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验：先富民，后强国

刘卫东

《环球时报》3月13日刊登了阎学通教授“国家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的文章。阎教授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对国家来说，能力增长的重要性胜过财富增加。笔者以为，只有积累了社会财富，才有谈国家能力的资本，而民众富裕也应该成为国家最高目标之一。过去一百年，美国兴盛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第一，美国一直未把将坐上世界头把交椅视为国家核心目标，直到社会财富的积累到了绝对的优势。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是在二战以后，但此前的美国一直极力推崇重商主义，以扩大再生产和创造财富为中心，以发展全球自由贸易为己任。19世纪末，美国GDP已跃居世界首位，海军力量却仅名列第六，陆军实力更是微不足道，但是，美国并未改变其“先商后兵”的战略。后来促使美国做出参加一战决定的重要动机，也是保护其优越的贸易地位，防止同盟国获胜后协约国失去还贷能力。战后上台的柯立芝总统仍然表示，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他的关注也集中于延长美国社会的“柯立芝繁荣”。至于二战之后美国确实把确保已经获得的霸主地位看作国家核心目标，但也并非最崇高目标。

第二，社会财富的创造、积累与分配始终是美国发展的重中之重。美国从未为了美苏争霸忽视民生，反倒是民生矛盾的不断化解，为其争霸提供了条件。从发展轨迹来说，20世纪对美国的制度冲击最大的有两件事，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60年代的社会与信仰危机。空前绝后的大萧条催生了划时代的“罗斯福新政”，为日后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奠定了国内基础。“罗斯福新政”特别强调的是“人民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确认避免广大普通人挨饿不仅是私人事务，也是政府和强势集团应尽的责任，故此，政府应大力推进社会安全保障机制，政府也应出面调整劳资关系，以避免冲突激化制约经济复苏。这些举措使得从1929年后的10年间，美国人在福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超过了他们祖先定居于美洲大陆300年以来的成果。

如果说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恢复美国的经济活力来保障普通大众的基本生活，那么60年代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则主要着眼于财富的公平分配，并确立美国式的福利制度。当时美国的“国家能力”已因越战拖累而下降，但约翰逊政府仍选择了对外大幅扩军与对内彻底改革双管齐下，既要大炮也要黄油，提出著名的“向贫困开战”的口号，各项国内改革中的重点放在解决种族平等问题、医疗保障问题、教育投资问题等直接关系到民生的领域，有效化解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

第三，重视社会财富的积累，使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社会大革命，并维持了社会长期的基本稳定。19世纪的最后10年，曾是美国劳资关系最黑暗的阶段，那时谁拥有了财富，谁就拥有了工人的肉体和灵魂。但美国之所以没有爆发革命，恰恰在于政府有效地改变了统治方式，社会进行了自我调适，从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在这一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的阶段中，当时的老罗斯福总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限制垄断资本，二是调解煤矿工人罢工，目的都是由政府出面抑富扶贫，在进入新的工业化时代前，大幅调整财富积累和分配的相关立法；而民间号称“掏粪者”的新闻运动，也把矛头指向巧取豪夺的大财团和政府的腐败现象，其出发点都是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种种罪恶行为。这种改变虽然是渐进的，但已足以满足国家在稳定的局势中发展壮大的需要。

第四，社会财富是国家能力的基础，使美国能够在重大国际事件中脱颖而出。无论在一战还是二战，军力远逊于对手的美国，都可以在宣战之后，凭借其拥有的财富迅速创造出他人叹为观止的军事机器，并在战后成为无可匹敌的超强。

由此可见，持续进行的社会渐进改良不仅帮助消除了美国社会的动荡，也为美国的强盛创造了条件，而虽说整个社会改良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但其依靠的手段主要是促进发展，期待得到的结果是民众认同。至于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霸主，不过是财富积累到他国望尘莫及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并非刻意的极力追求。

当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国家能力在急剧下降，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财富分配出了巨大的问题，金融寡头在“金融创新”中聚敛财富，而普通民众却未能得益。历史经验不断证明，当民众在国家发展中得益时，国家才能蒸蒸日上，并最终称雄于世界；反之，如果民众不能在国家发展中得益，国家终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危机，并将削弱国家实力。美国过去百年的成败便是明证。▲（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