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与白居易《新乐府》创作

李传慰　聂艳莲

摘要：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了大量反映中唐社会现实的讽谕诗。他受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影响，主张诗歌创作要起到讽谕君王的作用。他的新乐府组诗关注下层人民生活，广泛反映了唐代社会现实。本文试就《新乐府》五十首来分析儒学思想对白居易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儒学思想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

白居易是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创作了大量揭示中唐社会现实的诗篇，这些诗篇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腐败，反映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以达到讽谕统治者改良现实政治的目的，诗人称这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为讽谕诗。白居易一生共创作了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新乐府》五十首是其中最杰出的一组诗篇。这五十首，《新乐府》组诗无论是内容还是创作形式，都深刻地体现了白居易的儒学思想。儒家诗教观、仁政及民本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新乐府》诗的创作。下面，我们就着重探讨儒学思想对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影响。

一、白居易的儒学思想

白居易一生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他崇奉儒家信条，积极进取，胸怀“兼济”之志；中年以后由于仕途的坎坷，他向往乐天知足、隐逸闲适的道家生活，且兼有佛教超越世俗的思想。

在唐代这个崇尚积极进取精神的朝代，大多数文人的终极理想就是进入仕途，辅佐君王，成就一番事业。白居易出身官僚家庭，从小便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于是形成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加之中唐北方藩镇叛乱，战争频繁，他曾亲身体验到生活的艰难，所以能够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同情下层人民的不幸遭遇。

家庭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为白居易接受儒家仁政思想，树立“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儒家积极人生观奠定了基础。元和四年拜左拾遗后，他不畏权贵，直言上书论事，积极奉行“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儒家思想立场。他还根据三年的谏官生活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的大量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端的诗作如《秦中吟》和《新乐府》就创作于这一时期。

然而，白居易为民请命、匡扶社稷之举势必会触及权臣甚至皇族的利益。仕途的坎坷、人生的无常使他中年以后吸收了许多佛老思想，但那只是他在“兼济天下”之志受挫后做出的无奈选择。综观其一生，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始终是其思想的中坚。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二、儒学思想在《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体现

白居易自廿九岁入仕至元和十一年被贬江州司马期间，创作了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的诗篇。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新乐府》五十首便是其中的杰作。他又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可见，白居易创作讽谕诗是其兼济之志的反映。《新乐府》组诗鲜明的反映了白居易“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其创作是为了讽君刺上，深刻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艺术形式也受到了先秦和汉代儒学思想的影响。

(一)创作宗旨——讽君、教化

白居易一直以儒家的“兼济”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在《新乐府序》中直言其创作宗旨：“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里的“为君”指的是通过诗歌达到讽谕君王的目的，让君王明白社会现实，以此采取更好的治国之策。他在《策林·采诗》中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一方面是受《诗经》美刺观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先秦儒家教化观的影响。

首先，《诗经》里有许多诗篇是通过描写社会黑暗现实来讽刺和规谏统治者的。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说诗可以“怨刺上政”，即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汉代《毛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与谲谏，言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以达到美刺教化的目的。白居易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歌美刺传统，主张诗歌创作要能反映现实，讽谕君王。他在《策林·议文章》中也说：“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衧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Ⅲ明确主张统治者应当采诗以袖察时政。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混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秉着“道尊于势”和“政者正也”的观念，勇敢地承担起教化君王的责任。孔子强调“以道事君”，“邦无道则隐”；孟子说“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人而已。”(《孟子·告子下》)他们以“王者师”自命，强调要对君王施以教化，引导、讽劝君王治理国家。白居易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谏官的他，更有责任用诗歌讽劝、引导君王。

《新乐府》中的一些篇章就是讽刺统治者荒淫奢华的。如《海漫漫》写皇帝吃药求仙，相信传说中的“三神山”上有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而派方士年年去采药。“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北风吹蔓草”极大地讽刺了封建帝王渴望长生不死、永享富贵的荒唐之举。《草茫茫》以前代史事为题材，讽刺皇帝、贵族厚葬的荒淫无道。《新乐府》中也有赞美君王的诗歌，《七德舞》和《百炼铜》就是歌颂唐太宗的。但这不是纯粹的赞颂，而是借历史榜样来劝导、教诲当朝君王。白居易反对单纯地用诗歌歌功颂德，《采诗官》就批评了诗歌史上“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的现象。

(二)思想内容——仁政、民本

“仁政”和“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勤政爱民思想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论语·学而》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要求统治者严肃认真地对待国家政务，取信于民，爱惜民力。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仁政”和“民贵君轻”的观点，主张治理国家要实行仁政。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他认为统治者要实行仁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繁荣昌盛。孟子把儒家的重民思想加以系统的发挥，强调统治者必须“保民”、“富民”、“养民”、“教民”，指出民为国本，君为轻。

白居易深受儒家“仁政”和“民本”思想的影响。他在《策林》中说：“薄农桑之税，除关市之征，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亦国足而人富安矣。”他反对对人民实行暴政，提倡薄赋敛，省刑罚。同时，他又继承和丰富了孟子的

民本思想，要求帝王与百姓同欲，同忧乐，反对帝王“以己欲为欲，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认为“五帝之为君也，无常欲，以百姓欲为欲。”《新乐府》中的许多诗篇就体现了“仁政”和“民本”思想。

《新乐府》五十首中有将近二十首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说自己创作乐府诗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人民的痛苦和不幸被诗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伤农夫之困”的《杜陵叟》：“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有了天灾，官吏不但不申报，却向农民急敛暴征，逼着农民典桑卖地来缴纳官租。再如《新丰折臂翁》，写人民为了避免丧身战争而断臂求生。下层人民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地租，还要成为统治者追求边功的牺牲品。通过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白居易希望统治者能够实行仁政，爱护人民，认清人民才是国之根本。

(三)艺术形式——仿《诗》、言事

白居易对《诗经》的学习和借鉴，不仅表现在诗歌的内容上，还表现在诗歌的体制上。他在《新乐府序》中说到讽谕诗的特点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种“开篇有序，阐明创作意图，每篇题名下又有小序，分别说明各篇主旨”的体例是模仿《毛诗》有大序、各篇有小序而来的。

《新乐府》是叙事诗，且“事核而实”，即根据社会现实进行诗歌创作，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用叙事体深刻的反映时代面貌和人民的苦难，是对《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这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自玄宗末年入宫，过了四十多年的深宫幽禁生活，遭受了无限痛苦的折磨，青春被无情的葬送。另外，自居易使用了许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来阐明各篇主旨，如“愍”、“恶”、“伤”等，也是沿用了汉儒说诗的做法。

总之，《新乐府》五十首通过对人民苦难生活和统治阶级荒淫奢华生活的描写，反映了中唐社会政治的弊端，以此讽谕当政者改良现实政治。《新乐府》创作中所反映的诸如仁政、民本等思想，体现了白居易的儒学思想观。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是白居易人生的主导思想，对诗人的讽谕诗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