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的祖国”

萧惑之

题记

我在《中关村》打工的七个年头里,也许是缘于工作的需要罢,十分重视也非常喜欢读创业者“励志”的书,特别是中国IT业的精英,从陈春先、王选、柳传志、纪世瀛、王志东、刘迎建到俞敏洪、李彦宏、王文京、邓中翰……至少有百人以上。他们奋斗的脚步踏着一个节拍,“创新,创新,再创新”,划出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人生轨迹。这部由“打工皇帝”唐骏撰写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是女儿推荐的,她读完之后“被感动”了,于是把书放在我的书架上,留下一句话,“做‘打工皇帝比做‘老板更令人尊敬和羡慕!”

唐骏,这位“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倾情讲述的“职场奋斗故事”,让人动情。

“从常州老家的堂屋,到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门,我走过了懵懂而执著的童年和少年;从北京到日本,从日本到美国,我经历了不断尝试、自我拼搏的青年时代;在微软的十年,我从基层的程序员走到微软中国区总裁的位子;在即将离开微软的那些日子里,我又独自经历了抉择前难熬的分分秒秒;在盛大的四年,我完成了从跨国企业高管到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转换;而进入新华都则成为我职业生涯新的起点……”

唐骏,每次漂亮的“转身”,都留下精彩的故事。他的人生箴言是—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是因为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转,大到宇宙,小至一花一果,其实都遵循若干非常简明的规则。只要掌握这些规则,就可以不断加以复制,就像我们儿时玩过的万花筒,创造出缤纷多彩的人生。”这是实践者的感悟。

我读过这位“打工皇帝”闯荡人生的奋斗故事,掩卷沉思,却发现一条“红线”—“我爱我的祖国”—贯彻始终;这是唐骏的灵魂。

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2004年4月,唐骏成为微软中国总裁。此时的唐骏有三个头衔: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微创软件公司CEO和微软中国区总裁。“每做一件事,都必须成功,不许言败”,这是唐骏的性格。此时,唐骏有一段感人的真情道白,读后让人为之感动万分。

我想做一个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职业经理人,我在微软中国公司做业务的基准就是—以中国的文化、历史、道德、传统作为标准(简言之,就是中华文化)。我也努力为我所在的公司创造价值,这些价值包括优良的企业文化、科学的过程管理、共享的激励制度和员工的积极参与。

虽然我是一名微软的职业经理人,一个全面接受微软文化的雇员,但我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需要一个舞台,我选择微软是因为它的现代企业意识和健康向上的文化。当年我是公派留学生,总觉得欠祖国很多,所以我一直想回报祖国。我一直在努力地让微软和中国双方都得到最大利益。换句形象的话说:

我坐在天平的中央,一边是我的雇主微软,一边是我的祖国,我需要平衡各种力量,并且要努力向这个天平两端不断地增加分量。

这是我的职责—最大限度地让微软在中国成功,并让中国从中受益。

在这样的世界观主导之下,唐骏在他开拓性的事业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是:“我向政府保证,微软要做‘好的企业公民,不仅做纳税大户,还会帮助中国发展软件产业,办更多的合资公司,捐献更多的网络希望小学,帮助中国培养更多的软件MBA。通过这样的‘融入举措,完成从竞争者大合作者的角色转变。”

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报效祖国,始终如一。

感恩心结—尽己所能回馈国家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唐骏的眸子,黑里透亮,闪烁中隐藏着智慧,跳动中张扬坚毅;当然,潮润中带着情愫。年轻的唐骏告别了少年和大学时代,飞越太平洋,开始了留学和创业生涯。

一直以来,唐骏都非常感激国家为他提供出国留学的机会。“国家培养我这么多年,我一定要尽我所能地给予回馈。”

唐骏从微软总部回国创建上海微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替中国软件业做一些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从物质上说也许我已还清了国家在我身上花的培养费,但对祖国的情是还不完的。”在上海微软时期,唐骏常被总部说为“不务正业”,原因是他经常免费给国企作培训,给政府机构作演讲。唐骏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管理经验与更多的中国企业和机构分享。“我也一直有个心愿,若有机会我去做一个国企,不管能不能成功,都要探探路子,把我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再用一用。”

“我一直希望能把中日美三种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且应用在我的管理实践中,这是我的一个鲜明特点。”

我们希望唐骏能有这样的机会,完成他报效祖国的宏愿。

铮铮傲骨—士可杀而不可辱

唐骏在东瀛留学期间,生活极为艰苦,然而他却极为刻苦。唐骏在书中自白,“某种程度上讲,日本对我的影响比美国对我的影响还要大。”“日本人在工作上的敬业、勤奋、谨慎,深刻地改变了我过去做事毛躁的性格,而变得非常细致和规范。”“导师让我把论文改了23遍”,“重视细节让我受益终身”,“板仓老师的教导,是我的‘简单+勤奋理念和风格的第一个源头”。唐骏参观丰田公司后的最大启示是“精益求精渗入了日本民族的血液”,他形成了自己的管理理念—“抓大放小”更要“看细”。

