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百一钞》

申屠青松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宋诗百一钞》为姚培谦、张景星和王永祺共同所编，三人皆为江南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姚培谦(1693—1766)，字平山，号鲈香，诸生，著有《李义山诗集笺注》、《松桂读书堂集》等。张景星，字二铭，王永祺，字补堂，皆为姚培谦挚友，活动于乾隆年间。

《宋诗百一钞》流传非常广泛，版本极多。初刻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诵芬楼刻本。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姚、张、王三人又续编《元诗百一钞》九卷。后人将二编与沈德潜《唐诗別裁集》、《明诗別裁集》、《清诗別裁集》合在一起刊行，称为《历朝诗別裁集》。此书清代版本甚多，可考者如务本堂刻本、三让堂刻本、小酉山房刻本、令德堂本、道光十九年(1833年)巾箱本等。民国后尚有多次再版，如扫叶山房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6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7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199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等。此书在日本亦流传广泛，版本见于著录者有日本宽政六年(1794年)江户青藜阁须原屋伊八刊本、庆应二年(1866年)尚友堂刊本、明治十三年(1880年)东京书肆金鳞堂刻本、江户玉严堂和泉屋金右卫门刊本等。明治十五年(1882年)大阪松田庄助又出有批点本，题名《批评宋诗钞》，评者为后藤元太郎。对于这个流传如此广泛的宋诗选本，就其诗学思想、地位和影响等问题进行考察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诗学宗旨：原本忠爱，温柔敦厚

《宋诗百一钞》的出现是清代宋诗选本庙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乾隆时期盛世文化在宋诗选本领域的反映。清代宋诗选本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朝野分化趋势：一方面，清廷文化统治者基于传统的观点，将诗歌作为政治文化的延续，努力让宋诗以一副符合诗教标准的面目出现，宋诗选本的这一倾向，我们称之为“庙堂化”；另一方面，清代宋诗选本又有很浓厚的野逸传统，根据时代特点和思想背景的不同，这种野逸传统可分为两个阶段：顺治、康熙主要体现为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遗民思潮，雍正以后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疏离政治、遁世自高的寒士倾向。由于宋、明二代在历史际遇上存在深刻的相似性，加之宋诗对道德精神的强调符合遗民思潮“经世”、“宗经”的诗学指向，晚宋遗民的爱国之音更与清初遗民心灵相通，因此，清初汉族士人普遍将宋诗作为寄托民族情感的一种载体，提倡和学习宋诗也就自然成为遗民思潮的一种表现形式。受此影响，清初宋诗选本在选诗上表现出浓厚的遗民倾向，有三大表现：一是突出宋诗的伦理诗教价值，二是强调以诗存史，三是在选诗中不但贯彻遗民的学术理念，而且反映遗民的人格追求和生命体验。若吕留良《宋诗钞》、邵暠《宋诗删》、潘问奇《宋诗啜醨集》都是体现这一倾向的代表性选本。但从康熙后期开始，宋诗选本的遗民倾向渐次开始变得淡漠，个中原因，一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安定和清廷统治的巩固，汉族士人的反抗意识与政治热情不可避免地消退；另一方面，频繁的文字狱、日益严苛的文禁政策也迫使文人不敢公开吐露自己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教育的发达，文人的入仕渠道日益拥挤，不得志的“寒士”群体不断扩大，其文化面目亦日趋独立、鲜明，诗学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浙派和高密诗派的盛行。与此相适应，雍正、乾隆时期宋诗选本的基本倾向遂由“遗民化”转向“寒士化”，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疏离政治和诗教传统，二是突出宋诗表现个人生活的创作传统。“寒士化”倾向以浙派所撰宋诗选本最为典型，如厉鹗《宋诗纪事》、曹庭栋《宋百家诗存》、马维翰《宋诗选》等。

