂伸挡眼前的树枝。她走得那么骄傲，双眼在眼窝里闭着，脸上有笑意。我屏息，像仪仗队员一样挺直身子，怕她发现。姑娘走远，红地儿白花的裙子从草丛一路扫过。盲人向火车挥动花束，她怎么采到那么多好看的花呢?

早起，我跑到河边，姑娘已经在崖上，穿一身白衣裙。时间到了，该死的车还没来。

过了半个多小时，火车从地平线上出现，是一列绿色的客车，不是黑皮货车。车声渐大，姑娘站起来挥动花束，这捧花比昨天更鲜艳。她挥动，不停地挥动，火车一声不吭跑远。

姑娘站着，花束贴胸前，看不到她的脸。黄狗朝绿色的客车怒吠，像骂它忘恩负义。

西伯利亚的火车，不一定按时刻行驶，车次也不固定。那个当兵的如果不走，应该让姑娘知道才好——这只是我的想法。后面两天，绿客车天天开过来，不向花束鸣笛。姑娘在火车开走后站立很久。

离开克孜勒那天，别人午睡，我来到高崖上。这一块青石姑娘坐过，下面的青草曾依偎在她裙边。地上，躺几束枯萎的花束。我拿起一束，迟疑地向空旷的对岸摇一摇，没回应，云彩若无其事地堆积在对岸。摇动中，干枯的花瓣洒落在青石上。

原刊责编王小王

【作者简介】鲍尔吉•原野，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人。1958年出生。出版《掌心化雪》、《青草课本》等散文随笔集20种，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中国新闻奖金奖、《人民文学》散文奖、《文汇报》笔会奖、辽宁文学奖等奖励，有作品选入中小学课本。辽宁文学院签约作家、《读者》杂志签约作家。现为辽宁省公安厅专业作家，一级警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