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儒亦耶

2009-02-04 05:36王森森
文艺生活·下旬刊 2009年7期
关键词:基督豪门林语堂

王森森

摘要:中西文化在林语堂身上兼而有之,其创作,也无形中渗入了中西文化。《豪门》又译为《朱门》,创作于1952年。其中,透露出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色彩。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主要表现为儒家文化,如“仁”,“君子”人格和积极入世的态度。西方文化在这里具体表现为基督教文化,如“原罪”和“博爱”。

关键词:林语堂 豪门 儒家 基督 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1

林语堂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也是一位创作颇丰的作家。其创作广泛涉及散文,小说等领域。就小说而言,林语堂于1938年开始在国外用英文创作小说,并曾满怀豪情地说:“我有雄心让小说流传后世”。①他最为得意的小说是被称为“林语堂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豪门》。这三部小说,都融入了中西文化,其中《京华烟云》已被许多学者所论述,本文拟以《豪门》为例,来探讨其中的中西文化的融合。

林语堂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此话并不夸张。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亲是当地的牧师,从小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就读,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基督教文化进一步深入到他的意识。当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时,他的宗教意识已根深蒂固,受到同事的非议,为此,林语堂十分苦恼,同事刘大钧说:“我们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为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②这样,他与基督教的联系被冲塌了。同时,在北大,他感到自己的国学知识异常贫乏,中文基础也比较薄弱,于是,博览国学书籍,以充实自己。后来,到国外生活,竭力向外国人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中国。晚年,经历了人事沧桑,再次皈依基督。中西文化在林语堂身上兼而有之,其创作,也无形中渗入了中西文化。

《豪门》又译为《朱门》,创作于1952年。这部长篇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为背景,以西安的名门望族——“大夫第”杜家的兴衰荣枯为主线,展示了多彩的社会生活与人生。其中,渗入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文化,现浅论之。

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

林语堂一生重视国学,并在海外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莫过于道教和儒教。其代表作《京华烟云》是道耶二教的对比,《风声鹤唳》则是佛道的对比,但林语堂“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教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③就《豪门》而言,其中蕴含的儒家的文化思想就更多一些。

儒家,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创立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后来由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许多统治者的尊重,但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势下,诸侯之间各为已利而崇尚武力,儒家的德政很难得以施行。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汉武帝统治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遂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家思想一直被尊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儒家文化在《豪门》中主要体现为:

(一)“仁”

儒家的思想核心即“仁”。《论语》云: “仁以为己任”。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④孟子同时是“仁政”的集大成者。仁政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珍惜人的生命,其次,是安民,使人民安居乐业。

《豪门》这部小说中流露出“仁”的思想。樊文朴对崔遏云父女充满同情之心,尽力帮助他们,为这对父女提供各种方便。他 “对朋友非常义气,帮起忙来不惜一切。”“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爱给别人帮助。”⑤甚至,在崔遏云被当局阳主席“请”到家中“做客”生死未卜之时,暗中相助,帮其逃离虎口。对于李飞,柔安及春梅莫不是如此。尤其当得知春梅与杜方陵去了松花湖,他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沙哑了,并于当晚就动身赶往松花湖,由于及时赶到,使得春梅不被误杀。“仁”总是与“爱”联系在一起,儒家的这种爱往往具有人伦色彩。柔安对于父亲的爱,对于李飞的爱,春梅对于杜家人的爱,都体现了儒家的“仁”的思想。

柔安的父亲——杜忠则是“仁政”思想的典型代表。 “他是个忠诚的儒教徒”。⑥杜忠经历了宦海浮沉,世事变迁,住在岷山深处的喇嘛庙。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他为祖先因松花湖而留下的美好名声而骄傲,同时也为现在自己家里的情况而痛心。他的胞弟杜方陵,靠松花湖来经营渔业,与儿子杜祖仁父子二人为了牟取暴利在湖上筑起大坝,并且利用权势来禁止松花湖周围的回民到湖里来捕鱼。这种行为使得回民既无法引用湖中的水来灌溉农田,又不能捕鱼,回民的日子日益陷入困境,流离失所。杜忠对此很是不满,终于按耐不住,在女儿柔安及未来女婿李飞的陪同下来到松花湖周围回民的聚居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以便采取适当措施”。⑦他心里清楚,把大坝拆掉一定会遭到其胞弟杜方陵的反对,但是,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人们生活日益贫困,民族冲突一触即发。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安定,民族团结。杜忠最终拿定注意,决定立即拆掉大坝。他的行为诠释了“仁政”的深刻内涵。