清代文化统治者提倡的“庙堂诗学”，顺、康、雍、乾四朝都以宗唐为主流，对宋诗缺乏充分的注意，故在清代初、中期大部分时间里，提倡宋诗者以在野的遗民和寒士为多，也就是说，野逸传统是这时期宋诗接受的主流。不过，作为支流的“庙堂宋诗学”仍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比较重要的如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1699年)的《御选宋诗》，其选诗明言是突出盛世文治之功，以“温柔敦厚”为选诗标准。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梁诗正等奉敕撰成《御选唐宋诗醇》，宋诗虽仅选苏轼、陆游二家，但其温柔敦厚、追求雄浑阔大的选诗标准，却是准确延续了宋诗选本的庙堂化倾向，且显现出浓厚的盛世文化特征。不过，《御选宋诗》虽收诗全面，卷帙浩繁，但并没有大量翻刻，影响比较有限，《御选唐宋诗醇》则仅收苏、陆二家，又失之片面，秉承庙堂诗学标准，对宋诗进行全面的检阅，也就是一种必需了。《宋诗百一钞》的出现正是这一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诗百一钞》的出现显然也受到了乾隆盛世文化和沈德潜格调唐诗学的刺激。乾隆时期，清代社会步入最为安定、繁荣的时期，君臣上下纷以歌咏帝力、粉饰太平为务，这一文化要求在诗学领域的反映就是沈德潜格调说的盛行。在《宋诗百一钞》之前，沈氏诗学的选本批评体系已经形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唐诗別裁集》成书，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古诗源》成书，乾隆三年(1738年)《明诗別裁集》成书，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国朝诗別裁集》成书，在这一批评体系中，独独缺少宋、元二代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张景星等撰成《宋诗百一钞》，三年后，又撰成《元诗百一钞》，这两部书主观上是否有意为补沈氏缺憾而作，我们不得而知，但它们庙堂化和歌咏升平的选诗倾向却与沈氏选本完全相同，可见，影响它们的确有共同的时代因素。

沈德潜论诗首要是“审宗旨”，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强调诗歌的伦理道德价值，即要求诗歌“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1]365，二是温柔敦厚。姚培谦亦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其《松桂读书堂诗话》卷七论李白、杜甫即云：“李、杜二公诗篇皆原本忠爱，若以温柔敦厚论之，则李不及杜。”[2]这也是《宋诗百一钞》的选诗宗旨。首先从题材看，书中咏史、颂圣、感时伤乱这类关涉政治的作品数量甚多，据笔者统计约有120余首，接近全书的五分之一。事实上，突出宋诗关注现实的传统，非独《宋诗百一钞》为然，在清初宋诗选本中即已成为普遍趋势，但相同的趋向反映的内在动机和政治立场却可能完全不同。清初遗民化的宋诗选本强调政教，意在激励汉族士人的民族气节，具有反清的深层动机，而《宋诗百一钞》为代表的庙堂选本则完全是出于维护清廷统治的目的。由此生发，二者在题材与风格取向上遂有很多的差异，一般来说，遗民化的宋诗选本不大讲究“温柔敦厚”，在题材上比较注意感时伤乱之作，风格上则多倾向于激楚、槎枒、刚直、雄肆等，而庙堂化的选本却极力强调遵循诗教，题材上注重颂圣之作，风格上则强调稳重典雅，雄浑宏大，吐属大方，议论得体。

一方面是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盛世气息，《宋诗百一钞》多选颂圣之什，题材主要包括应制、朝省、宴集、庆赏等，据笔者统计，此类作品有近50首。在诗体上，五排最适宜歌功颂德，故《宋诗百一钞》录此体独多，有40首，其中超过一半为颂圣之作。选诗强调升平意味，若书中李昉《禁林春直》、宋祁《寒食》、晏殊《寓意》、吕祖谦《贺车驾幸秘书省》，方回《瀛奎律髓》皆曾列入“升平类”。韩琦《过故关》，方回评云：“承平之际，并州用武之地亦闲乐如此。”[3]93李昉，方回更誉之为“善言太平第一人”[3]210，《宋诗百一钞》将李诗列为七律开篇第一首，显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宋诗百一钞》主张温柔敦厚、强调盛世气息的选诗倾向也清晰地体现在其诗史叙述中。《宋诗百一钞》诗史叙述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褒“初”抑“晚”。这里所谓的“初”、“晚”，我们是借鉴了陈衍《宋诗精华录》的观点。陈氏衍高棅之说，将宋诗发展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元丰之前为初宋，元丰至北宋亡为盛宋，南渡至尤、杨、范、陆为中宋，四灵以后为晚宋。《宋诗精华录》是较能体现宋诗特点的选本，收诗129家688首，《宋诗百一钞》收诗137家646首，二书规模相当，所录诗人亦大多重合，通过比较，更容易发现《宋诗百一钞》的选诗倾向。二书各阶段收诗情况统计见表1：

表1 二书各阶段诗人数/诗歌数比较

两书相较，《宋诗百一钞》扬“初”抑“晚”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进一步深入到各体派进行分析，宋初体派主要包括宋初三体和以苏舜钦、梅尧臣和欧阳修为代表的新变派。首先，《宋诗百一钞》比较推崇白体和西昆体，而对晚唐体则颇存轻视之意。书中收白体诗人凡5家16首，昆体诗人10家38首，其中若宋祁收诗14首，王禹偁收11首，杨亿9首，数量在全书中分居第九、十三和十六位，梅尧臣尚在他们之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晚唐体仅收3家6首，最多者若林逋亦不过区区4首而已。其次，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同为开启宋风的代表人物，但编者褒欧而贬梅、苏，若欧阳修收诗38首，在全书中位居第四，而梅尧臣仅录9首，在全书居十七位，苏舜臣更是仅收5首，排在全书第二十五位。

