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对“美人计”的戏仿

张爱玲在《色•戒》中，通过对“美人计”的戏仿，精彩地改写了这一充满男权话语的古老故事，注入了强烈的女性主体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进行了彻底地颠覆。小说对人性普遍性的执着展示，以“苍凉”取代“悲壮”的美学风格，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对五四以来主流文学理念的反拨。张爱玲的《色•戒》以崭新的情节、崭新的视角、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对人们津津乐道的战争中的“美人计”注入了女性信息及现代人性观念。小说通过对“美人计”的戏仿，极其精彩地改写了这一充满男权话语的古老故事，赋予了强烈的女性主体观念，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意识进行了彻底地颠覆。

“美人计”是三十六计之一，指在战争中用美女引诱敌人上圈套的计谋。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美人计”，应该是越王勾践使用美女西施打败吴王夫差和司徒王允用色艺俱佳的貂禅借吕布之手诛杀董卓的故事。所谓历史，实际上就是叙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男性中心话语关于历史的叙述。因此这两位深明大义的绝色女子在实施“美人计”过程中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怎样，就被我们的历史叙述给忽略了；她们在立过汗马功劳之后，是否能像一般男性那样升官进爵，也被我们的文明史有意无意地给忘记了；她们在计策实施之后的生活命运如何、情感寄托何处，与家人、朋友怎样相处，社会以何种方式接纳她们等等，历史也同样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她们仿佛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之后就悄悄消失了，立刻无声无息了。这种历史叙述潜隐着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无法调和的价值审美悖论：在国家危难之时，美人挺身而出，勇于承担时代使命，她们应是为人们称颂的“伟大”女性；同时又因美人在“美人计”中不可避免的“失身”，特别是与国家敌人有过“肌肤之亲”，便成为了被中国文化最难容忍的“脏”女人。因此在传统的叙述中，她们最好的结局是在完成任务那一刻死去，只有这样，美人的命运书写起来才能避免诸多麻烦与尴尬，我们的读者也习惯并认同了这种书写方式：把她们作为一个物件或筹码，欣赏她们的奉献与牺牲。然而强烈的女性性别敏感与现代意识，使张爱玲对这种话语进行了不舍地追问与大胆地质疑。在《色•戒》中，她固执地把“美人计”实施过程中女性复杂微妙的心理与感受，细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拆穿历史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面目，从而对把女人物化的男性主流话语进行了深刻的反讽。

《色•戒》采用了内视角的形式完成了对故事的叙述。这种内视角在西方心理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詹姆斯看来：“是主要在于采用人物的有限视角，它能够让读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随着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小说一开始就让读者进入了女性主人公王佳芝的视角，随着故事的层层推进，人物心理依次展开。这种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观察事件的叙述，虽然往往会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但它却能够更为细腻地呈现与展示“美人”在这一计划实施过程中微妙的心态。读者对故事的理解、判断几乎全部通过人物的感受来达到，而女性主体也在这种视角中凸显出来。

在抗日战争中，女大学生王佳芝和她的一帮同学出于爱国热情，自发地要做一些抗日工作，他们谋划着要刺杀大汉奸汪精卫一伙的一个重要角色易先生，遂定下“美人计”。王佳芝是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自然担任了诱饵的角色。为了确保完成任务，大学生王佳芝不得不培养“性经验”，照团体的决议失身于同伙中一个令她讨厌的同学。一切原本都是为了“爱国锄奸”，可她却从此受到同学们的窃窃私议。而在与又老又秃的汉奸易先生在一起时，却逐渐获得了内心的宣泄与解放——“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其后行刺计划因易先生的行程突变而搁浅，失身就更成为了没有名目的牺牲。珍珠港事件后，学校迁移，王佳芝再也不愿面对这段生活，独自留在香港。两年后，同伴再度请她出马，她仍感“义不容辞”。张爱玲细致地设置了女主人公在行刺就要发动之际纷乱回想的情节。在紧张的等待中，王佳芝脑子里种种思绪纷至沓来：“美人计”策划、实施的前前后后，与易先生做戏的情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伴们给她的记忆是暧昧的眼神、“噗嗤的笑”以及由此给自己带来的冤屈、孤单和凄凉心理，而眼前的易先生却是“哈着腰”说“来晚了，来晚了”，又笑着说“对不起，对不起”……。它就好似一组组回闪镜头，自然构成了王佳芝在最后关头动摇的潜在心理背景，意识的天平显然已倾斜于后者。在易先生低头为她挑选戒指的一霎那，王佳芝从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感到“这个男人是爱我的”，于是在紧要关头救了易先生。

