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政治及其无力

赵卫国

内容提要 结合海德格尔的政治事件来解读他对柏拉图洞穴比喻的解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谋求应对技术时代和虚无主义的政治之初衷,客观认识海德格尔思想与其政治行为的微妙关联,正视他留给现代人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助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理解海德格尔在纳粹政权的兴起与覆灭期间思想上所发生的转向。

关键词 洞穴比喻 暴力 教化 理念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5-0038-06

学界普遍认同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有一个转向,而值得注意的是,转向的时间却伴随着纳粹政权的兴起与覆灭。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可以说是从前期探讨存在意义的此在之结构及时间性,转向后期对存在之真理发生结构的思考。巧合的是,人们批评海德格尔的政治失误,也同样针对他早期积极加入纳粹党并号召纳粹革命,而战后却“泰然任之”,以人在命运面前的被动性而推卸责任,并把罪恶与正义相等同。可见,无论在思想或行动上,这个时期都是海德格尔的活跃期。此间海德格尔在各种场合频繁发表关于真理的言论,其中多次涉及对柏拉图洞穴比喻的解释。因此,结合海德格尔的政治事件,解读他在洞穴比喻解释中的政治暗示,有助于我们理解海德格尔谋求回应技术时代和虚无主义的政治初衷及其失误。从其思想出发揭露或辩护他的政治行为注定不会成功也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清醒地认识他的事件留给现代人┑奈蕺法回避的问题,启发我们深思政治与哲学的关系。

一、技术—政治时代的洞穴居民的被囚缚状况

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洞穴比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描述洞穴居民们的生存状况。囚徒们的头颈和身体从小就被锁住,只能看到前面洞壁上的、实际上是他们后面的物件所投射的阴影,听见从洞壁上反射的、实际上是他们后面的人所发出的声音,而这些囚徒们却把所看、所听到的东西当作是真实的存在者,无蔽的东西。“这些人面前所拥有的无蔽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来自某种其它事物的幻象——就是说,假定他们相互之间能够讨论被给予的东西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面前的(现实的东西)直接视为存在者”②③Martin Heidegger,Von Wesen der Wahrheit: zu Platons Hhlengleichnis und Thetet,Gesamtausgabe Band 34,Vittorio Klostermann am Main,1988,p27、p24、p24.。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当格劳孔一开始听到苏格拉底给他描述这样的场景时,他的第一反映是,“你展示了一个奇特的场景和一些奇特的囚徒!”②可是,苏格拉底立即纠正了他的惊讶,他说“不,我们和这些人是一样的”③。海德格尔在这里提醒我们,希腊人本来就把大地看作平的圆盘,上面被天穹所覆盖,因此洞穴比喻所描画的场景,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里面的囚徒指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日常就生活在洞穴之中,而“我们”又生活在不同时代,被囚禁的方式相应就有所不同。结合海德格尔整体思想,我们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洞穴囚徒,指的是他所说的痴迷于“公众意见”的“常人”,“常人”就是受广义的技术所支配的芸芸众生。海德格尔认为,随着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特别是近代主体哲学的兴起,技术作为人揭示存在的解蔽方式之一,逐渐成为人唯一的一种生存方式并彻底的支配着人。技术摆置下的常人,谋求对世界的计算和控制,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将存在者丰富的多样性均质化、简单化、抽象化,进而发现事物的现成的、不变的规律。这种筹划不仅针对自然,抽象化、单向度化的技术力量同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的政治生活领域,狭义的技术可以用来为政治服务,而广义的技术本身就会形成一种隐蔽的政治,即现代技术—政治。人们在设计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时,总是首先提出所有人的人性中都普遍具有的基本性质、原理,在此基础上,运用“理性”炮制出公众所向往的诸多“理念”,并规划行之有效的实施途径和方案,这种政治可以是自觉“运用”技术的,甚至在海德格尔看来,它可能本身不自觉地就“是”技术的,是受广义技术所支配的。其结果就像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那样,“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注: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页)。技术—政治表现为温柔的非暴力性,技术本身的成就使人感到舒适方便,并由此认同以其方式所建构的政治之合理性。舒适性同时也意味着技术控制的隐蔽性,劳动强度的降低,使机器的奴役和与生产率成正比的剩余价值剥削得到认同。技术政治控制渗透到方方面面,阶级差别表面上消失,社会各阶层生活方式趋同,批判性文化渐渐和现实达成一致并最终蜕变为商业享受,超越性的思想被还原为技术上可实现的现实,一切都在均质化和平等化。虽然生活表面上似乎仍然丰富多彩,但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单向度的均质化对象乏味的重复运动,人在这种舒适而隐蔽的技术—政治控制下被单向度化,其结果是只能看到唯一的对象,即抽象过的、并不真实的阴影,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维护着阴影的秩序,普遍认同这种“洞穴政治”,被人云亦云的各种观念所左右,以可以准确地预料洞壁上阴影的出现顺序,并对之加以控制利用为能事,这种技术—政治渗透到每一个人骨髓之中并使其失去真正的自由。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现代西方精神已经从古代高贵的源头堕落并发生了全面的危机,以技术和商业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方式使人全面异化,如今,德国乃至欧洲处于俄国和美国的两面夹击之中,而这两个国家本身就被“同样可悲的无节制的技术疯狂和无限度的大众组织”(注: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页)所支配,人们正在全面地沉迷于技术—政治的阴影之中。