编者这样的褒贬，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基于追求盛世之音的选诗标准。首先，白体和昆体在宋初被当作是馆阁之体，风格庄重，吐属典雅，《宋诗百一钞》所录颂圣之什，亦以属二体者为最多。晚唐属于山林诗体，瘦峭寒俭，历来被认为是一种衰世的产物。其次，编者于欧阳修，看重的也不是他对宋诗的开拓意义，因为如果着眼于此，就没有理由贬抑梅尧臣和苏舜钦，实际上，编者推崇欧阳修主要是因为他“善言富贵”。《宋诗百一钞》选庐陵诗38首，分为七古5首，五律5首，七律6首，五排9首，五绝6首，七绝6首。从内容上看，近三分之一为应制颂圣之作，风格多偏于高华典丽，此风格五排最为擅长，故编者于庐陵五排所选独多。欧阳修是西昆诗风的掘墓人，但《宋诗百一钞》却特意选了他不少典丽之作，如《三日赴宴口占》、《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贺裳《载酒园诗话》即谓之“极风流富贵之致”[4]。苏舜钦和梅圣俞诗格虽高，但一则平淡而不免寒俭之态，一则雄豪而多伧夫之辞，与晚唐一样，亦非盛世所宜，鄙弃也就是理所当然了。循此思路，编者对晚宋的贬抑也就可以理解了，书中所录晚宋诗人主要是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风格都是沿续晚唐一脉。

再进一步，还可比较一下编者对陈与义和晚宋爱国诗派的不同态度。在清初宋诗选本里，陈与义与谢翱、文天祥、林景熙、汪元量等晚宋爱国诗人一起受到高度推崇，他们共同被奉为杜甫的遗嗣。《宋诗百一钞》的态度稍有不同，他推崇简斋，却贬抑晚宋爱国诗派。《宋诗百一钞》选陈与义诗28首，绝大多数为感时伤乱之作，风格雄浑沉郁，书中其他诗人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显然编者是把简斋当成了宋代学习杜甫最优秀的诗人。而于晚宋爱国诗派，书中仅收5家11首，分为谢翱7首，文天祥、林景熙、谢枋得、家铉翁各1首，这当中仅文天祥《过平原作》尚具忠义之气，其他多不能明显表现这一诗派的创作特点。这种处理，笔者以为仍然是基于温柔敦厚的诗学追求，因为陈与义和谢翱等人虽同是歌咏乱亡，但前者声调响亮，气势浩瀚，仍属盛世之音，而后者却多晚唐之调，或寒俭，或纤巧，或槎枒，或峭刻，衰象毕现，非盛世所宜。

所以，《宋诗百一钞》“原本忠爱，温柔敦厚”的选诗宗旨是乾隆盛世升平政治的一种反映，也是康熙《御选宋诗》以来宋诗选本庙堂化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清初以来宋诗选本野逸化传统的清算和批判。

二、“以唐存宋”的选诗标准和批评策略

如何处理唐宋诗关系，这是每一个宋诗选本必须回答的问题，《宋诗百一钞》的基本态度是“以唐存宋”。“以唐存宋”是宋诗选本的一种重要现象，它以唐诗为审美理想，比较强调与唐风接近的宋诗，至于对待宋体之诗的态度，不同选本会有所差异，大概而言，可分为二派。一派是缺乏诗史叙述意识，往往无视作家的主体风格和流派特征，直接以唐诗为标准对宋人作品进行“披沙拣金”的工作。明代宋诗选本多持此为式，至清代亦不乏，如潘问奇《宋诗啜醨集》、吴翌凤《宋金元诗选》等。另一派则是在尊重宋诗体派流变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对各体派选诗的多寡体现其近唐远宋的诗学观点，我们称之为是“诗史差序批评”。相对来说，这一派诗学视野更为宽广，对宋诗接受程度较高，其批评策略最早可以追溯到许学夷的《诗源辨体》，至清初，此类选本渐多，《宋诗百一钞》便是最具代表性的选本之一。

