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德潜的宋诗观

王　炜

[摘要]面对宋诗，清代“格调说”的盟主沈德潜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态度。他自言“未尝贬斥宋诗”，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对苏轼、陆游等宋代诗人大加赞赏。在《清诗别裁集》中，沈氏也选了不少有宋诗风格的作品。但同时，沈德潜又坚定地保持着以唐诗为尊的立场。面对宋诗，沈德潜的根本态度是：宋诗可以存在，但只是在以盛唐为尊的基础上对诗坛的一种补充；宋诗也不是不可以学，但必须做出一定的限制，绝不能让学习宋诗成为诗坛的主流。总体来看，沈德潜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格调说”的盟主，原因之一正在于，他以较为合理的方式给宋诗以适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为盛唐之诗、为“格调”保留了更大、更确定的空间。

[关键词]沈德潜；宋诗观；格调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1-0051-05

沈德潜是清代“格调说”的盟主。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格调”派推尊盛唐的雄浑阔大，排斥宋诗。那么，沈德潜怎样看待宋诗?作为“格调说”的倡导者，沈德潜对宋诗的态度又是怎样影响了他对盛唐风格的倡扬呢?

一、沈德潜对宋诗的总体评价

沈德潜对宋诗的总体评价见于《唐诗别裁集·凡例》、《明诗别裁集序》及《清诗别裁集序》等。他说：

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学者每从唐人诗入，以宋元流于卑靡。(第105页)

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第264页)

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愚未尝贬斥宋诗。(第366页)

沈德潜说宋诗“卑靡”、“腐”，这完全是负面的、否定性的评价。但在《清诗别裁集序》中，沈氏却又说自己“未尝贬斥宋诗”。沈德潜这种不一致的态度并不表明他对宋诗的评价摇摆不定，而是因为在讨论宋诗时，沈德潜设置的参照系在不断地变化、调整。在不同的参照系下，被评价对象一宋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上三条评论，其参照系分别是唐诗、明诗、清诗。

以唐诗作参照系时，宋诗“卑靡”。这是因为唐诗，特别是盛唐之诗风骨劲健，气象雄浑，韵流言外；而宋诗则以析理透彻、明白如话见长。与唐诗相比，宋诗缺乏唐诗的气度、格局，露出“卑靡”之态。以明诗作参照系，宋诗“近腐”。这是因为明诗从整体上看创作成就不够高，但明代主流诗人如前后七子等追求的是“第一义”，是盛唐境界，而宋代的诗则是对唐诗的反拨。宋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境界，但这种创新恰恰背离了诗歌的本质。在唐诗、明诗的参照下，沈德潜当然会对宋诗作出否定性的评价了。在《清诗别裁集序》中，沈德潜转而说自己“未尝贬斥宋诗”。这是因为在编定清代诗歌选本，写《清诗别裁集序》时，沈德潜是以“当下”诗坛为参照系讨论宋诗。这时，他不再是超越于历史之上对诗歌发展史进行价值评判的文学史家，而是一个“当代人”。作为“当代人”，沈德潜对历史自觉地保持着适度的谦恭：他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品，作品呈现出的风格，即使文学史家给予了否定，也都是文学史的一部分，后人不应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弃。宋诗就是如此，对清人来说，宋诗不是被比较、被批评的，更主要的是一个参考、借鉴、学习的对象。

在《清诗别裁集序》中，沈德潜的确也没有贬斥宋诗。谈到宋诗，他说，宋诗的特点是“发露”。“发露”和“蕴蓄”只是两种不同的美学特质，虽然在概念上是相对的，但并无高下之别。正如沈德潜的同调毛先舒所说：“含蓄者，诗之正也；讦露者，诗之变也。论者必衷夫正而后可通于变也。”从诗歌发展流变史上看，无论含蓄还是讦露，无论正还是变，都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是后人必须要认识和了解的。的确，沈德潜一直非常关注宋诗。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赴京应博学鸿辞科途中，沈德潜写有《舟行鱼台如故乡风景同倪稼咸、吴恂士赋》一诗，诗中谈到，在旅途中，自己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篷窗点笔亲风雅”，该句自注曰：“时校勘唐宋人诗集”(卷十六)。这里，沈德潜明确地表达了对宋诗的态度，那就是宋诗与唐诗一样，也在“风雅”之列。正是因为没有把宋诗排除在风雅之外，乾隆初年，沈德潜就有了编定宋金元诗选的打算。乾隆四年(1739年)，沈德潜的门生蒋重光为《明诗别裁集》作序说：“兹编风旨，除纤去滥，简严和厚，可续唐音，而宋金元诗尚俟采葺云。”(第301页)据《沈归愚自订年谱》，乾隆初年，沈德潜正在蒋重光家坐馆，蒋氏言“宋金元诗尚俟采葺”应据沈德潜本人所述。在编定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选本后，沈德潜于晚年编定了《宋金三家诗选》。这表明，他明确地将宋、金两代的诗作为传统的一部分，以选本的形式将之纳人中国诗歌史体系之中。