(二)“君子”人格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在《论语》中,“君子”一词的出现达百次以上。 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就在其对待义和利的差异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杜家兄弟的所作所为正是“君子”和“小人”的最好注脚。兄长杜忠满腹经纶,性格清高,曾在孙传芳那里供职,两袖清风,因不满社会状况和自家情况而隐居在岷山深处的喇嘛庙。他虽然经济拮据,但很厌恶谈论家中经商的事情。尤其对杜方陵在松花湖筑起大坝很是不满,先是写信劝告其拆掉大坝,但并没被接受,无奈之下,杜忠亲自到了松花湖,面对回民的怨声载道,他对回民们说:“决不能为了多捞几个臭钱,而断绝了你们的水源”。 于是很果断地决定拆除大坝,他的做法遭到杜方陵的反对,让他震惊的是,大坝刚被拆除不久湖上已有工人在兵士的保护下重修大坝了。面对这种情况,他忧心如焚,赶紧回到那个他并不愿回去的家——西安“大夫第”,准备就大坝的事情来与杜方陵交涉。但不幸心脏病突发,还未来及谈论此事已撒手人寰。杜忠可以说是“君子喻于义”的忠实的实践者,不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教徒”。然而其弟杜方陵则处处以利处事,为了牟取暴利,在松花湖上筑起大坝。为了独占家产,找借口把侄女赶出家门。利益的诱惑使他置民族情,亲情于不顾,金钱蒙蔽了他的眼睛,也为此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可以说的上是“君子”。如,崔遏云,她虽然来自底层,但一直以来不慕富贵,不愿做富家人的姨太太,少奶奶,甚至面对郎菊水的深情她仍犹豫不决。她要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力量来养活自己和父亲。其品格让人钦佩。当从西安逃出又再次被捕时,大家都很担心,不仅担心她的安危,而且担心她会把一干人等都说出来,就连深爱着她的郎菊水也说出了这样的担忧:“遏云受审,会把樊文朴和跟她一起的恶人都牵扯进去。咱们全都跑不了。”⑧但是,实事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遏云被捕后,在被押送的路上投河自杀了,为的是保护大家。一个民间的弱女子懂的舍生取义,为了他人甘愿牺牲自己。她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却正真地做到了“君子喻于义”。另外,樊文朴处处帮助遏云,在最危急的时刻总是挺身而出,暗中相助,柔安冒险用叔父的车来掩护遏云出城,鲍飞行员帮助柔安打听李飞的下落,并去看望李飞,等等。这些人物用自己很朴实的行动阐释了儒家的“君子”人格。

(三)积极入世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虽然孔子向往自由的隐居生活,但和道家相比,孔子的“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孔子的“隐”是有原则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⑨所以,从整体来看,儒家是积极入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豪门》这部长篇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大背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很多人为大家而舍弃小家,为了民族为了社会而奔走。小说一开始便是学生的游行,爱国学生高举“一致抗日”“毋忘九•一八”的横幅,在摇旗呐喊。李飞,作为报馆的记者,对此十分赞许。面对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李飞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小传》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进入政界之后的明哲保身的态度进行了嘲讽。尤其是崔遏云的遭遇更使他感到愤怒,于是他写了一篇名为《西北的恢复》的文章,对当局的行为进行冷嘲热讽。李飞面对中国当时的状况,认为中国要求进步不必须进行整顿。这里“整顿”实际上就是社会和文化的大变革。李飞是把自己和国家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谈到积极入世,又不得不再次提到杜忠。他虽隐居在岷山深处,貌似隐士,但并非真的对世事不闻不问,正因为对社会不满,对家庭不满才会离开西安,他的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年轻时,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他是典型的保皇派,但他是非分明,极力反对袁世凯。对于社会状况,他也不改初衷,一直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以期国家兴盛。他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但这并不代表他超然世外,否则,他也不会因松花湖大坝的事情与胞弟意见相左,如果是真隐,他就会不闻不问,在喇嘛庙安享晚年。当女儿和李飞去看他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死之后,你们要常常记住我的话,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多行不义,悖乎人情,决不能繁荣昌盛的。”⑩由此可见,杜忠时刻以国家兴旺为己任,不单他自己这样,而且叮嘱自己的后代也要如此。柔安,杜忠的女儿,也的确受到父亲的影响,虽贵为大家闺秀,但其实是一腔热血。平时似乎对社会漠不关心,但她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她不顾叔父的反对,出现在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当崔遏云遭西安当局的追捕时,大家都已束手无策,就在这时,柔安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用自己家的车掩护崔遏云出西安城,并把她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她的行为使樊文朴这些热血男儿刮目相看,认为她是个女英雄。