《宋诗百一钞》对宋诗体派流变的描述可以说是非常清晰的，以书中最重要的七律为例，收诗情况统计如下：

李昉1首，徐铉2首，张咏1首，王禹偁6首，王操1首，杨亿4首，钱惟演1首，丁谓1首，穆修1首，林逋3首，宋祁5首，晏殊2首，夏竦1首，韩琦2首，文彦博1首，欧阳修6首，苏舜钦1首，梅尧臣3首，蔡襄1首，曾巩3首，司马光2首，王珪3首，王安石9首，王安国1首，韩维1首，郑侠1首，沈遘1首，王令1首，程颐1首，苏轼20首，苏辙3首，孔武仲1首，孔平仲3首，贺铸5首，杨蟠1首，黄庭坚4首，秦观3首，晁补之1首，张耒5首，陈师道4首，彭汝砺1首，谢逸1首，苏过1首，韩驹2首，张元干1首，汪藻1首，李弥逊1首，周紫芝1首，周孚2首，王琮1首，王庭珪3首，吕本中1首，陈与义10首，曾几1首，朱松2首，王铚1首，尤袤4首，范成大5首，陆游14首，杨万里9首，朱熹8首，吕祖谦2首，王十朋1首，吕定2首，华岳1首，陈造1首，楼钥1首，岳珂1首，刘仙伦1首，杜范1首，方岳1首，张道洽2首，陈起1首，乐雷发1首，柴望1首

不难发现，宋诗各体派，若白体、昆体、晚唐体、新变派、荆公体、苏体、江西派、道学派、南宋四大家及江湖诗派，展现得非常清晰，编者有意识地将同一体派的作家安排在相邻位置。不过，进一步考察各体派及代表诗人的选诗情况，可以发现编者近唐远宋的基本态度。

傅王露在序言中非常明显地透露出编者宗唐的诗学主张：“夫论诗必宗唐是也……第波澜虽富，句律不可疏，锻炼虽精，情性不可远。比兴深婉，何贵乎走石扬沙？宫商协畅，何贵乎腐木湿鼓？”①[1]181所谓“波澜富而句律疏，锻炼精而情性远”，正是刘克庄对宋诗代表苏、黄二派创作利弊的总结，傅王露基于“比兴深婉”、“宫商协畅”的观点对此提出批判，显然是立足唐诗学视角对宋诗的审视。通过表1还可发现，与《宋诗精华录》相比，《宋诗百一钞》更重“初宋”和“中宋”之诗，对“盛宋”诗则稍显怠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初宋”、“中宋”比“盛宋”更接近唐诗。比较一下《宋诗百一钞》和几位格调派代表批评家对宋诗的取舍，不难发现他们的观点非常相似。上文提及，《宋诗百一钞》于“初宋诗”重点表扬昆体、欧阳修，而贬低苏舜钦、梅尧臣，沈德潜基于重视含蓄、批评发露的唐宋诗观，对“初宋诗”作出了类似的取舍：“宋初台阁倡和，多宗义山，名‘西昆体’，梅圣俞、苏子美起而矫之，尽翻科臼，蹈厉发扬，才力体制，非不高于前人，而渊涵渟蓄之妙，无复存矣。欧阳七言古专学昌黎，然意言之外，犹存余地。”[5]544关于南宋诗，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曾云：“大抵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近体无出陈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杨四子元和体也，徐、赵四灵大中体也，刘、戴诸人自为晚唐，而谢翱七言古时有可采焉者。”[6]胡应麟这一安排，完全是基于其初、盛、中、晚的唐诗价值序列。简斋近体嗣出少陵，雄浑沉郁，元晦五古源出陶、柳，冲淡自然，自然是宋诗最高者，尤、杨、范、陆诗多平易之调，近于中唐，四灵、江湖为晚唐，谢翱七古诡幻奇崛，颇得长吉之髓，故为晚宋之最高者。《宋诗百一钞》对南宋诗的取舍，基本与胡应麟所论相同，排在前五位的南宋诗人，分别是陆游、陈与义、杨万里、朱熹、范成大，其中朱熹五古7首，居全书第二，仅次于录9首的苏轼，陈与义五、七言律诗凡17首，亦仅次于苏轼的24首。谢翱收诗7首，居全书第二十位，但其中6 首为七古，数量在此体中排第三位，仅次于苏轼的12首和陆游的10首。依据这种相似性，我们虽不能说《宋诗百一钞》取舍眼光与沈、胡二人完全相同，但其诗学思想受格调诗学影响较深是毫无疑问的。

