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风云 异军突起

一、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

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蓬勃发展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它所达到的时代高度纵向上已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横向上已扩展至世界华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1927年“国乐改进社”成立时,刘天华即提出国乐“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宏伟设想。如今,国乐之名已有多重“符号”:大陆谓之“民乐”, 香港称为“中乐”,新加坡叫作“华乐”,台湾仍名“国乐”。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多以“华乐”名之。其共性指向均为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所特有的各种器乐独奏形式以及现代管弦乐队的合奏形式。

国乐“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是否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回答是肯定的。音乐是人类唯一超越国界的共同语言,无须翻译,即可沟通。刘天华所说之“并驾齐驱”,实际指向乃是“西方音乐”。在以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为特征的“世界音乐”中,无论小提琴、钢琴、室内乐、管弦乐、歌剧等音乐形式以及众多音乐大师创作的大批优秀作品,已经缔造一个有着几百年文化积淀的欧洲音乐文明,盛行不衰,风靡全球。同时,世界各民族、地区的器乐形式,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两者具有相对性之文化价值。但是,作为人类的“音乐语言”,后者之流行多属于国家性、地区性而非世界性范畴。中国“国乐”能否与“世界音乐”抗衡?是否存在着作为国际性音乐语言的潜力?这是刘天华提出这一理论命题之历史高度与实践价值所在。

中国器乐之创作形式,现有两种典型模式:一是借鉴欧洲音乐各种形式、创作思维与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元素而创作的中国音乐作品,具有现代形式、现代技法、现代内容、现代风格等艺术特色。另一种是运用中国固有传统器乐形式,既采用传统音乐技法又借鉴西方复调思维相结合之手法,以传统乐曲改编或现代内容为题材,创作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特色之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包含各种器乐独奏作品在内)。上述两种创作模式,就其“形式”而言,均值得提倡,也是中国器乐走向多元化创作繁荣必由之路。然而,从民族特色角度审视,现代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却有着中国乐器群的“外观”,更具有鲜明中国“神韵”,运用西方音乐创作技法乃是一种借鉴性手段。其音色之古老,韵味之独特,技法之新颖,题材之广泛,兼有“传统”与“现代”之光彩,使其“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具有“以我为主”的文化优势。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器乐文化!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世界各国迫切需要接近中国时代的到来,“民乐”将会越来越起到“文化交流”使者的使命。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发展可谓异军突起,高手云集,新人辈出,名作纷呈,中国音乐界正在逐步实现“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伟大理想。但是,时代总是在呼唤着领军人物出世,领军人物也总会不负众望地依靠集体力量改变时代面貌。朴东生则是民乐界公认为当今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起到这一作用的灵魂人物。

二、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领军人物

所谓“领军人物”,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1.指在音乐界或某一领域被公认“领袖”式人物,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一种难以替代的核心地位;2.精通本行专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凝聚力、号召力与影响力;3.有着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与人格魅力;4.有一批拥护者,形成规模不等之群体队伍;5.对本行专业之建设与发展做出富于前瞻性、时代性的巨大贡献。因之,领军人物乃是个人才干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条件下发挥时代作用的产物。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蓬勃发展,既离不开一代代音乐家含辛茹苦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也得益于时代文化需要创造的客观条件,更是当代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伍群体性的智慧与创造结晶。归根结底,“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集体性长远目标。同时,我们也无须回避“领军人物”的重要作用。这样的人物,既是整个队伍中普通一员,又是能够对整体事业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有抱负、有谋略、有实际行动、有忘我精神之将帅式才干人物。在这一基点上考察并加以验证,将朴东生先生称之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领军人物,乃是一种严肃的学术定位。目的在于总结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倡导个人作用与整体事业之间所应有的一种“互动”关系。

朴东生(1934—)辽宁沈阳人。1949年参加专业文艺工作,时年不足15岁。1952年创作第一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东北风》(合作)作为音乐创作生涯的起点。同年就读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创作成名作——民乐合奏《苗族见太阳》。1954年调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剧团管弦乐队参与演奏、作曲事项;1956年调至中央歌舞团任指挥,创作二胡曲《在草原上》,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扬琴独奏曲《山谷的黎明》、《东湖之春》等作品。1958年下放农村。1959年“支边”延安。1961年调辽宁歌剧院任歌舞团民族乐队指挥,迎来民乐创作又一个“高峰期”。“文革”期间,插队落户,后调至沈阳市歌舞团任指挥,经历了人生沉浮磨练。1977年重返北京工作,调回中央歌舞团担任指挥。1978年起先后出访31个国家和地区,再一次成为他从事创作、指挥、写作之“黄金期”。1979年与彭修文、秦鹏章发起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筹建工作,直至1986年正式成立。1987年筹备组织千人演奏“中华大乐”,9月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演出,并担任《金蛇狂舞》指挥。1989年初,调入文化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任领导工作。整个90年代,在总社、学会、创作、指挥、大量社会活动的“立体化”状态下忙碌,直至21世纪之今日。作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要领导人,朴东生对于我国民族管弦乐事业迅猛发展起到了带头人作用。他于1996年(62岁)离休至今,始终未曾离开热爱的民乐岗位。在他从艺60年岁月中,既浓缩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发展道路的一个侧影,也彰显出一位音乐家成长过程以及在整体事业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以下简称“民管会” )在朴东生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后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或许能够展示上述两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与内在联系。

