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沙洲冷

畅里鑫

摘要：朱敦儒是一位具有开创之功的隐逸词人，他的隐逸词是南北宋之交时代背景下一位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写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关键词：朱敦儒《樵歌》隐逸词悲剧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老人，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词人，也是南渡词人中存词最多的名家。其词集《樵歌》共收词246首，而隐逸词约占《樵歌》总数的五分之三，朱敦儒是第一个大量写作隐逸词并独标一格的词人。南宋人汪莘《方壶词自序》说：“唐宋以来，词人多矣……，余于词所喜爱者三人焉，盖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于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

隐逸词早在敦煌曲子词中即已出现，如《浣溪沙·卷却诗书上钓船》，到朱敦儒时，已有许多的隐逸词创作。这些创作可以分两类，一类为词人退隐江湖后的自我写照，题材单一，侧重表现渔父家风，如张志和；另一类为词人因仕途失意后而写下的寄情山水风光的作品，当他们遭遇贬谪而陷入困境时，便走向大自然去寻求山泽隐逸之趣，来排除自己官场失落而郁积的内心痛苦，如潘阆、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等。所有这些创作仅仅是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片段，而朱敦儒的隐逸词创作，则贯穿了他的一生，题材多样，风格独特，独步宋代词坛。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渴望有所作为而又不可得的无可奈何，通过他的隐逸词完整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一、潇洒出尘

朱敦儒的青壮年时代是在整个徽宗时代度过的，徽宗在位26年，是北宋历史上最腐朽、昏暗的时期，政治朽败不堪，他本人极端昏聩荒淫，蔡京长时期独揽朝政，假借新法之名干争权夺利的勾当，既放逐保守派，又打击变法派。王黼继之为相，公然定价卖官，当时即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蔡京、王黼先后当道，兴花石纲、筑艮岳、穷奢极欲，天下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从宣和二年(1120)起京都、两浙揭竿而起，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各种社会危机日渐尖锐，但统治者却依旧过着征歌选舞，穷奢极侈的生活。

朱敦儒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少有大志，又满腹才华，邓椿《画继》云：“少从陈东野学，尝赋《古镜》云：‘试将天下照，万象总分明。东野奇之”，《宋史》中也记载曰：“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然而无望的政治局面使其才能无从发挥，孔子主张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朱敦儒正是恪守了儒家这一思想原则，他放弃了通过科举立身扬名的机会，“不为科举之文，放浪江湖间”，同时亦不接受朝廷的征召，自称“麇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三征而不应。在功名富贵和自由意志，仕途经济和逍遥任性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表明了他坚持自我独立理想人格的人生态度，与那些尸位素餐、那些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行为相比，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和高沽志行。这时他的创作大多反映的是“麇鹿之性”、不受拘束的风流才子自由自在、清狂不羁的生活和隐居生活中湖山清赏的情趣，如这首脍炙人口的《鹧鸪天》就反映了他早年的生活：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与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这是作者早年隐居洛阳嵩山时所作，此作格调飞扬明快，字里行间流露着轻狂与不羁，这种视富贵如敝履，对尘世间权贵的轻蔑与不屑，不愿与世俗社会沆瀣的疏狂，表现出了词人高傲疏放的个性，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和对清新自由生活的向往。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与其出山求仕，不如“且插梅花醉洛阳”，词人宁愿隐于山水清都，宁愿醉于诗酒风流，宁愿于迷狂中坚持自我，亦不愿被权势利禄所羁。

有经世之才、高洁志行的朱敦儒，在矛盾丛生、弊端万端的宋王朝统治下不得不远离皇权而全己之志。

二、忧愤入世

金人入主中原，时代的风云剧变惊破了他早年的名士风流梦，朱敦儒的“隐逸”环境也成了废墟瓦砾，随着逃难的人群，朱敦儒从中原到两淮，由江南直至岭南，这段经历使他心中满怀社会忧患意识与个人飘零之感。七年的漂泊生活反映到他的词中多凄凉故国之思、民族的大灾大难，如《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水龙吟·感事》及《减字木兰花》(刘郎已老)，抒发了亡国的大悲大恸，这些词把浓挚的情感同天地间宏伟的景物融于一体，境界平远、空阔、大气盘旋，格调苍凉，声情激楚。