二、洞穴人的执迷与解放的失败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形下,洞穴比喻的第二阶段出现了转机。海德格尔指出,第一阶段导致洞穴人迷失的原因在于,虽然他们也确实面对了一种无蔽的东西,但他们不能把眼前所看到的无蔽的东西当作无蔽的东西,因为他们从小受束缚,对后面的情景,包括火、光、物件等一无所知,他们无法区分阴影和现实、光明与黑暗,更不知无蔽与遮蔽,一句话,他们不会“区分”。“这里没有区分,就导致了洞穴中的人如我们所言,‘完全迷失了——固着于(befangen)某种东西,并被缚于(gefangen)诱人的东西中”(注:Martin Heidegger,Von Wesen der Wahrheit: zu Platons Hhlengleichnis und Thetet,p27.。就是说,当局者迷,当局者不知“局外”。当现代技术成为唯一的统治性解蔽方式时,人们的眼中就只能出现与之相符合的单向度的对象,常人的计算性筹划决定着某物的唯一之所是。因此,转机就必然表现为,使囚徒首先学会区分不同层次无蔽的东西。于是,一个囚徒被解开了枷锁,他可以站起来离开固定的位置,转动身子和头颈并四处打量,当他被迫转回头看见洞穴内的物件、火和火所发出来的光,一句话,看见了更加无蔽、更加真实的东西。这里出现了一种区分,一种秩序和等级,无蔽的东西()和更加无蔽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真实的物件和火光,要比洞壁上的阴影更加真实和无蔽,解脱了枷锁的囚徒因眼睛的不适所带来的痛苦,是由于对更高级存在的不适应,然而,囚徒却另有评判,“而当某个人甚至强迫他去看光本身时,他的眼睛会感到难受,他会转过脸去逃向他所能看清的东西那里,此外他还会辩护说,这些[阴影]实际上比人家现在想要给他指示的东西更加清晰[更可见],不是这样吗?”⑤⑥Martin Heidegger,Von Wesen der Wahrheit: zu Platons Hhlengleichnis und Thetet,p31、p114、p40.洞穴生活使人失去自由,但同时也给人带来了方便、有序和安逸,“在这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中,人们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在家中,并且在这里找到了依靠”(注: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6页)。技术—政治时代让人安心,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有备而无患”,我们可以像洞穴人预料阴影秩序一样,有计划地建构和谐秩序,防范不好的事情,“从这种安定情绪看来,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中,一切大门都敞开着。沉沦在世对它自己起到引诱作用同时也起到安定作用”(注: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第206页)。突发事件总是让人措手不及,无防范之事没有最好,洞穴中人不愿意往更光明的地方走,正如我们自己沉迷于技术政治控制一样。在海德格尔看来,第二阶段的解放并不成功,原因在于这种解放是消极的、被动的,违背了囚徒的意愿和他的评判尺度。但是,在第二阶段却出现了两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无蔽或真理的等级,与这种等级相关,就出现了看的正确性问题。囚徒虽然与“我们”在哪种存在者更真实的认识上相反,但不妨碍“区分”的出现,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就是初步教化的成果,囚徒开始知道另有它物,正如现代人如果领会到除了技术—政治控制所导致的庸俗的商业体系和虚弱的民主政治之外还有其他,这就是进步,只有有了区分和比较,才可能使人想象更高的存在。其次,因为囚徒看物件和火光眼睛非常痛苦,所以这些活动都是被强迫的,只要有机会,他会立即逃回到他所认为更真实的阴影上,因此,教化必须通过一种暴力()来实现。尼采就曾经设想出一种以暴力消灭虚弱制度和信仰的“金发野兽”,从而为全新的、强大的、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铺平道路。斯宾格勒也曾预见说,德国将重新担负起拯救西方精神衰败的命运,而完成这种使命,需要某种新的专制政治的崛起,打碎“金钱的独裁及其政治武器民主”