1.民乐队伍的壮大

1927年“国乐改进社”发起成立时,发起者有刘天华、吴伯超、郑颖孙、曹安和、萧淑娴等35人。“大同乐会”作为近代最具影响的民族管弦乐演奏团体,无论在上海(1918—1941)或重庆(1941—1946)时期,人数均在数十人左右。“民管会”则由1986年成立初期的几十位会员发展到目前拥有近8000余名会员。同时 “民管会”在组织建设、分工精密、成员众多、活动频繁、有质有量方面乃是卓有成效的机构,对于团结全国民乐界人士共同推进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发展起着“中枢神经”作用,在港澳台以及世界华人地区的同类团体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巨大的时代反差,既得益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也是“民管会”决策者不失时机抓住历史机遇迸发的文化能量。正如朴会长所说:“‘学会成立15周年时,编印了纪念画册,它的标题是:路在延伸。我坚信,在弘扬民族文化、繁荣民族管弦乐事业的里程中,‘学会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将在这一宽广而充满希望的大路上,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朴东生著《民乐纪事60年》,第389页)这一决策变成了这样的事实: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一支浩浩荡荡民乐大军的记录!

2.民乐创作的繁荣

音乐创作始终是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民乐创作进入一个初步繁荣阶段,一批优秀民族器乐独奏曲和合奏作品表现了新的时代特色。但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的真正繁荣是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形成了一个以多元化为特色的民乐创作新时代。彭修文、刘文金、赵季平、关廼忠、王建民等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民乐创作题材多样,形式独特,手法新颖,具有很强的时代震撼力。诚然,音乐创作是一种个性化极强的文化行为,主要依赖于作曲家自觉的创作欲望与内在动力。然而,“民管会”作为外界因素推力作用显然不容忽视。1998年朴会长上任之初,即在山东青岛组织“ 98全国当代民乐创作理论研讨会”(与《人民音乐》共同主办)。他在“开幕词”中说:海内外各阶层“……一致呼吁能有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的民乐精品问世,创作已是推动民族管弦乐发展的关键。”“在世纪之交举行如此规模的创作研讨会,必将为21世纪我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取得更辉煌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一定会推动我们的作曲家写出更多更好无愧于伟大时代所需要的大量民乐精品。”在“闭幕词”中又说:“这是一次推动创作观念转变、拓宽创作思路,高水准、高质量、有实效的理论研讨会。……是一次重要的带有里程碑性质的学术活动,必将在下世纪显出这次会议的理论影响。尤其在座的中青年作曲家,肩负着跨世纪的重任,将对建构完备的民族管弦乐理论体系发挥更大作用。”事实已经证明,改革开放、世纪之交的岁月,是我国民乐创作最有活力与个性化的时代。大批具有经典特色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与民乐独奏、重奏乐曲,争奇斗艳,不胜枚举。中国民乐创作精品意识已经渗透到民族器乐各个乐种之中,验证了朴会长上述关于民乐创作理论所具有的高瞻远瞩眼光与实践意义。

3.民乐人才的培养

民族器乐演奏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涌现是中国民族管弦乐整体事业极其重要的环节,也是衡量民乐水准之“外化”形式。新中国成立后,高等音乐院校和民族器乐团体开始成为培养民乐演奏人才的重要基地,并逐渐遍及民族乐器各个门类。笛子、琵琶、二胡、扬琴、古琴、古筝、笙、唢呐等等均有一批优秀演奏家乃至大师级人才涌现。然而,真正形成一大批高水平民乐演奏队伍,还是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后。其中,除了时代发展需要、专业人才培养部门的纷纷建立和演奏家孜孜不倦的传薪精神等因素之外,“民管会”以及其他机构举办民族器乐考级和各类民族器乐比赛成为促使民族器乐演奏人才大规模涌现创造了时代性机遇。经文化部批准,“民管会”自1997年暑假开始在全国举办“民族器乐演奏(业余)考级”活动。考级伊始,朴东生即指出:“这是民乐界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长期战略任务,是弘扬民族文化、普及民乐的一项重要举措,必须严密组织、精心操作、认真负责地抓好、抓实、抓出有广泛影响的成果。”(出处同上,第395—396页)民乐演奏人才的培育,由普及到提高是一种规律性现象,更是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严密组织”与“精心操作”则是成败之关键。 “民管会”主办或承办的全国性各种规格民族器乐比赛,从各类少年儿童民族乐器比赛直至历届文化部主办第一、二、三届“文华艺术院校奖——民族器乐大赛”;中央电视台主办2007、2009两届“CCTV全国民族器乐比赛”。优秀民乐人才之脱颖而出令人目不暇接,无比兴奋,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赏。中国民乐人才新人辈出,后继有人,拥有高水准后备力量之雄厚,又构成历史上空前的壮观景象。这些比赛,朴东生都参与其中,对于培育各行业后继人才有着重要推进作用。正如朴东生会长所感言:“中国的民族音乐在21世纪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必将在世界乐坛上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朴东生《寄语——为第一场“‘桃李芬芳全国青少年民乐观摩音乐会”而作》,出处同上,第399页)民乐新人是我国民乐事业的未来与希望,把握现在,放眼未来,这是战略家的决策与胸怀!

