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蛮性的对抗

《雷雨》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文本,被解读的已够详细。周朴园这个角色十分复杂,教材中对周朴园的人物分析一般都解读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都市里,资产阶级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周朴园正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他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对周朴园形象分析有不同的意见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思和先生,他提出了“周朴园心里有没有爱”这个问题,并针对原来的阶级矛盾的观点十分细腻地分析了周朴园人性化的一面。“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把周朴园和鲁妈的关系看成一种阶级对立,丫环受骗,少爷侮辱妇女等等,这样的理解,我觉得是肤浅的、简单化的。如果简单地把他们说成是互相欺骗的,没有感情的,等等,我认为,也是不符合人性的发展。”(陈思和《细读〈雷雨〉》)我们通常总是习惯性的运用现实主义的解读方法来理解戏剧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阶级论的观点还是人性论的观点,都是把人物理解为一个具体的现实中的人,并没有把他放在文本结构中去考虑。

许多读者大概不知道《雷雨》还存在着另一个叙事框架。《雷雨》初载于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原作包括序幕、第一至四幕主剧、尾声六个部分。但在东京首次公演时,因“原剧太长,‘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自此,“序幕”和“尾声”就因自身以及外在的原因而被长期忽略,直至2003年4月5日作为庆祝梅花奖创办20周年开场戏的《雷雨》,恢复了原作的“序幕”与“尾声”。 “序幕”与“尾声”写了这样一些内容:10年后,周公馆变成了教会医院,楼上、楼下分别住着两位疯了的老妇——繁漪和侍萍。这一天,一位孤寂的老人(周朴园)来到医院,看望她们,彼此却没有一句话。偶尔闯进医院的年幼的姐弟俩目击了这一切,又像听“古老的故事”一般听人们谈起了10年前的往事。最后,两个孩子冷了,也走掉了,然后周朴园在看了两个病人之后,就一个人坐在火炉边,非常孤独地结束。曹禺自己对这个创作意图有个非常清楚的解释:“我把《雷雨》作一篇诗看,一部故事读,用‘序幕与‘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非常辽远的处所。……那‘序幕和‘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欣赏的距离。这样,看戏的人可以处在适中的地位看戏,而不至于使情感或者理解受了惊吓。”看上去作者是从读者接受心理的角度采用了“间离”的效果,“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场噩梦”,“我要流荡在人们中间还有诗样的情怀”。去掉了“序幕”与“尾声”的《雷雨》,以性爱与血缘的伦常纠葛来展开戏剧情节的处理,虽然会使读者失去“哀静的心情”,但不可否认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完美的故事结构,甚至可以说是更紧凑、更集中、更容易被接受。因此一个在一天内发生的,纠结了三十年家庭恩怨的凄惨悲剧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就是在这样一个纯故事的叙事框架下,我们自然地把故事中的人物和现实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而被拉回到现实的周朴园也自然只能是虚伪的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了。如果从文本结构入手来看周朴园形象,也许会看到更多作者的本意。

笔者认为《雷雨》的“序幕”与“尾声”不仅只是一个“间离”效果,更重要的是在文本的角度上完成了完全另外的叙事意图。在序幕和尾声中,登场的人物还有一对年幼的姐弟,无心的他们却正好目睹了一切,又像听故事一样听尼姑们谈起尘封了十年的往事。也就是说真正的故事的叙述者是教堂的尼姑。这一叙述者的改变使得整个故事不再是一个 “社会问题剧”,正如他一再申明的一样。通过教堂尼姑的叙述,“序幕”和“尾声”起到一种诗性的中和效果,可以消减正剧本身过于峻急的戏剧冲突,作者着力营造的那种静穆庄严的宗教气氛也可以有效地消弭剧中人物或亡或疯所引发的惨痛和惊悚。而且,宗教气氛的渲染也强化了作者的悲悯情怀,让人们走出简单善恶道德判断的藩篱,站在全人类生存和命运的高度重新审视和体味剧中人的悲剧。“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曹禺谈〈雷雨〉》)在这样一个俯视的角度,周朴园的形象就不仅仅是一个封建的资本家这么单一了,而是被提升到一个象征的层面。“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的性格的是周蘩漪,是鲁大海,甚至于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但后者是前者的阴影,有了他们前者才显得明亮。鲁妈、四凤、周冲是这明暗的间色,他们做成两个极端的阶梯。” (《曹禺谈〈雷雨〉》)很明显,周朴园是被设计成与极端的“蛮性的遗留”相对应的一种残忍秩序的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周朴园的形象也是一种残忍秩序的象征。而在“尾声”的结尾处,作者写道:“老人又望一望立在窗前的老妇,转身坐在炉旁的圈椅上,呆呆地望着火,这时姑乙在左边长沙发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经》读着。”舞台渐暗,在周朴园迷茫空洞的眼神里幕落剧终。这是《雷雨》真正的结局。教堂的钟声、《圣经》等细节带有强烈的忏悔和赎罪的暗示。这无疑又使周朴园的形象更加完整、更具人性的深度,并且带上了作者深深的人文的悲悯之情。