Oswald Spengler,TheDecline of the West,two volumes,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Alfred A.Knopf,1947,Vol. II,p504)。按照某些学者的研究,用暴力对抗现代文明平均化、庸俗化的思想,在海德格尔那个时代并不新奇,在德国甚至渊源流长。海德格尔同样在洞穴比喻中发现了暴力,并且他认为洞穴比喻并不单单是要提出最高理念,首先要表达的是教化,而希腊意义上的教化就是政治,所以《国家篇》第七章洞穴比喻第一句对话就是:“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象一个关于我们人的场景,并据此来理解我们的这种本性,不仅着眼于其可能的被教化状态,而且还关系到其可能的未被教化状态”⑤。教化的政治需要暴力。

三、理念作为真理的环节和教化的手段

第二阶段只是出现了转机,但解放还是失败了,要解放的人并没有懂得解放的意义,所以,第三阶段一上来就继续展现暴力。“但如果现在有人强行拖着他,通过洞穴中陡峭崎岖的上坡道,而且不让他逃脱,直到将他拖到太阳光中,此时被拖出来的人难道不感到痛苦并且会反抗吗?一旦他进入光明之中,他的眼前将金光闪耀,甚至于不能去看被他现在所视为无蔽的东西,不是这样吗?”

⑥这里提到了崎岖的上坡路和眼睛面对光明的极端痛苦,甚至提到了反抗和暂时的失明。但柏拉图在此段的一开头同样提到了“目前被视为无蔽的东西”,后来又称之为“最无蔽的东西”或“纯无蔽的东西”。此时的囚徒真正走出了洞穴,面对了最具存在性的存在者,虽然很痛苦,但他还是学着适应,首先看洞外事物的阴影和倒影,再看这些事物本身,然后看黑夜里本身发光的星辰,直到最后看本源的光——太阳本身。到了这个阶段,他就明白了,洞穴中的阴影和火光,以及解放过程中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来自光和本源的光,都基于存在者本身之所是,即众理念和最高理念。于是,他不愿意再回到洞穴,不再羡慕聪明囚徒们的智慧,以及由此带来的威望和权力。解放达到了目的,囚徒从消极的被动解放,达到了对理念自由积极的喜爱,于是,按照传统的解释,洞穴比喻在这里就达到了顶峰,柏拉图就是要为芸芸众生提供一个值得追求的,即形而上的理念世界,对众理念的看和喜爱,就是哲学,对最高理念,善的追求后来就成为神学的目标。