4.民乐精神的发扬

何谓“民乐精神”?即民族音乐的“自我超越”。众所周知,我国民族乐器素有“不登大雅之堂”之雅号(诚然,从传统音乐角度而言,其发挥的作用是另一性质问题)。刘天华曾说过:“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地。”他在改进国乐,将二胡、琵琶等民间乐器提升至高等音乐学府专业乐器的地位,本身就是民族器乐的“自我超越”。因此,“民乐精神”是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能够发展至今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归纳。我国老一辈民族音乐家都具有这样的实践精神。朴东生更是发扬“民乐精神”的典型与代表。他一生热爱民乐指挥事业,仅“指挥法”一书(1981:《乐队指挥法》;1997:《乐队指挥法》【修订版】;1998:《指挥入门》;2005:《民乐指挥概论》;2007:《合奏与指挥》;2009:《指挥艺术概论》)即有六部之多,在这一领域中不断地“超越自我”。他长期在音乐会舞台上“叱咤风云”。22岁时即在中央歌舞团担任处于核心地位的指挥;他曾动情地说过:“我真正的文艺春天是从1978年开始的。”“1978,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1978,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新起点。”(《民乐•人生——朴东生艺术生涯六十年》第41页)因此,他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又是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朴东生自“耳顺之年”到“古稀之年”频繁的指挥、创作、写作、学会活动,同样是一种“挑战生命”的自我超越,构成他艺术人生一个个“亮点”。凡是优秀指挥家,均具有多方位之“全局观”。目前,朴东生登峰造极的“指挥艺术”,恰恰在于他作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领军人物,在指挥着一支无形的“中”“华”“国”“民”大管弦乐队,演奏着一部无声乐曲——《中华天籁交响曲》。正如《老子》所云:“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他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体现着“民乐精神”贯其一生之不懈追求以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朴东生精力的旺盛、工作密度之密集,常人难以想象。2004年是他最为忙碌之年,一年中曾六次穿梭于新、韩、马、日及我国台湾地区,参与海外民乐活动,又有国内各地大量工作需要亲自参与,时年71高龄。这或许是“民乐精神”的最好诠释。总之,朴东生的所作所为,无须再一一列举。他身体力行所做的一切,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民乐。这是一种理想,一种胸怀,一种震撼,一种境界!

三、 瞻望未来 任重道远

中国民族管弦乐要实现“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是中国音乐界与世界华人地区音乐界的共同理想,也是需要几代人为之付出努力的远大目标。刘天华率先跨出了第一步,彭修文、秦鹏章、朴东生发起建立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迈出了坚实的第二步。这“两步”走了半个多世纪时间,所取得成就时代反差之大,已经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它依然有着漫长的路要走。一种艺术形式趋向完善与完美,往往需要有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文化积淀,观念意识领域之变革甚至需要更长的岁月方能完成。

中国民乐界在观念意识领域之“陋习”何在?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至关重要问题,笔者曾和朴会长在闲谈时有所涉及。我国民族器乐自古以来的口传心授传承方式形成了一种师承体系。这样一种“师承体系”利弊皆有。利者,学生得以传承师辈之流派精华,乃至道德、学问、人品;弊者,“抱残守缺”、“门户之见”随着师承体系中的封建意识残余,渗透至现代中国民族管弦乐的队伍之中。在民乐界的各个乐种之间,文人相轻、互相排斥已经不是一种个别性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之“顽疾”。刘天华早就提出过:“必须要联络全国同志,一致进行;我们应该打消门户之见,大家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生。”他的历史性预见在80余年后的今天,随着民乐事业的繁荣,经济大潮的汹涌,不但未见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实在值得民乐界深思。这样的“隐患”,不仅破坏着民乐界的团结,甚至会瓦解中国民乐的美好前程。朴会长更深有所感,表示将在有生之年或许会在民乐界提倡一场“思想革命”,正视着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与艰巨性。

中国民族管弦乐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独特形式在国际乐坛“异军突起”是一个不争事实。中国民乐演奏团体与民乐演奏家在世界各地演出受到高度赞赏与热情欢迎,也足以证明它所具有的东方神韵是人类音乐文化中独树一帜的艺术品种,成为堪与西方音乐相媲美,构筑“地球村”人类心灵和谐沟通的重要艺术形式,有着极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实现“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则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远景规划。朴东生“甲子风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目前,中国民族管弦乐处于历史上最为美好的时期。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是时代需要领军人物,音乐界各行各业都需要领军人物!或以诗云:甲子风云六十载,异军突起恃风雷。会当并驾齐驱日,壮士回首皆抛泪。值此朴东生先生从事民乐事业60周年之际,笔者撰写拙文,一则向朴会长表示庆贺与敬意,二来借此对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发展历程略作回顾与瞻望。一举而两得,获益匪浅也。

刘再生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