要讨论沈德潜是不是贬斥宋诗，不仅要了解沈氏对宋诗本身的态度，还要考察沈德潜是否赞同后人学习宋诗。透过《清诗别裁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德潜并不反对时人学习宋诗。

《清诗别裁集》收清代前中期诗人996家。在小评中，沈德潜明确指出学唐还是学宋的诗人有26家。我们可以将这些作家分为三类：界分唐宋者，共14人，分别是张笃庆(24首)、方朝(21首)、吕履恒(18首)、毛奇龄(16首)、许廷句(金荣)(14首)、朱受新(7首)、施何牧(5首)、陈叶筠(3首)、沈懋华(3首)、方京(3首)、王汝骧(2首)、塞尔赫(2首)、钱纫惠(2首)；唐宋兼宗者，共9人，分别是顾绍敏(19首)、朱彝尊(18首)、汪琬(16首)、惠周惕(13首)、沈元沧(10首)、田雯(9首)、王材任(5首)、吴定璋(4首)、刘石龄(2首)；有宋风者，共3人，分别是陆次云(15首)、魏坤(5首)、吴之振(1首)。因为唐宋兼宗者也不反对学习宋诗，我们可以将之与有宋风者归并为一类，即不排斥宋诗者。首先，从人选作家数量上看，“断断焉界分唐宋”者与不排斥宋诗者基本相当，前一类有14人，后一类有12人。其次，从作家入选诗作的数量上看，宗唐者诗作数量在10首以上的为5人，不排斥宋诗者诗作数量在10首以上的也是5人。第三，对于尚宋诗的作者，沈德潜除了对汪琬稍有不满外，对其他人不仅没有否定性的批评，而且颇多认同。这样看来，在编选《清诗别裁集》，树立权威诗人，确立诗歌经典时，沈德潜并不排斥那些习宋者。

二、沈德潜对宋诗的根本态度

透过以上对沈德潜的诗论及诗歌选本的考察，我们看到，沈德潜认同宋诗的价值，不反对时人学习宋诗。但历来论者谈到沈德潜，大都认定他排斥宋诗。郑方坤在《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竹啸轩诗钞小传》中说：“归愚积学工文，古文词跌宕夷犹……其诗学犹邃。是时江南盛诗社，又崇尚苏、陆之学，硬语粗词，荆榛塞路，归愚独斤斤然，古体必宗汉、魏，近体必宗盛唐。元和以下，视为别派。”(第186页)即令沈氏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也持这一观点。沈氏的门生王昶在《湖海诗传》中说：“苏州沈德潜独持格调说，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诗，以汉魏盛唐倡于吴下。”(第157页)沈氏的再传弟子洪亮吉在《西溪渔隐诗

序》中也说，“乾隆中叶，长洲沈尚书德潜以诗名吴下，专以唐开元、天宝为宗，从之游者皆摩取声调，讲求格律。”(卷十)在王昶等人看来，沈德潜崇奉盛唐，到了非唐诗不学，排斥宋诗的地步了。

王昶等人的评价自有其道理。要更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沈德潜的宋诗观，我们不仅要讨论沈德潜是否认同宋诗的存在、允许时人学习宋诗，还要进一步分析沈德潜在什么程度上肯定宋诗，有没有为学习宋诗划定一个范围。透过沈德潜的诗论及对《清诗别裁集》等选本的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沈德潜对宋诗的肯定以及对时人学习宋诗的认同度是非常有限的。

首先，沈德潜虽然肯定宋诗自有其特点，对当下的诗坛来说，有学习的价值，但他并不认为宋诗从整体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说诗啐语》中，沈德潜评价宋代的诗人说：

西江派黄鲁直太生，陈无己太直，皆学杜而未哜其炙者。然神理未浃，风骨独存。南渡以下，范石湖变为恬缛，杨诚斋、郑德源变为谐俗，刘潜夫、方巨山之流变为纤小。而“四灵”诸公之体，方幅狭隘，令人一览易尽。