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之后的哲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第二阶段就出现的无蔽之物的层次区分和比较,使真理有可能背离了原始无蔽之含义,从而蜕变为看或言说的正确性,于是,第三阶段所看到的,顺理成章就是最无蔽、最正确的东西,众理念及善被价值化之后,就成了最值得追求的、理想的东西。而现代主体形形色色的世界建构,包括对自然的技术建构,人自身的道德、伦理、法律、政治建构,恰恰就是以蒙上了各种价值色彩的理念和理想为其宗旨,当这些理念不断被历史所证伪之后,就出现了尼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在海德格尔眼里,尼采是柏拉图哲学的最极端形式和完成,尼采本人首先发现了这种传统所必然产生的虚无主义。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这个故事的叙述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结束于对那种爬出洞穴的攀登所达到的最高阶段的描写”(注: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路标》,第256页)。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还有更深的暗示,海德格尔在解释之前给出一个提示:“个别的阶段并不是本质性的,而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之间的过渡(bergnge),因而存在于这种过渡中的整个进程(ganze Gang)才是本质性的”③④Martin Heidegger,Von Wesen der Wahrheit: zu Platons Hhlengleichnis und Thetet,p21、p90-91、p91.。很明确,第三阶段并不是本质性的,而阶段之间的“过渡”,才是洞穴比喻之根本,而过渡的过程就是教化或政治。囚徒看到较高的、甚至最高的理念,只是学会区分和比较、从而超越目前的无蔽之物的必要条件,就是说,理念只是真理的环节或教化的手段。如果认为理念世界就是最后的居留之所,那就完全忽视了洞穴比喻所蕴涵的教化之本质,教化是要把人不断从痴迷的主体拉回到自己本真的历史性此在,所以柏拉图说,“只有当他本人面对他自己并基于其本质而获得自由的时候,解放才会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常人沉迷于各层次的“理念”,包括政治理念而失去自己,主体并不自由,教化需要与无教化状态不断进行争斗,依靠理念,但又超越理念。“只是提升到洞穴之外的人,单单沉湎于理念的“显现”之中的人,根本没有真正将理念看作让通过的东西,看作自由给予着存在者的东西,看作夺走遮蔽的东西。他把理念本身仅仅变成了某种存在者,存在者的某种比较高的层次,揭蔽根本就没有发生”

③。作为无蔽的真理就是揭蔽,而揭蔽意味着与遮蔽的不断争斗,于是,真理就是持续地与非真理的争斗,这种争斗只能够由历史性的此在来承担。执着于形形色色的理念,正如洞穴中对阴影的执着一样,本身就是真理之遮蔽,真理并非一蹴而就,或经过艰苦努力就可一劳永逸地持有,而是与各层次“执迷不悟”的历史性抗争,理念有时反倒会成为真理的敌人,真正的政治家入于理念而又出于理念,他认识一种“超理念”的理念。

四、哲人在洞穴中的无力及其暴力

对理念的这种颠覆性解释,使得比喻的第四阶段变得异常重要。按照传统的解释,囚徒从被动解放到真正变得自由,不再羡慕洞穴生活,比喻的实质性内容就结束了。接下来第四阶段似乎成了狗尾续貂,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对老师苏格拉底的缅怀。最多还可以说,作为政治公民的哲学家,有义务拯救众生,“应该”成为哲学王,但洞穴中囚徒们的认识水平和现实状况,使得“理想国”难以实现,哲学家最终只能提供“理念”而远离政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自身的经历就证明了哲学之无力。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与爱智慧的哲学“家”及其哲“学”不同,哲人及其思想并不那么乏力,比喻的第四阶段才是真正的高潮。“随着单纯的朝向太阳的上升,解放还根本没有结束,自由既不仅仅是从枷锁中挣脱出来的自由存在,也不仅仅是为了光明而变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存在是出于黑暗而成为自由人。返降到洞穴中决不是附带的玩笑,想象自由人突然有一天发生了转变,比如出于好奇,为了体验洞穴中的此在们如何排斥在上面所看到的东西,而是说,返回到洞穴中,才是自由首次真正的完成(Vollendung)”④。可见,要想真正成为自由人,实现真正的教化,就必须时刻与无教化状态做坚决的斗争,出于黑暗的才是光明,一定要让囚徒们学会区分,必要时也得依靠“理念”。但是,返降也是艰难的,自由人的眼睛已经不再适应洞内的黑暗,不习惯囚徒们的思维和交流方式,囚徒们笑话他弄坏了眼睛,而且因为他打乱了“秩序”而憎恨他,想要杀掉他,这说明,真正的哲人在“洞穴政治”面前首先表现得非常无力。而现代社会对哲人的毒害,也不再像对苏格拉底那样使用毒药,现代的毒药“人道”而隐蔽,“现在,毒害则通过人们对于洞穴中的哲学家产生了兴趣而发生,通过人们彼此宣传说,必须要学习这种哲学而发生;通过洞穴中的人们授予其价值和声望而发生,通过人们慢慢地将哲学家们炒作成某报纸杂志上的知名人士进而赞叹他而发生。今天的毒害在于,人们将哲学家们推入他们恰恰对之感兴趣的范围之内,人们闲聊或撰写着有关的,过不久肯定就完全不再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人们只可能对新的东西感兴趣,而其长短也只不过根据其它人共同参与的程度而定。哲学家们就这样悄悄地被折杀了”

