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堂吉诃德和狂人形象的共通性

吴秋煊

摘要：《堂吉诃德》和(《狂人日记》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两个经典文本，堂吉诃德和狂人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继承性和共同性。从写作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来看，具有相似性；从写作目的来看，都是揭露和批判封建政治和其文化精神支柱；堂吉诃德和狂人都是“他者”形象；堂吉诃德和狂人的归宿是相类似的。

关键词：堂吉诃德狂人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他者”“正常”

塞万提斯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被后世作家视为现代小说之父。他的代表作《堂吉诃德》发表于1605——1615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发表于1918年。虽然两者相距三百多年，一为长篇，一为短制，时间跨度很大，况有中西文化之别，但是《堂吉诃德》和《狂人日记》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两个经典文本，堂吉诃德和狂人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继承性和共同性。

20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日本最先接触到了《堂吉诃德》这部作品。周作人谈到塞万提斯时说：“(《堂吉诃德》)为世界名作之一。论者谓其书能使幼者笑，使壮者思，使老者哭，外滑稽而内严肃也。”“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则被认为有着堂吉诃德的影子。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写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以黄天霸之流自居，头打英雄结，身穿夜行衣靠，插着马口铁的单刀，向市镇村落横冲直撞，去除恶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哗笑的，决定他是一个疯子或昏人，然而还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总是反而被打，那就只是一个可笑的疯子或昏人了，人们警戒之心全失，于是倒爱看起来。西班牙的文豪西万提斯所作《堂吉诃德传》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时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侠之道，执迷不悟，终于困苦而死的资格，赢得许多读者的开心，因而爱读，传布的。”但堂吉诃德不只是个“可笑的疯子或昏人”而是一个令人反思的悲剧人物，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唐吉诃德的性格本质，并把堂吉诃德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加以移植、变形、融合、创造，塑造了阿Q和狂人这两个不朽的典型人物形象。所以，鲁迅先生在创作思想上显然曾受到塞万提斯的影响。不仅《阿Q正传》里有堂吉诃德的影子，《狂人日记》里也有堂吉诃德的影子。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堂吉诃德和狂人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异同。

第一，从写作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来看，具有相似性。塞万提斯所处的时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从社会背景来看，17世纪初，欧洲其他国家资本主义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西班牙却没有能完全摆脱中世纪状态，“中世纪的幽灵”依然在西班牙生活的各方面作祟。封建社会已走向末路，资本主义虽然已经产生但未得到充分发展。一方面，天主教会仍然具有很大的势力。另一方面，封建王权对外扩张，连年征战，时局动荡不安；对内专制保守，社会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上层贵族穷奢极欲、挥金如土。而社会底层的流浪汉、破产者却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他们铤而走险，在官府追捕中，有的沦为苦役犯，有的被处死挂在树上。从文化背景来看，14世纪至16世纪初在欧洲出现了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强调以人为本，反对神权、神性，宣扬人权人性，对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思想进行大胆的冲击；抨击蒙昧主义，推崇理性知识……总之“人”的苏醒、“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最本质的特征。

从《狂人日记》的写作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也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从社会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人民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邹容在《革命军》中悲愤地说“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垄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即使这样，还不得安饱，身受官府、地主和土豪的几重压迫和剥削，“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犹著者也。是故一纳税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从形式上推翻了封建统治，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进行了一次次的复辟运动。而且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从文化背景来看，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人的运动”，其核心就是实现“人的解放”，进而实现整个国民精神的革命。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作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把它看作是束缚个性自由发展的桎梏。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

第二，从写作目的来看，都是揭露和批判封建政治和其文化精神支柱。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的动机是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因为在其他欧洲国家早已作古的骑士文学因为宣扬“忠君、护教、行侠”的骑士精神和骑士道德而被西班牙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所推崇，致使骑士文学在西班牙风靡一时。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忠君、护教、行侠”。“忠君”实际上就是效忠于封建统治者，为封建统治服务；“护教”就是维护基督教的利益，维护基督教的精神统治；“行侠”基于前两点，就是充当维护世俗封建政治和其文化精神支柱基督教的工具。塞万提斯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的目的，很显然就是通过揭露和批判封建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的文化，剥开封建统治者宣扬和推崇骑士文学的真面目，从而抨击封建政治和其文化精神支柱基督教。

