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敌对走向联盟

文／（美）詹姆斯·甘农　译／张洪磊

慈善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仍然没有被大众所熟知。美国的慈善家及其合作者在战后美日之间恢复关系的过程中起着关键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一些国际基金会和慈善家着手恢复和加强美日关系。通过大约4000次的捐款，共筹集了5500万至6000万美元。虽然用现在的货币价值标准来看，这些投资在未来30年中都是比较适中的，但是他们却在两个社会的各个部门之间成功建立了一种可持续的联系。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在维持和恢复双边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用于恢复美日关系的方式已经成为日本国际交流中心长达三年的研究课题。神户大学教授马克多·洛基博、哈佛大学历史学家阿基拉·艾瑞依利用采访和档案研究，将1945年至1975年间有关的日本行政活动收集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研究成果将编辑成册在春末发表，拟定题目为——从敌对走向联盟：1945-1975期间，重建美日战后关系中的慈善角色。研究的成功离不开各大财团的慷慨援助，包括全球合作伙伴日本基金中心和其他9家美国和日本的基金会。

在战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总是简单地将其理想和意识观念强加于日本。约翰·洛克菲勒以及其他参与了日本相关慈善事业的美国小团体的成员意识到，如果想要美日关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么美日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所以，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巩固他们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经常极力确保项目的主办方是日本组织者，而不是美国的投资者和合作组织，并且确保日方控制领导权。虽然日本经济普遍处于困境中，但战前日本的企业家和公司传统的慈善活动，却让他们受益匪浅。

实际上，几乎所有相关基金会官员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为政府服务过，但是他们相信存在一种独立的、非政府的、不可替代的领导力可以帮助建立和维持两国关系。他们计算着采用可以不受政府观念控制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去达到折中的目标，致力于在双边对话中达到一个广泛的大众认可，并且真正地促进双边合作。就像1962年福特基金会官员写在备忘录里的一句话一样，他们相信，在一些领域里，基金会可以比政府部门更有效地去重建那些被大使瑞斯彻称为已经“破裂”的双边关系。

一般说来，美国各大基金会和慈善家的支持不是为了赎罪或为日本重建基础设施，而是为了加强非政府间的关系。二战结束后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这些核心成员一直在致力于战略性地促进美日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双边对话的基础建设。

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为对方国家培养专业性的人才，主要方式是在大学的培训中加强学科领域的研究。接近三分之一的基金会资金（大约1800万美元），用于了支持日本的科学研究。虽然大部分时间因为美国政府资金流入慈善领域，使基金会的钱显得微不足道，但是私人的基金采用了一种聚焦的、创新的并且灵活的方式进行分配——例如在美国重点大学建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让它在该领域的定位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引领政府基金的趋向。

同时，他们将额外的230万至240万美元用于在日本大学中进行的美国研究，这个也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它鼓励了独立的有志向的个人，并且帮助了核心研究机构顺理成章地上马。在充满政治色彩的时期，私人资金也是很重要的。就像福特基金会顾问赫博特·柏森在1964年的备忘录中指出，必须通过削弱美国研究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而消除文化的帝国主义，使文化领域更受人尊敬。

从深层次讲，促进政界、商界、媒体、学界以及其他社会各部门领导之间的对话，是基金会官员们特别感兴趣的事情。其主要的目标就是促进各阶层的沟通，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美日关系，而且也是为了促进日本与其他交战国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双边或多边会谈的内容都是明确的，例如大量的共同研究、各种各样的交流，这些都是为了在领导者之间建立相互联系的网络。虽然这里面包括政府的官员，但是当非政府组织以中立的态度召开会议的时候，这些项目仍然可以很有效地促进自由和直接的交流。

最后，建立和加强日本和美国之间平民的交流受到了特别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JDR为纽约的“日本社会”的建立引领了道路，为日本国际之家的建立筹集资金，通过这两件事促进了美日之间的交流。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福特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负责支持各种组织的活动，例如萨布罗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本国际交流中心，所有这些都有效地建立了各种人才网络，并促进了日本与其他交战国之间的交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基金会能够甄别和愿意扶持那些由理想明确、资质出众、坚韧果敢的人建立的可持续性公益企业。

当然，尽管活跃于美日战后关系的基金会和慈善家推进了一些没有受到支持的项目，低估了可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和能力，非政府地位使他们从未与不定期的指控绝缘，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的战略得到了回报，正是他们的积极努力才使得美日关系今天更加和谐、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