对传统故事的改写正是张爱玲对女性自身文学传统的一份贡献。她喜爱重写古老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篡改这种所谓文明的历史，她要把这些古老的故事里包含着的古老谎言、虚构与男性话语之下的女人的心酸的命运呈现于世人，从而生成了一种较为地道的女性话语。《沉香屑•第一炉香》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改良为娼”的故事，一个“遇人不淑”的古老话题。这篇小说的特异之处在于张爱玲写出了女性主人公葛薇龙自甘堕落的自觉与无奈。《霸王别姬》中关于虞姬之死那惊世骇俗之笔：虞姬“喜欢那样的收梢”，喜欢为楚霸王的失败而死，这里的虞姬是一位清醒独立的女性。“倾城倾国”本指因一个女人的美丽而引起战祸以致倾城亡国的故事，然而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以女人的视点重述了一个“倾城倾国”的故事：逢场作戏的一对男女因战争的劫难而结成夫妻，战祸反倒救了一个处于疯狂中的女人，历史的灾难成全了美人的心愿。这里战争与美人的关系，并非女人使历史蒙祸，而是女人负荷着历史灾祸。张爱玲诸如此类的诠释，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为被男性言说变成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灌注生气，恢复她的意识、灵性、感觉、声音，使之复活为“真实的女性”。

一般作家阐释“美人计”，往往凸显国难当头，爱国者情绪激昂，美人深明大义，挺身而出；民族大义的勇于担当，献身的崇高使小说具有慷慨悲壮的美学风格。张爱玲却选择了以内视角来表现美人在这一计策实施过程中微妙细腻的心理感受：孤独感、委屈感、苍凉感。《色•戒》叙述视角的奇巧正得益于作家精练的构思、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及独到的思考。张爱玲一向主张“写软弱的凡人”，因为在她看来，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为了更真实地展示人性，她把人性摆到特异场合、特殊关头来刻划，关注特异背景下人的心理甚或可以说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为此张爱玲特异挑选了偶然参与进来的业余特工，他们的心理与其说是职业化的，毋宁说是常人的。正如《倾城之恋》中所描述的“结婚并不使他（范柳原）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一样，“美人计”的主角王佳芝也并没有因为参与暗杀汉奸这一爱国活动就完全变为一个没有自我感觉的人。在“假做真来假亦真，真做假时真亦假”的游戏氛围中，为成为勾住汉奸易先生的色饵，她真切的感受是同一阵营中人的刻薄，两年之后想起来“还像给针扎了一下”的痛；是“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也跟他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的孤独和伤感；是“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的凄凉与哀怨。“美人计”在张爱玲的观照下，一切都是“没有悲壮，只有苍凉”地人生体验。