鲁迅先生创作《狂人日记》的目的则是揭露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礼教、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

第三，堂吉诃德和狂人都是“他者”形象。我们先分析一下狂人这一形象。狂人在他的家人和周围的人看来就是个疯子。“疯狂”也就意味着一种疏离、断裂，意味着“个人”从人群中被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正常／疯狂的二元对立的一个方面，成为构成视点差异、视域差异、文化差异的前提。也就是说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和认为正常的，他认为不正常。普通人都把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当作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他却从“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书中，“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这个“疯狂”的“他者”的不同于“正常”人的视点、视域，洞见并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礼教、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作为“正常”对立面的“他者”势必被“正常”的人们视为异类，于是狂人成了一个被围观的对象，成了一个欲吃之而后快的对象。《狂人日记》

中写道：“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正常”的人们怀着好奇、诧异，甚至幸灾乐祸的心理，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围观狂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正赴作为先知先觉者的狂人和醉生梦死的芸芸众生的画照!

堂吉诃德在别人眼里也是个疯子。骑士作为中世纪的特定产物，已经成为历史。但堂吉诃德却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收拾起他祖上遗留的锈迹斑斑的破盔甲，臆想出一个梦中情人，骑上一匹瘦马，出门行侠。那么，他为什么做骑士，为什么出门行侠?文本里说他因为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失去了理性。这是浅层的文本意义，是文本的能指。深层的文本意蕴或者文本的所指是：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封建伦理道德，他认为是不正常的。所以他要做骑士，他要行侠。他说：“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作奴隶未免有些残酷。”而他的这番话，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反而笑他太荒唐。于是他也就成了一个“他者”。他做骑士和中世纪那些效忠封建主、维护基督教的骑士是有区别的，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行侠。他要铲除人间罪恶，他要扫除暴行、申雪冤屈、改革弊端。他要单枪匹马向反动落后的封建势力挑战。堂吉诃德作为一个“他者”也成了一个被“正常”的人围观、戏弄的另类，成了一个被耍的猴子。堂吉诃德作为一个“他者”被“正常”的公爵夫妇邀请去，安排些奇事捉弄他。把堂吉诃德当作一个异类，任意地耍弄他，以博得自己和众人的开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者的悲剧命运。

第四，堂吉诃德和狂人的归宿是相类似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然经过苦苦挣扎，最终还是从一个“他者”回归“正常”的结局。从而表现了狂人虽然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他者”，但是在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支配着的强大的社会思想力量面前，他是渺小的，是微不足道的。在强大的“正常”面前，狂人作为一个“他者”不是毁灭自身，就是回归“正常”的宿命是摆脱不掉的。序言中写道：“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鲁迅先生深切地明白，“改造国民精神”是一个艰巨万分的任务，民众骨髓里的传统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脱离世俗洞见传统文化积弊的“他者”很容易被传统拉回到所谓的“正常”。《堂吉诃德》中的参孙学士作为“正常”秩序的代表，曾经两次试图把堂吉诃德从“他者”状态拯救回“正常”状态。第一次，参孙学士扮作“镜子骑士”与堂吉诃德比武，结果参孙学士被打败了。第二次，参孙学士扮作“白月骑士”与堂吉诃德比武，结果学士参孙打败了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只好跟参孙学士回家去。也就是说堂吉诃德从一个“他者”回归了“正常”。回归“正常”之后的堂吉诃德因受骑士小说的困扰，忧郁成疾，卧床不起。弥留之际，觉得心里“豁然开朗，明白清楚”了，开始认识到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他立下遗嘱，要他的继承人——外甥女安东尼娅·吉哈娜嫁一个从未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得不到他的财产。三天后，堂吉诃德在亲友的悲悼声中与世长辞了。堂吉诃德和狂人从“他者”回归“正常”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两个人物“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剧性。这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现了他们愤激、抗争、挣扎、失望、绝望、沉沦的心路历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堂吉诃德》和《狂人日记》、堂吉诃德和狂人，虽然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境域中的文本与典型形象，但是它们(他们)之间具有某种联系性、继承性和共同性。当然，它们(他们)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性，否则，就不会显示出塞万提斯和鲁迅先生的独创性和大家风采。那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