但是,唐骏这位血气方刚的“愤青”,骨子里有一种“嗟来之食不可食”的傲气。当他看到板仓先生“经常以轻蔑的口吻提及美国,除了大米和牛肉,美国还有什么能出口到日本?”可是,当板仓先生同样流露出轻视中国的心态时,唐骏则对他十分的不满。事情终于爆发了,板仓对学生—唐骏的论文嗤之以鼻,并进行挖苦,“这样的论文你还想在日本发表吗?拿回你们中国发表还差不多!”“士可杀而不可辱”。唐骏针锋相对,据理反驳,答道,“老师,我知道这项研究自己是做得不够好,但过去几个月里,我也一直再寻找更好的课题。但你用这种方式指责我,对我是一种侮辱,对中国也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

“三十六计走为上”。唐骏,这位中国的“愤青”,毅然决然地离开板仓先生,“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美国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后来,当唐骏事业有成之后,自责曰,“我和板仓老师发生那次冲突后私逃美国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妥当的”。于是专程回日本拜望老师并请同学在著名的“名古屋城”聚会,感谢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之恩。板仓先生席间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你们也看到了我过去对唐骏同学很严厉,这说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后来我对你们要求不严格了,结果一个人才也没出来吧!”据悉,唐骏的离去,对板仓先生也是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他就不再那么刻薄,到临退休时变得非常温和。

唐式幽默—智斗“美国签证官”

唐骏在日本闯荡的几年间,既看到了日本企业以“管理规范”见长的特征,也看到了其难以产生创意的“短板”。特别是日本民族浓厚的排外意识,让他感到“外国人想进入这个岛国企业的管理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闯入美国之后,唐骏很快就看到了这个多元素国家的宽广胸怀,喜欢挑战、富有激情、勇于创新、乃至于敢于冒险的精神,从而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启示。他先是小试锋芒,发明了“卡拉OK记分器”,卖给“三星”公司,攫取到8万美元的“第一桶金”,穷学生一下子成为“8万美金的富翁”,何等快意!其实,这项“卡拉OK记分器”的专利,最初是想卖给日本“先锋”公司的,殊不料“先锋”有眼无珠,不识货。后来“卡拉OK记分器”进入市场之后,效果极佳,“先锋”从“三星”手中再买使用权时,第一笔使用专利费就付出500万美元。这一科研成果转让的过程,给唐骏上了生动的一课,促使他由“做学问”向“做企业”转变。嗣后,唐骏发明的“街头速配机”和“大头贴”两种娱乐电子游戏机,都是从市场需求出发的“适时之作”。仅“大头贴”一项被日本公司买去,获酬金50万美元。

眼界开阔之后,唐骏突发奇思,运作“国际走穴”。1993年,他瞅准时机,同国内演艺圈的朋友合作,请姜昆、宋祖英、黄宏、蔡国庆等中国一流明星到美国演出。正当他把一切安排就绪认为是一桩“稳赚不赔”的商机时,“祸”从天降,“所有中国演员的签证被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拒签了”!几经商量,仍无法成行。“难道前期投入的几十万美元就这样打水漂了吗”?天无绝人之路。唐骏凭借日常的观察,认为“美国是一个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度。他所在的加州是一个有54个众议员和2个参议员的政治强势大州。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唐骏奋笔疾书,起草了一封致政府官员的信,其中说道,“我这次邀请了许多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歌唱家和艺术家来美国演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但不知为何,他们的签证至今仍未签下来。钱的损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可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接到很多小孩子的电话,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些艺术家来不成美国了,美国不是很民主吗?”信的末尾,唐骏“软中有硬”地告诉“官员”们:如果几天收不到回信,我会把这封信抄送给《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这些大报备案。唐骏在这56封信上签上大名,贴足31美分邮票,寄出去了!

这封信传到了美国移民局、白宫办公厅,甚至转到了总统克林顿的桌上。那位拒绝签发的“签证官”,迫于诸方压力,终于顺水推舟,立即给唐骏发传真:“现在我正在重新审阅贵公司的申请,按照美国的签证政策,只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才能到美国进行商业演出,但您的资料中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说明这些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锣鼓听声,好话听音。问的蹊跷,答得明白。唐骏也就见好就收,在传真中“幽他一默”,回敬道:“中国有11亿人口,真正会说相声的只有6个人,其中姜昆是最好的,所以说全世界说中国相声最好的就是姜昆。中国湖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只有53户人家,其中能唱本民族歌曲的只有3个女孩子,唱得最好的叫宋祖英,所以她是演唱那个少数民族歌曲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人。”传真发出不到两个小时,体现美国效率,签证官的回电极其明白—“经过判断,他们确实是世界一流的演员,签证即可发给他们。”

驳伪命题—“中国人不会做管理”

唐骏在美国打拼多年,经常听到一种声音:中国的研究及技术人才很优秀,但往往难以胜任管理工作。对此观点,唐骏不仅百分之百地反对,更重要的是他用天才的管理才能和杰出的管理效果—他领导下的清一色的中国人的管理团队是微软全球最优秀的团队—证明了“中国人不会做管理”是个伪命题。