②Martin Heidegger,Von Wesen der Wahrheit: zu Platons Hhlengleichnis und Thetet,p84、85.。这种温柔而人道的毒害方式,是“洞穴政治”最典型的扼杀新事物的方式,在这种隐蔽的毒药面前,哲人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在这种危机情况下,“他解救的方式不是一种语言的交流、出于洞穴居民的意图和考虑,而是一种暴力的行动和拯救。他不是用囚徒们的语言与他们进行一场对话,按照他们的尺度、根据或证明去试图说服他们,那样的话如柏拉图所言,他充其量只可能遭到嘲笑。……哲人根本不能动用这种太过和蔼的洞穴空谈,他不能顺其自然,而是马上抓住一个(或少数几个),强拉硬拽,试图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将其拖出洞穴之外”②。哲人不能束手就擒,他在公众面前的无力反而激起了暴力。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哲学,决不像纳粹理论家们认为的那样无力,面对全球性的技术政治统治及德国的现实危机,哲人的使命就是下降到洞穴之中,充分利用一切手段,甚至包括技术手段来改变现状,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它反对犹太—基督教虚弱退化的理念,代之以“条顿—希腊式”的“新”理念,“区分”了包括种族在内的各种等级;现实的暴力机器则可以依仗恩斯特•荣格提出的,结合了现代技术和金发野兽般钢铁意志的新型“工人”;剩下的就是哲人为这种暴力提供哲学上的论证了。海德格尔在校长致辞中宣称,德国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肩负着复兴希腊开端和世界精神的历史使命,因此,这种暴力并非完全人为,而是历史性此在所秉承的天命,“因为它迫使我们在追求伟大的意志和听任堕落之间不断做出决断,并让这种决断成为我们征程中的步伐的法则,我们的民族已经踏上了这一征程去开启它的未来”海德格尔著,浦林译,《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http://www.siwen.org/xxlr1.asp?ID=3031,1996年)。暴力由于秉承天命而变得更加超强有力,新时代对洞穴囚徒的暴力教化,表现为与技术时代真理之遮蔽的抗争,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与伟大”。既然下降,它就可以利用任何手段,宣扬任何理念。

