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苏联第一”的历史教训

闻 一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3月13日在《环球时报》发表“国家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一文，认为中国不要再将积累财富视为第一目标，而应致力于国家能力的建设。这种“国家能力至上”的观念让笔者想起了几十年前“苏联第一”的历史。国内一些推崇国家能力的人需要以那段历史为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苏联经历了“苏联第一”的特殊发展时期。“苏联第一”这个总决策、战略方针以及细致周详的战术行动贯穿于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的各个方面。世界上什么都是“苏联第一”，不仅社会制度、发展方向世界第一，而且经济发展速度和增长率世界第一、科学技术世界第一、发明创造世界第一、原子弹世界第一、导弹火箭世界第一、空间开发世界第一、没有失业、危机和贫穷世界第一，甚至挖煤速度也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为是世界第一。最后是苏联文化、意识形态世界第一，苏维埃这个“统一的民族”优越于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世界第一。

这个苏联世界第一的浪潮始于一个源自于信念的口号：“赶超英美”。其理论出发点是：既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这个国家以外的世界都是落后的、贫穷的、没落的，甚至是濒临死亡的。而二三十年代美国大衰退开始之际，苏联成了全球唯一的光明之国，唯有苏联在发展，唯有苏联最先进，唯有苏联最强大，唯有苏联最有前途，苏联第一的宣传和展示就成了苏联的“时代最强音”。这个时期，苏联悄悄地、大规模地采购和引进自己原本没有的美国的先进技术和人才，加速自己的军事工业的发展。一种苏联是“世界救世主”的理念形成，并演变成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釜底抽薪”的战略决策。60年代，随着苏联宇宙飞船的上天、“苏联第一”的口号响彻全球，世界步入美苏争霸的时期。到了70年代，“苏联第一”的口号和行动逐步升级，苏美争霸经由陆地上的导弹、武器的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的争夺、海洋上航母的建造、海外军事基地的建立和庞大舰队的世界巡航，发展到了宇宙空间的战略争夺，隔三差五地发射卫星。力量的展示成为苏联决定一切的国策。因此，“苏联第一”实质就是使苏联成为大国、强国，甚至是霸权国。

“苏联第一”的决策决定了苏联国力提升的全部内涵和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全力发展军事工业、最大可能增强国防能力的唯一前提下，走一条“国强”的道路。数十年的历史进程表明，“苏联第一”终于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国防力量的霸权国家。这种力量曾一度使苏联登上了能与美国抗衡的顶级宝座。而在这种“国强”政策下，苏联领导人不断要求国民“勒紧裤带”，为“国强”作出自己的贡献甚至牺牲，因而他们也曾宣称过的“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空口许诺。在“苏联第一”的“国强”政策下，得利的是军事工业、国防工业，得利的是主持和实施这种政策的人及他们组成的“国”和随之日渐形成的军事工业利益集团，而受损的、生活始终得不到彻底改善的却是老百姓。人们常说的苏联轻重工业的失调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苏联的强国决策是建立在重视军事和国防力量的提升而忽略了民力提升的基础之上的，是重视国强而忽视民富。

国力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有特定指向的概念。国强民富是个完整、不分重要和不重要、不能有厚此薄彼区分的统一体。国强民富应共同发展、齐头并进，仅国强无民富，国最终不得强，仅民富而国不强，则民富最终无保障。苏联一直坚持“先国强后民富”的道路。那种具有狭隘民族沙文主义的苏联爱国主义就膨胀起来了，并慢慢发展成了不可一世的霸权，结果是民不富而导致民不服，最后是民族纷争、社会动荡、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最终苏联解体，并在瞬间坠落为二流国家。

苏联的惨痛经验也许有四点启示：一是军事力量的提升不等于国力的提升，军事力量脱离国情的盲目提升导致了苏联解体的灾难性后果；二是国防力量的强大不等于国强，打仗保国都要靠枪炮军队，而枪炮的先进、军队的庞大并不意味着国就能强，苏联拥有世界上先进技术和军事装备的数百万军队不是瞬间就丧失了战斗力吗？三是国家力量的强大不仅在于国家能力的运用，更在于公民社会的建立；四是盲目的、被特定利益鼓动起的苏联爱国主义是伪爱国主义，于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