总之,《豪门》这部小说体现出了浓厚的“仁”、“君子”和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二、西方文化——基督教

林语堂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及后来的国外生活使得西方文化在林语堂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林语堂“自称异教徒,骨子里却是基督教友”。【11】

基督教发端于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生活和信仰环境。1至5世纪基督教创立并从以色列传向希腊罗马文化区域。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社会各阶层愈来愈多人加入教会。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所允许的宗教。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它为国教。按照基督教经典的说法,基督教的创始人是耶稣,他30岁左右(公元一世纪30年代)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耶稣出生的那一年被后世定为公元纪年的元年。基督教道德的核心是爱,原则是爱神与爱人的统一。“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即“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及“爱人如己”两点。

基督教文化融入了《豪门》这部作品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原罪”

“原罪”一词并不见于《圣经》,而是出于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提出人皆有原罪一说。《圣经•创世纪》里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眼睛明亮起来,知道了自己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的叶子来编制裙子。于是,被驱出伊甸园。这里,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即“原罪”。他们的罪不在于偷吃禁果这个行为,而在于这个行为的动机,是希望眼睛明亮,希望自己来做上帝。“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12】人因自大而破坏了与上帝的关系,这是最严重的罪,是众罪之源,万恶之首。罪恶之源不在于智之不足,而在于志之反叛。后世人皆为两人后裔,生而有罪。人来到这个世上是要赎罪的,一旦被诱惑所蛊惑而不进行救赎必然受到上帝的惩罚。

人类之所以会犯下原罪,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因,即人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禁果,从而使眼睛明亮。蛇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诱惑,而人往往正是在各种诱惑之下犯下了各种各样的罪。《豪门》中的杜方陵,为了牟取暴利,在松花湖上筑起大坝,而不顾人们的死活,甚至不惜利用权势对周围的回民进行镇压。金钱的诱惑,使他不顾民族团结,不顾先人的遗训,不惜民族之间起冲突。这如果看成是对外的话,那么他对待柔安父女二人可以说是对内。他为了金钱,不顾兄弟反目,使得杜忠气愤之余住入岷山深处的喇嘛庙,生活起居无人照料,当得知杜方陵把拆掉的大坝进行重筑时,杜忠回到家中准备进行交涉,在家宴上强压怒火,结果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人世。杜方陵是杜忠之死的间接杀手。兄长去世,面对殷实的家产,杜方陵的贪欲愈加强烈,柔安是其兄杜忠的唯一继承人,但他并不愿意与侄女平分家产,而且还振振有词地对柔安说:“你可能有些糊涂的想法,认为你祖父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钱,没有的事。他留下的只是些不值钱的公债券。”“至于松花湖的产业,你要知道,你祖父并没有在那里办过渔业,渔业是我办的,钱也是钱我挣来的,不是你父亲挣的。”【13】当柔安提出湖产应该有自己的一半时,杜方陵一时语塞并进行狡辩:“也许••••••是的。可是你不能把那个湖切成两半呀。”【14】其无赖的嘴脸暴露无遗。最终给了柔安500元,找个借口,把身怀有孕的柔安赶出家门。并且说:“你拿那个钱去,以后不必再见面了。”【15】金钱使他泯灭了亲情,冷酷而自私。《圣经•罗马书》中记载:“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杜方陵最终在松花湖那里被回民所追杀,陷入沼泽而死。

《圣经•马太福音》里记载:“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而《圣经•出埃及记》里明确记载:“不可奸淫”。《豪门》这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李飞和柔安,未婚同居并有了身孕,是犯了奸淫罪的。有罪就要遭到惩罚。于是,李飞远走他乡,身陷囹圄,饱受牢狱之苦;柔安则痛失亲人,被叔父赶出家门,流离失所。其他的还有郎菊水和崔遏云,他们也是真心相爱而同居,但最终崔遏云投河自杀,郎菊水痛苦万分。他们的苦难在宗教角度看来是必然的,甚至是他们应该受到的处罚。