在《宋金三家诗选》中，沈德潜只选了苏轼、陆游的诗，并没有提及其他诗人。沈德潜之所以肯定苏轼、陆游，是因为他们源出杜甫，可承唐人正轨。如陆游，“南渡后推第一，胸怀磊落，光气凌暴，其志节所见直可上追少陵。”(第3页)可以说，沈德潜之所以选苏轼、陆游等人，其目的并不在于彰显宋人对唐诗的反拨，而恰恰是要标明苏、陆等人对唐诗的继承。总体来看，沈德潜虽然肯定宋诗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他并不认为宋诗可以和唐诗并驾齐驱，更反对宋诗成为诗坛的主流。

就后人如何学习宋诗的问题，沈德潜也有很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宋诗可以学，但绝不能大规模地学习，更不能成为一种风潮。康熙三十年(1681年)左右，诗坛宗宋诗风盛行一时，沈德潜多次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予慨诗教之坏，……祢宋祧唐，有队仗无意趣，有飘逸无蕴蓄，觉前人之情与景涵，才为法敛者，划削不存。(卷十四)

面对这种情况，他也曾“与二三同志欲挽时趋”(卷十四)。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沈德潜开始批选《唐诗别裁集》。这可以看作是沈氏在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后，力图以选本的形式推广唐诗，扭转宗宋诗风的一种努力。

考察《清诗别裁集》的编选策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就后人如何学习宋诗这一问题，沈德潜所持的态度。在选《清诗别裁集》时，对于那些唐宋兼宗的清代诗坛大家，沈德潜多选其风骨劲健、格调高华，近唐音之作。如钱谦益“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第4页)，可以说是出唐人宋，兼采众长。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明确表示自己选录钱谦益诗作的原则是：

录其推激气节，感慨兴亡，多有关风教者，余靡曼噍杀之音略焉。……牧斋诗，如“吾道非欤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屋如韩愈诗中句，身似王维画里人”，工致有余，易开浅薄，非正声也。……故不录。(第355页)

所谓“靡曼噍杀”以及沈德潜所举的几个例子，正体现了宋诗的核心特点。沈德潜为什么不录钱氏有宋调的作品呢?这是因为，钱谦益是清代开国诗坛的第一人，如果录其有宋调的作品，就会给诗坛后学造成钱谦益宗宋诗的误导。因此，在对这位诗坛大家进行定位，标榜清代诗坛整体风格时，一定要选其有盛唐之风的作品，而略去其有宋调的诗作。另外，对于那些在诗坛倡导宋诗，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诗人，沈德潜则有意加以排斥。吴之振编选了《宋诗钞》，可以说直接促成了康熙年间的宗宋之风。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只选吴之振的诗1首，以此降低吴之振在诗坛的影响，抑制宗宋诗风。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沈德潜“未尝贬斥宋诗”并不是无条件的。沈德潜对宋诗的根本态度是：宋诗可以存在，但只是在以盛唐为尊的基础上，对诗坛的一种补充；宋诗也不是不可以学，但必须作出一定的限制，绝不能让学习宋诗成为诗坛的主流。

三、对沈德潜宋诗观的评价

如何理解沈德潜对宋诗的这种态度?另外，在选诗实践中，沈德潜如何使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成为推扬“格调说”的积极的、正面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沈德潜对宋诗的这种态度，最终达到了什么效果呢?

沈德潜对宋诗的这种态度与他本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从个人审美偏好上看，沈德潜本就不喜欢宋诗。但到了沈德潜的时代，人们面对的情况是：明代前后七子尊崇唐诗、排斥宋诗遭到反击，特别是明末清初，诗坛盟主钱谦益的批驳更使前后七子营垒尽失。在沈德潜生活的时代，断断焉界分唐宋、只学唐人不仅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反而可能遭到耻笑，这是沈德潜亲眼所见。沈德潜在《李客山遗诗序》中谈到他的同门说：

李子客山，年二十余，即偕予游横山叶先生门，为诗友。时论诗者家石湖而户放翁，挦拔挎庸琐，并为一谈，而客山笃信师说，于古体追模魏晋，于今体追模唐人，有怪而讪笑之。(卷一)沈德潜的同窗好友许廷铼也因为界分唐宋受人调笑。关于这个问题，袁枚的《随园诗话》有记载：

子逊(按：许廷(金荣))先生与余为忘年交，论诗尊唐黜宋，失之太拘。有某少年，故意抄宋诗之有声调者试之，先生误以为唐，少年大笑。余赠云：“前生合是唐宫女，不唱开元以后诗。”(第296页)