与王佳芝的业余水平和耽于幻想相比，汉奸易先生可以说是个无懈可击的职业特务：他果断、冷酷、残忍，在不动声色中将一个暗杀组织一网打尽，即使是处置“红粉知己”，也没有丝毫犹豫与手软。但在他身上仍然透露出了人性的普遍性心态。他在珠宝行替王佳芝买首饰时会伤感：女人是冲着他的权势才附上身来，“对女人，礼是非送不可的”。读者也许会因这种思绪对他产生某种认同，而作家更多的则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处于男性强势话语下自我中心的冷酷嘴脸。在他下令枪毙王佳芝之后的自省中，我们深切感到张爱玲不愧是心理分析的高手。易先生根据王佳芝临时变计放走了他，确定“她还是爱他的”，又想到“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⑷这里未加一句旁白，通过易先生的自我陶醉，入木三分地传达出了这个男人的自欺欺人与冷酷残忍的个性，从而达到了对男性自我中心的社会文化意识培养出的自我极度膨胀的男性的深刻讽刺。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道出她的文学理想：“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小说中人物的忠奸之分，在作者笔下似乎化为了男女的恩怨，所有的人物几乎都是“软弱的凡人”。爱国女大学生王佳芝同样具有人性的弱点：强烈的虚荣心，自恋的幻想。她之所以甘心牺牲自己去设美人计，显然不能排除这种工作对她有浪漫神秘的诱惑因素，有众星捧月般的感觉，所以一旦受到冷落，她的哀怨心理分外强烈。她的自恋的幻想甚至也是导致她相信易先生真地爱上自己的一个原因——她愿意相信他是爱她的，潜意识里甚至不能容忍他不爱她。对于易先生这个真正的特工，张爱玲对他感兴趣的也是其身上非职业化的一面，像他脸上一刹那间流露出的落寞神情，像他最后的那一番自我陶醉。对于王佳芝的同伴也是如此，他们在哄抬她出马之后又对她心存鄙薄，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普遍性的心态。这种对人性普遍性的执着关注，正是这篇小说在半个世纪之后仍能震撼人心并引起强烈共鸣的主要原因。

夏志清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⑹在张爱玲的“最讨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⑺这样的言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对人性人情的洞悉。小说中的所谓“爱情”也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小人物的爱情。爱情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又是精神性的，它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神性的光环，这也是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张爱玲看到了这种普通生活状态的意义，丰满、细腻地展示出战争背景下一刹那的爱。在这一刹那之间，爱是真诚的，爱是永恒的，是人的心灵中超越一切世俗的神性的东西，张爱玲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非常自负而坚定地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⑻她的小说成就更多的就是在于其作品深入到了中国社会与传统人生的核心深处。她意识到好的小说不能“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而她之所以在自己的创作中以“苍凉”来取代“悲壮”，也是因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这不仅是对中国男性话语文学传统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对五四以来主流文学理念的一种反拨。

在《色•戒》中，张爱玲洗尽铅华，那淡淡的朴素的句子，犹如一阵阵温暖的微风，抚弄着王佳芝不肯远去的魂灵。“美人计”在她幽幽的讲述中，我们不仅惊诧于这种古老的新鲜与新鲜的古老，看到了作家以女性为中心所表现出的对美人深深的理解与同情，看到了凡俗人生中的普通人性，我们还分明感到了那风平浪静的海面下饱蓄着的洪涛大浪，女性生存境遇的凄凉与人性的冷漠令我们震慑的同时，它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人生对文学对文化无穷无尽的启示和思考。

在历史的强大裹胁下，人们的头脑和思想其实如脆弱的芦苇，很容易陷入历史文化编织的意识形态中而不自知或不能自拔。正如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所一再强调的，“世间没有真理，只有对知识的永恒探询。”我们要想对世界进行清醒的观照，必需时刻保持一种坚不可摧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避免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像弹子一样滚进被人家安排好的槽子里”⑼。就像多丽丝•莱辛在《金色笔记》中所描述的那个法国知识分子所渴望的那样：“但愿一生中仅仅需要一次，就一次，去感受或者去独立思考，自发地思考，而不受任何人的唆使，不被弗洛伊德、马克思这些泰斗们左右”。或许从这一意义上说，《色•戒》对“美人计”的戏仿给我们的启示是永远说不尽的。

参考文献：

[1]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4]陈子善.私语张爱玲[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5]多丽丝•莱辛.女性的危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

曹新伟（1965—），女，山东省枣庄市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枣庄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