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个人的流落，使疏狂高傲，使自诩隐者的朱敦儒从自我中心的小天地中猛醒过来。南宋建都临安后，朱敦儒辞别山水，踏入仕途，中断了他的隐居生涯。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朱敦儒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他不愿意尸位素餐，平庸地、毫无作为地度过这一段仕宦生活，所以朱敦儒一旦走入仕途，就希望能有一番作为，“除奉天威，扫平狂虏，整顿乾坤都了。共赤松携手，重期明月，再游蓬岛。”(《苏武慢》)这是他入仕的初衷。但是入仕之后，险恶而沉闷的政治环境使他不可能有所作为：“有奇才，无用处，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苏幕遮》)除了担任三年多的浙东提点刑狱外，大多数时间皆被投闲置散，没有一展抱负的机会。这个时期的朱敦儒仅仅是被朝廷当作粉饰太平、侍奉帝王的文学弄臣，才华无从施展，报国无望，我们可以想到他心中的失望和愤激之情，一度因时代风云巨变而激起的壮怀远抱也消蚀殆尽了，对官场的失望与厌倦引发了他对过去放情山水、无拘无束的隐居生活的怀念。他深刻地意识到，无道的政治局面，险恶的官场并不适合于自己，心中的退隐之念渐渐萌发，如这首《如梦令》即反映出他难以抑制的思归心情：

我是卧云人，悔到红尘深处。难位，难住，拂袖青山归去。

就在朱敦儒在入世与出世的天平上摆动的时候，当时朝野上下主战与主和的矛盾斗争十分尖锐激烈，而以宋高宗和秦桧为首的统治集团顽固坚持对金妥协投降，因此抗战人士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因为朱敦儒属于积极主战的一派，他遭到秦桧爪牙汪勃的弹劾，罪状是“专立弄论，与李光(抗战派大臣)交通”，被迫辞官。年近七旬的朱敦儒在度过了十六年官场生涯后，告老归来，隐居嘉禾。

三、寄情山水

无道的政治又一次使得朱敦儒选择了背离儒教仕途的道路，这次隐逸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表现隐逸情趣的词篇，题材包括渔父、田园、饮酒、游仙等日常生活，这些词看似平淡无奇，但内在的韵味是那么地悠长，格调或飘逸或闲放，号称“朱希真体”。此时词人暮年唾老，一生经历了辗转逃难、宦海风波、天涯飘萍和世事变故，褪尽了先前的“风流”与“轻狂”，多了几分沉重和沧桑。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朱敦儒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深感“人间难住”，然而“掷下酒杯何处去”(《减字木兰花·秋日饮香山石楼醉中作》，遍观人间无处可排遣心中

的苦闷和痛苦。他只有把解脱的希望寄托在梦幻的仙境，如《聒龙谣》：

凭月携箫，溯空秉羽，梦踏绛霄仙去。花冷街榆，悄中天风露。并真官、蕊佩芬芳，望帝所、紫云容与。享钧天、九奏传觞，听龙啸，看鸾舞。

惊尘世，悔平生，叹万感千恨，谁怜深素。群仙念我，好人间难住。劝阿母、偏与金桃，教酒星、剩斟琼醑。醉归时、手授丹经，指长生路。

作者凭借恣肆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梦幻仙境，这一切与人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人间难住”，是作者向往仙境的理由，在现实的挤压下，朱敦儒只好向想象中的神仙世界求得精神的安慰。

在朱敦儒隐逸的晚年，秦桧当国，想让朱敦儒教他的儿子秦煊作诗，故先用敦儒之子为敕令所删定官，迫使他重新出仕。朱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成了秦桧家的上客，当了十六天的鸿胪少卿，旋因桧卒而被废黜。有人遂拈出他早年所作的这首《鹧鸪天》“诗有万首诗万首，醉千场，几曾着眼向侯王，玉殿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住洛阳。”改为“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侯王着眼看”作为讽刺，这是因为他先是高蹈隐逸，后却不能终始与秦桧及其子有瓜葛。《宋史》以“晚节不终”对其盖棺定论，清人张德瀛也在《词徵》中说：“朱希真词品高洁……然希真守节不终，首鼠两端，始讥国史，视魏了翁、徐仲车诸人，相距远矣。”不能终节在古代尤其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眼里是很不光彩的，这又为他一生涂抹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在以后的归隐中，朱敦儒的思想中更多了乐天知命的宿命色彩“听命宽心，随缘适愿”(《踏莎行》)。

晚年的这次风波，使朱敦儒的词流露出深深的悔恨之情，峻酷的现实、蹇滞的人生让他感到忧愤而无能为力，这种反省反思，使他走向否定一切，万事皆空的虚无之中，“老来可喜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援碎。”(《念奴娇》)他看透了人间，看透了神仙佛道，视人生为逢场作戏，仿佛一切都看透了，其中饱含了许许多多耐人咀嚼的人生滋味。

朱敦儒寻求超脱的方式是以摆脱喧嚣的尘世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然而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创作的隐逸词生动地演绎了一个在南北宋之交的时代环境下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