在这种情况下，沈德潜要成为诗坛盟主，以号召诗坛，就必须处理好时下诗坛关于唐宋诗的论争，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中国诗歌发展史，不能给倡宋诗者留下口实，否则就会像他的朋友李果、许廷(金荣)一样当众出丑。

在如何处理宋诗的问题上，沈德潜的老师叶燮给了他受益终生的指导。叶燮从宏阔的历史观出发，反对独尊盛唐，肯定宋、元诗的价值：

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第34页)

但在《原诗》中，叶燮同时也明确表示，学诗者不能弃汉魏、唐人只学唐以后诗，否则，有乖于诗之本旨：

或曰：……学诗者且置汉魏、初盛唐诗，勿即寓目，恐从是入手，未免熟调陈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终于不出也。不若即于唐以后之诗而从事焉，可以发其心思，启其神明，庶不堕蹈袭相似之故辙，可乎?吁!是何言也?余之论诗，谓近代之习，大概斥近而宗远，排变而崇正，为失其中而过其实，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后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将谓后者之居于盛，而前者反居于衰乎?……执其源而遗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弃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则学诗者，使竞从事于宋、元、近代，而置汉魏、唐人之诗而不问，不亦大乖于诗之旨哉?(第36页)

正是在这样的治学经历中，沈德潜形成了自己对唐、宋诗的基本判定：那就是，必须确立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也就是“崇正”；同时不反对“变”，面对着跟唐诗风貌完全不同的宋诗，积极认可并肯定其存在的意义。但正因为宋诗是“变体”，所以，绝对不能让宋诗居于主流地位。

在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中，面对着唐、宋诗两大传统，特别是涉及到后代如何承继诗歌传统这一问题时，沈德潜如何避免自乱阵脚，既不全盘否定宋诗，又保持“格调”说的基本理念，坚持唐诗的主流地位呢?

在《清诗别裁集》的编选中，沈德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清诗别裁集》的编选原则是：(1)对于引领诗坛风会的人物，虽不否认他们有学宋诗的一面，但在选诗时，绝不选人他们有宋风的作品。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选钱谦益、朱彝尊、汪琬是这样，选宋荦也是如此。宋荦早年学唐，晚年好宋。宋氏曾自言，“初接王、李之余波，后守三唐之成法，于古人精意，毫未窥见。康熙壬子、癸丑间屡入长安，与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第345页)沈德潜也非常清楚宋荦“古体主奔放，近体主生新，意在规仿东坡”，但《清诗别裁集》选人的宋荦的诗却都是“近唐贤诸作”(第466页)。(2)对只宗宋诗者，尽量降低他们的影响，如上文谈到，沈氏只选吴之振的诗1首。(3)以折衷、变通的方式表明自己对宋诗的关注。在《清诗别裁集》中，对陆次云这样一个在当时诗坛影响力不太大，也并不以习宋见长的诗人，“所选诗转在宋、元”(第498页)，并且还选其诗作达15首。这样，从整体来看，《清诗别裁集》中带有宋诗风格的诗比例不至过小。通过这种富于策略性的选诗方式，沈德潜向诗坛后学暗示：自己作为一个选家，并不排斥宋诗。但一个诗人要成为钱谦益等人那样的大家，就必须以唐诗为宗；如果以宋诗为宗，就会像陆次云那样，只是不太人流的诗人。

总体来看，面对宋诗，沈德潜对之进行了明确的定位，那就是：宋诗能，并且只能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存在。对宋诗的这种定位，一方面明确地传达了沈德潜以唐诗为主流的诗学立场，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沈氏融通、不偏执一隅的诗学态度。对宋诗的包容，正是沈德潜所选择的不同于前后七子的诗学策略。面对并非自己趣向所在的宋诗，沈德潜的策略是：将七子的不同意转为预先同意，将七子的反对转为包容，在同意和包容的态势下，更坚定、有效地把握、控制住批评的最终方向。透过明清诗歌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七子因为鄙薄宋诗而没有对之进行明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明人的这种态度给宋诗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由此引发了清代大规模的对宋诗的认同，促成了清代宗宋诗风的兴起。而沈德潜对宋诗的态度则是，在尊崇盛唐的基础上，对之予以认可。这种包容所造成的效果是，以合理的方式给宋诗以适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为盛唐之诗，为“格调”保留了更大的、更确定的空间。

清代，持“格调说”的并非仅沈德潜一人，而沈氏能成为“格调说”的盟主，原因之一正在于，沈氏对宋诗这种认可、包容恰恰成为抑制，甚至是抵制宋诗的最重要的力量。

责任编辑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