(二)博爱

在基督的心中,爱意味着关心他人,把他人当做人来尊重,即爱人如己。赫胥黎把爱定义为“持久地充满感情地关怀他人”。 詹姆士•里德认为“基督教精神最根本的标志是爱——一种无私地关怀他人的的积极的行动”。爱应该是“一种爱所有人的行动”。【16】

在《豪门》这部小说中,许多人都有一颗爱人之心,但这种爱更近于儒家的“仁”。儒家的爱更多的带有人伦色彩。如:柔安对于父亲,对于李飞及李家的人,郎菊水对于崔遏云,樊文朴对于崔遏云,对于春梅,等等,多是亲人之爱,朋友之爱,恋人之爱。而基督的爱是有别于儒家的爱的,它的对象是所有人,包括自己的仇敌。《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基督要求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仍然要保持积极友爱的精神。

如果说杜方陵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典型,那么春梅可以说是基督“博爱”精神的化身。她是“大夫第”杜家的丫头,但却为杜方陵生了两个孩子,在清代,丫头为主人生了儿子,可以马上晋升为姨太太,但杜方陵为了自己的名声,什么也没给她,致使“她的身份暧昧不明”【17】。尽管如此,她一心为杜家着想,关爱杜家的人,希望杜家能够和睦昌盛。对待杜家“比真正的媳妇湘华还要忠心”。【18】尤其对待柔安父女,关怀备至。柔安的手表坏了,她提出由她去修理,为的是替柔安省几个钱。柔安在去看望父亲之前,她拿出一包药材让柔安带给杜忠,担心他在庙里无人照料。而且极力想让杜家兄弟和好,当杜忠回到家时,春梅发自内心的高兴。为了避免在家宴上闹出不愉快,她特意没有做鱼。当柔安怀有身孕的事情被杜家人知道后,上上下下对她指指点点,婶子彩云更是话中带刺,中伤柔安。这时,春梅则对柔安充满同情和关爱,柔安最初对春梅还存有戒心,毕竟她是叔父的人,但最终被她的真诚所感动,春梅成为柔安在杜家除了唐妈之外最亲的人。当叔父杜方陵要赶走柔安时,她对柔安说:“把屋子锁起来。柔安,你不要傻。”【19】甚至拿出自己积攒的五十元钱给柔安,以备其生活之用,并叮嘱柔安要常写信给她。妻妾之争在过去的家庭中难以避免,春梅虽然身份不明(后来把她算到杜方陵已故长子的那一房),但实际是杜方陵的侍妾。她的美貌和为人遭到杜太太彩云的嫉恨,但她并不是以牙还牙,在杜方陵面前搬弄是非,而是对待彩云礼数周到,毕恭毕敬。春梅对于杜家的渔业并不大懂,也不太清楚究竟怎么回事,但她认为:“一个人,自己活着,也得让别人活着”。【20】在杜方陵死去之后,她成为了杜家的继承人之一,她虽然与松花湖的回民素昧平生,甚至在松花湖时还险些丧命于这些人手中,但她并不怀恨在心,而是赞同炸掉大坝。春梅不仅爱杜家,爱杜家的人,而且爱世人,对人充满爱心。她的行为很好地阐释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总之,《豪门》一书,融合了中西文化,具体来说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文化,这也是林语堂自身思想的折射。正如有学者指出:“林语堂的宗教文化思想是繁杂的,但总体来说有两个基本构成,即‘亦孔亦耶”。【21】

注释:

①王兆胜.林语堂评说七十年•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年版.第385页.

②参见刘炎生.林语堂评传.南昌:百花洲出版社.1994年版.

③刘勇.林语堂评说七十年•林语堂京华烟云的文化意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第413页.

④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公孙丑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⑤—⑧⑩【13】【14】【15】【17】【18】【19】【20】林语堂.豪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⑨张燕婴译注.论语•秦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11】【21】刘勇.林语堂评说七十年•林语堂京华烟云的文化意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第414页.

【12】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圣经•创世纪.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年版.

【16】【英】詹姆士•里德,蒋庆译.基督的人生观.北京:三联书店.第168页.

参考文献:

[1]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晓霞.林语堂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3]胡发贵.儒家文化与爱国传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4]何光沪、许志伟.对话:儒释道与基督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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