现在我们就把周朴园的形象作为一种秩序象征重新整理一下。

首先这里的秩序不是封建伦理道德秩序,它更接近“理性”一词。周朴园有一种很强的意志力,他力图用自己的这种理性来掌控自身的命运。他不仅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在家里,他也是有绝对权威,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这个威信不仅是一种严厉的,还有一种仁爱的威信。比如在他儿子面前,始终表示怀念他的前妻,按照他前妻的生活方式来布置这个家庭,然后儿子有什么不听话,就在他妈妈的照片面前去教训他,显得这个人处理事情很有人情味。罢工事件的处理也说明他非常的精明和干练,鲁大海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正是这种强力的意志,尽力维持让一切变得可以控制的秩序,可也正是这种强力意志却使一切事情向他相反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场主戏,这些人都集中到他自己家里,周朴园一点也不知情,他下来以后发现大家都在客厅里面,这个时候他误解了整个事情的发展趋势,他以为是侍萍来跟他算三十年以前的旧账了,他还以为大家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就马上想争取主动,想重新回到他可以掌握的秩序中,他跟周萍说:“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你看,他不主动还好,这一主动却把整个底都翻了出来,导致了后面急转而下的悲剧。周朴园可以说是整个悲剧的肇始者,因为三十年前的荒唐,可是三十年前他就退回到那个他可以控制的世界里去了,而把侍萍和刚出生的小儿子赶了出来。到了最后揭开这个谜底,毁掉整个秩序的又是他自己。所以这个悲剧当然不是周朴园意愿的,他是最想维持秩序的人,却亲手造成秩序的毁灭,这恰好突出了曹禺创作《雷雨》时所设定的“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主题。周朴园所代表的这种冷酷的秩序,和蘩漪所代表的“极端和矛盾”的原欲或叫“蛮性”的对抗最终都变成了悲剧。每个人的挣扎与命运最后的结果都是相反的。而周朴园形象的这种象征性的命运的悲剧只有在有“序幕”和“尾声”的叙述结构中才得以完成。

其次是周朴园的忏悔和赎罪心理。前文已经提到“尾声”中的教堂钟声等细节所暗示的忏悔意味。其实在原著的叙事框架下,剧本一开始就充斥了作者悲悯的人文关怀。不仅故事又被推延了10年,更重要的是他让读者一开始就知道了周公馆改成了教会医院。而主剧的故事就是在教会医院这个背景下开始的。所以无论你认为周朴园是如何残忍和虚伪,也不能否定他内心确有悔恨的折磨。死去的人自不必说,疯了的人也无忧愁可言,唯有清醒的人才是最痛苦的。周朴园在为自己栽植的罪恶收获忏悔和折磨,他既是个令人切齿痛恨的恶魔,又是个灵魂巨大痛苦的承受者。倘使没有“序幕”和“尾声”,周便止于一个对侍萍不乏真诚的悔意的虚伪阴险的恶徒,其性格的丰富性不免大打折扣了。可以说周朴园维持秩序的主观意愿是和忏悔赎罪心理始终纠缠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周朴园和侍萍不是浪荡公子的一夜情,他们生活在一起有三年时间,并生有两个儿子。但由于整个家族的逼迫,使得整个矛盾走向了极端。而年轻的周朴园选择了向原有秩序的妥协,并且逐渐变成这个秩序的掌控者。而在他作出妥协的同时又完整地保留了对侍萍的记忆,甚至包括侍萍的生活细节都保留了下来。这种忏悔是很深的,以至于害了他后来的两任妻子。尤其是蘩漪,“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正是周朴园对侍萍的忏悔使他冷落了蘩漪,并直接造成了蘩漪的畸形的爱。又是蘩漪畸形的爱催使她找来了已变成鲁妈的侍萍,导致了所有的矛盾急速地演变成悲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原著的“序幕”和“尾声”所设定的叙述框架里一开始就让周朴园的形象处在一个悖论中,他既想通过理性来维持一种可控制的生活的秩序,同时又被不可控制的爱欲拖入深深的忏悔中,最终逃不过残酷的“自然法则”的摧毁。而充斥其中的作者的悲悯作为一种审美情感,是对充溢剧作中的激情的净化、升华与超越;而这种站在更高的角度,远距离的理性审视,也是更高意义上的清醒。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陈平原.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陈霞.《雷雨》中“雷雨”的多重象征意义[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6,(2).

(方绪豹 浙江省温州52中325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