表彰宗唐诗人的同时，是对宋诗的代表性作家进行抑制。苏轼和陆游属于唐、宋二派共同承认的诗学典范，姑且置之不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三人，前面已有论及，这里主要讨论一下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三家。《宋诗百一钞》收山谷诗14首，数量仅居第十位，陈师道收诗8首，居全书第十九位，可见，对于江西诗派，编者的评价是不高的，傅王露序谓“锻炼虽精，而情性不可远”，批评的正是江西诗派的创作特点。编者对王安石评价很高，收诗39首，居全书第三，但仔细分析收录作品，却发现其眼光仍多从唐诗出发。各体收录情况，凡七古1首，五律5首，七律9首，五排2首，五绝9首，七绝13首，可见，编者推崇王安石主要在于近体，尤其是绝句，对古体则持贬抑态度。介甫近体诗律精严，韵味悠长，符合傅王露序所谓“句律不疏”、“近于情性”的标准，而其古体承于韩愈，佳者奇崛浩瀚，病处亦不能免直致之讥。事实上，对于宋诗其他代表作家的古体，《宋诗百一钞》大都评价不高，如梅尧臣古体仅收1首，苏舜钦、王令、陈师道则一首未收，独对欧阳修评价较高，收七古凡5首。揆其原由，梅、苏、王古体皆以奇崛波澜胜出，但也常常有粗率易尽、毫无余味的毛病，而欧阳修古体虽亦自韩愈出，但正如沈德潜所言：“意言之外，犹存余地”[5]544，与唐体稍近。由此可见，《宋诗百一钞》批评宋诗，各自导源于苏、黄二氏的率易、枯瘦之弊是其特别防备的对象。

三、余论

有必要澄清关于《宋诗百一钞》的一个错误看法。许多人都认为《宋诗百一钞》选诗标准是依从于理学一派，如中华书局1973年版出版说明云：“(张景星)是理学信徒，《宋诗別裁集》中周敦颐、朱熹被尊作‘周子’、‘朱子’，即可见一斑；其选诗标准也从理学一派。”[7]事实上，这种看法并不准确。首先，姚培谦、张景星、王永祺三人确为程朱信徒，但尊崇理学并不必然表明在诗学领域也要对理学亦步亦趋，细览姚培谦《松桂读书堂诗话》，论诗并无非常明显的理学特色。其次，一般来说，理学诗派诗学思想的核心是主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以理为主，重内容，轻形式，二是诗歌要雅正平淡，三是诗人要摒除情欲之私，触物感兴皆合乎天理①。《宋诗百一钞》的选诗标准，一是原本忠爱，温柔敦厚，二是以唐为宗，讲究情性深远，音调协畅，崇尚典雅、含蓄、雄浑之美。就重视伦理价值、讲究性情平和方正而言，二者或有重合之处，但总体而言，“主情”与“主理”却存在根本的矛盾。傅王露序中批评宋诗多“腐木湿鼓”之音，正是以理学诗派的说理诗为代表的。再次，金履祥《濂洛风雅》是体现宋人道学派诗学思想的代表性选本，《宋诗百一钞》与之相校，重合者凡有九家，收诗情况分别为周敦颐1首，程颐2首，邹浩1首，吕本中2首，曾几1首，朱松5首，朱熹28首，张栻5首，吕祖谦2首，合计47首，数量仅占全书的7%。这当中最受重视的朱熹，正如上文讨论过的，大部分可以从编者宗唐的审美理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上述诸人所收诗许多都不能代表理学诗派的创作特点，如朱熹作品中一些著名的理趣诗《观书有感》、《鹅湖寺和陆子寿》等，恰恰遭到了编者的遗弃。所以，总体而言，理学对《宋诗百一钞》的影响并不大，谓其选诗“从理学标准”更不准确。

综上所述，《宋诗百一钞》以“原本忠爱，温柔敦厚”为选诗宗旨，透露出浓厚的盛世气息，它是清代宋诗选本庙堂化历程的产物，也是乾隆时期盛世文化的反映。它选诗受格调派影响较深，主近唐远宋，但其诗学思想主要是依据诗史的差异叙述得以实现，对宋体之诗仍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接受。另外，称它选诗“从理学标准”是一个必须得到纠正的说法。

注释：

① 姚桂谦《松桂读书堂诗话》论诗从《诗经》至李商隐，未论及宋以后，亦可见其诗学理想偏于唐诗。

② 理学影响下选本的诗学特点，可详参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268-172页。

[参考文献]

[1] 沈德潜，姚培谦，张景星，等.历代诗別裁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2]姚培谦.松桂读书堂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从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3]方回.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贺裳.载酒园诗话[M]//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12.

[5]沈德潜.说诗晬语[M]//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胡应麟.诗薮[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7]姚培廉，张景星，王永祺.宋诗別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