在唐骏的眼中,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民族在擅长的领域之间存在差异,比如法国人长于艺术,奥地利人在音乐上表现更杰出,美国人更胜任商业创新的工作,但这些仅仅是由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土壤所决定的”。于是,唐骏吸纳百花而酿蜜,“师夷之长”而壮己,创造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唐骏式管理方法”。

“唐式管理”的风格是:“日式+美式+中式”。这种风格的形成,源于“祖国母亲给了他‘黑色的眼睛”,“日本留学培养了他‘严谨精密的作风”,“美国闯荡鼓舞了他的‘创新开拓精神”。

“唐式管理”体现了“杂交优势”。他认为“西方式的规范必须加上中国式的人情,两者缺一不可。这种管理理念乃是基于我对人性的理解”。因之,“唐式管理”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东方。

“唐式管理”是“中西结合”和“洋为中用”的典范。唐骏自云,“一方面我尽最大限度地全面拷贝了美国微软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规范,另一方面我意图创建一种符合中国人心理习惯的中国微软企业文化”。于是才有“唐骏式面试文化”、“唐骏式职业化培训”、“唐骏式员工增值计划”、“唐骏式企业发展路线图”等。

2004年2月,唐骏离开微软时,微软对唐骏的评语是,“唐骏对微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工作领域涵盖了产品升级、产品服务和支持以及微软在中国的商务推广。”微软授予唐骏“微软中国公司终身荣誉总裁”的称号。盖茨先生留下一句感人至深的话:“感谢你为微软做出的伟大贡献,我期待着你重回微软的那一天,再和你一起工作!”此时的唐骏已经“移情别恋”,思念祖国,钟情国内企业,他回答盖茨的文字,颇有“性情中人”的意味“微软是我的‘初恋情人,我爱她,但永远不可能再娶她了。”

唐骏,够“爷们”!中国男人的典范。

唐骏箴言—把玩“八条潜规则”

“归去来兮”。唐骏告别“微软”加入“盛大”之后,辅佐陈天桥,取得了有口皆碑的成绩。早在2004年1月15日,唐骏和陈天桥同台殊荣“2003年度十大IT风云人物”称号时,“两个企业强人联袂共舞”的决定已经成为事实,只待择日宣布“出嫁”和“迎娶”而已。似水流年,四年之后,唐骏说:“在我的价值观里,总是希望人生有不同的经历,做不同的事。”依依惜别“盛大”时,他向人们特别是那些有志成为“职业经理人”的同行,道出了“八条潜规则”。其实,所谓的“潜规则”并无秘密可言,只是一种在有中国特色的“民企”工作须要注意的管理原则。这“八条潜规则”是:

“低调进入,看淡权力,‘夹心饼干,财务干净,不带旧部,温和改进,不交朋友,在最辉煌时离开。”需要赘言的是“夹心饼干”意味注重沟通,重要决定中“互融智慧”。所谓“不交朋友”寓意与同事“保持距离”,避免生发“亲疏远近”的误会。其它都明白如话,无须解释。

所谓“潜规则”,实际上是唐骏的管理箴言,体现他融入血液里的管理理念。诸如“简单+勤奋”,“战略上现实主义和战术上浪漫主义”,“让他人变得伟大”,“面试每一个人体现尊重”,“大学生校园计划”,“我的市场做秀观”,“销售:三流靠手段,二流靠品牌,一流靠人品”,“创造员工愉快的工作氛围”,“烦恼情绪转移大法”,“职场人际关系的‘圆心理论”,“感动员工的人情化管理”……都是职业经理人可资借鉴的理念和方法。

寄语

唐骏,这位“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打工皇帝”,永远拥有一颗“中国心”,“潜伏东瀛”,“闯荡美国”,环游世界,终于擘画出一条适应多元发展的新路线图。

时下的唐骏已然加盟“新华都”,“新华都”掌门人陈发树先生是个“厚道人”,开出了价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股权“转会费”,足以见其“爱才”之真诚。唐骏和陈发树,“英雄所见略同”,有一个共识的奋斗目标:把“新华都”做成中国最优秀、最具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之一。一张清晰的“路线图”在唐骏脑海里闪现—“新华都”未来将在原有矿业、零售业和旅游等业务基础上,新增加包括互联网、软件、金融和教育等领域,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多元化的集团企业。拟在未来5年内,“新华都”可以拥有3到5家上市公司;未来10年内,拥有5到8家上市公司,管理资产超过千亿元人民币。

光阴荏苒,那时的唐骏已步入“知天命”之年。曾记否,10年前的唐骏曾讲过,“一位中国的经济学家说,国企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如果有,也一定是悲剧人物。我愿意做这个悲剧的尝试者。我现在的能力可以管理1000人规模的企业,我想把一家小国有企业从亏损状态变成一家有持续赢利能力的公司。我只要1元钱的工资。我没有私心杂念。现在,我钱也有了,虽然不多;地位也有了,虽然不高。即使失败了,我还能失去什么?”读“打工皇帝”唐骏的这番肺腑之言,让我们感慨万分。今天,我们仍然期望这位“打工皇帝”,能够实现在“国企”抑或“政府”中开辟一方新天地—让“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的管理理念和实践享誉世界,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