五、暴力之歧义及其遗留问题

随着纳粹暴力的结束,海德格尔变得沉默了,暴力变得无力,但事情并没有结束。杰夫•科林斯写到:“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遭遇已经被描述为灾难性的,甚至是骇人听闻的。可以用碰撞的隐喻来形容之:仿佛是在某次火车碰撞中,二十世纪最富革新精神的哲学家把他的思想和一个最臭名昭著的政权联在了一起。两者的遭遇(不管是出于愚蠢的结盟还是巨大的压力)所带来的回响萦绕至今”(注:杰夫•科林斯著,赵成文译,《海德格尔与纳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不断有人指责海德格尔之前的积极参与和战后的沉默不语,这甚至成了与其思想转向平行的,可以称之为前后期政治态度的转向。除了战后总体上保持沉默外,他偶尔也语出惊人,把机械化农业和纳粹集中营制造尸体,把屠杀犹太人和盟军对东德的占领和控制,把中国人因饥饿而死和犹太人因迫害而死等同看待,都看作是技术统治疯狂蔓延的表现。结合他后期思想强调此在被动地承受天命之遣送,理查德•沃林把这种价值判断标准之缺失称作“削平的凝视”,“这决非暂时的失误,这与存在的天命理论的‘削平的凝视是完全一致的,即是说,这种理论有对不可相提并论之事物一视同仁的固有癖好”(注:理查德•沃林著,周宪、王志宏译,《存在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11页)。我们无需否认海德格尔无论前期或后期的纳粹情结,他的暴力在正义和道德方面的确显得虚弱无力。但重要的是,他战后消极的态度如何应征其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是现代人所无法回避的。理念只是教化之手段,真理之环节,这是海德格尔思想引入时间性和历史性之后,对传统哲学强调理念之永恒性的颠覆性反叛,那么,这种“超理念”的理念同样可以用来反对纳粹提出的“条顿—希腊式”的理念,因为任何“执迷不悟”都是真理之遮蔽。他对现代技术之疯狂建构的反思,同样适用于对纳粹高度技术化的军事和群众组织的批判,所以,他才有意把纳粹集中营和毒气室和他所厌恶的现代农业相提并论。海德格尔后期的这种“泰然任之”的消极态度,实际上表达出多层面上人之此在的暴力与无力。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人之此在被称为强力行事者,这一方面指人可以从事各种形式的积极活动,包括最极端的纳粹暴力行为,他认为这些行为与人类广义的现代性技术行为一样,本质上都是人的“暴力”活动,现代技术政治较纳粹政治之“恶”甚至范围更广,危害更大,纳粹只是其极端表现形式之一。但另一方面,各种具体暴力,比如纳粹政治必然失败,政治化了的暴力理论在正义面前虚弱无力;而五花八门的正义理论,甚至哲学化了的暴力论,同样无力抵抗各种现实中的暴力。更重要的是,历史性此在强力行事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命运面前之无力,人的任何活动,哪怕是“善”的,都注定要在某种超强力量面前撞碎,这种对抗主体哲学之“积极向上”的“消极”观点,恰恰是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不是仅在战后,而是伴随其对存在意义之追问的始终。就在充满暴力的洞穴比喻解释之后,他就明确指出:“‘自然力量首先显现为那种超强力的东西,显现为在人的本质中,即在其力求存在中必然这样那样地来感应着人的东西,当它进入人本身是强有力的领域中的时候,作为那同一个整体,人归根到底就变得不是强有力的了,而他却仍然与之保持着牵连,并由此被其所承载;自然在情绪中源始地存在于此。……自然的超强力本身在多重意义上显现,并且当人尝试他自己的力量并在其中失败的时候,它就首先借此而显现出来”(注:Martin Heidegger,Von Wesen der Wahrheit: zu Platons Hhlengleichnis und Thetet,p237.。人在天命与自然面前终究是无力的,他的强力只在于能够“积极”地“响应”这种感应着他的天命,有限的人建立永恒的任何企图都注定要失败,这在“主体”看来是悲剧性的,但对于领悟了其历史性命运的此在而言,他恰恰从失败中领会了存在或自然的超强力量,从而领会自身之有限性和存在之意义。本真的此在“甘心当粉碎机,让在之超强力冲到这粉碎机中来现象,从而此粉碎机本身也在身上粉碎”(注: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3页)。这种主体眼中的消极与无力,恰恰造就了古希腊直面命运的英雄,与现代人对必然性积极的计算与控制,即现代暴力,其实是对命运的恐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英雄因“造就”失败之无力而领会存在之意义,现代人因“避免”失败之强力而遗忘存在之意义,本体论上和政治上的暴力与无力之辨证关系,复杂地交织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行为中。

海德格尔思想似乎成了百宝箱,我们从中可以任意拿取我们需要的“理论武器”,正因为如此,直接从其思想推论其政治行为的做法才值得怀疑,正如巴姆巴赫所言,“在海德格尔的政治见解中寻找过失(其本身可能是合理的),这并不使我们有权利进行道德指控,或者撤回到一种洋洋自得的自由派学院政治见解中去”(注:巴姆巴赫著,张志和译,《海德格尔的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0页)。海德格尔是在寻求一种应对技术时代和虚无主义的政治制度,他实际是在警醒我们,不要撤回到或执迷于任何一种“阴影”式的政见,尽管他本人为了对抗一种阴影而选择了另外一种。纳粹革命是否能够克服现代技术及其政治的统治,海德格尔不可能预料不到,纳粹的局限及其暴行,他也不可能看不出来,但这样一个睿智的哲学家居然还是参与了暴政,由于愚蠢也好,压力也罢,他的政治失误无需争辩,关键问题也不在于此。事实情况是,无论学者们对他的辩护还是进一步的揭露,双方都无法回避、甚至烘托出了他在洞穴比喻解释中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一个现代人,“这个世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及它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能是通过人做到的,但也不能是没有人就做到的”(注:海德格尔著,熊伟译,《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7页)。这次睿智和愚蠢的奇特结合,但愿能为我们提供警醒的契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