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与它所承载的文化重量

许兰武　翟新颖

2008年3月，“山东济宁欲斥资300亿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迅速覆盖了所有的主流媒体，城未建舆论先热，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成为2008年文化界的一件大事。2009年3月1日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向全球征集创意方案活动的截止日期。这是否将引发新一轮的争论？

2009年2月4日，由于没有通往“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公交路线，记者徒步走了5公里多，到达山东曲阜的九龙山汉墓遗址，这也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地点。汉墓群前有个停车场，在此收停车费的吴大爷说，如果不是赶上春节，来这里的人就更少了。

300亿元引发一场舆论风暴

2008年3月，山东济宁的一座小城，点燃了文化界的一把大火，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

2008年3月1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高调宣布将在山东济宁建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并悬赏890万元在全球征集创意规划方案。同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两会”上发言称“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惊世创举，体现中华民族5000年来形成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和核心道德信仰的东方文化圣城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式提出了筹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构想，他建议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并纳入国家预算。

消息一经传出，舆论一片哗然，并由此引发了长达一个月的争论。半年之后，相关工作人员重申，文化城“肯定要建，不过得等方案确定以后”，工程并未因争论而停止，这再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山东济宁要花费300亿元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人们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了“300亿”的数字上。“我是纳税人，我反对用我的钱去盖这样的东西，借文化名义大兴土木！” 在“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侯露首先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新浪网曾就是否建城作过专门的民意调查，赞同的网友仅占38.25%，反对者达60.71%。反对者针对的是这300亿元的预算，有人认为既然中华文化城的建立资金主要纳入的是国家预算，那么就是纳税人的钱，且不管文化城建好之后会带来怎样的效益、多大程度上传承了民族文化，但就花纳税人的钱来说，为何不跟纳税人商量？

据此，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建办给出的回答是，所谓“300亿”，是个别专家在几年前项目论证过程中的初步估算，不足以成为投资立论的依据，更不代表主办方的意见。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所有文书资料以及创意规划方案征集公告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数字。不过，受聘为中华文化标志城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肯定地说，“300亿元不够”，因为这个数字是2004年作出的预算，现在的物价指数又提高了。

如此的大手笔让此项工程广受诟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很多地方的发展策略，可是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盲目上项目，很容易造成劳民伤财，与发展和传承文化的初衷相违背。何况，300亿元的投入，能否真正做到传承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仍然是一件让人怀疑的事情。

一座“城”与国人之精神家园

“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实现了？”网友的质疑也引发了很多专家的反思。

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学术界振聋发聩的观点：“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季羡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此后，“国学热”逐渐升温，到了21世纪，越发热了起来。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重要，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请和举办，越来越多的老外学起了中文，各国的孔子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在世界各地。据统计，从2004年开始，中国已在 6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210所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其中125所已开班授课。此外，还有61个国家的200多个机构提出开办申请。

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典型。孔子，尽管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但至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认可可以体现在前往孔子故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了，祭孔大典的规格也越来越高了。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提出自然离不开这样的背景。事实上，这个构想自1998年就已经酝酿。1998年，这一工程的最初倡议者——济宁市原副秘书长高述群就提出，将孔孟故地曲阜和邹城作为文化开发区进行建设。2000年，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在全国征集龙主题公园创意，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雏形“龙文化园”正式提出。在具体的创意规划方案还没有确定之前，这一项目就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可，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2008年，在全国“两会”上这一消息才正式对外公布。

于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它是以曲阜、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以“四孔”“四孟”等古文物、古遗址为载体，以把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融为一体为建设方向，使之更加具有中华文化标志意义和德化、教育、纪念、展示功能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应当说，创造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对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否能担此重任呢？

在众多的规划方案中，复旦大学历史教授葛剑雄的方案得到了认可。“一个国家能不能没有记忆”和“国家如何记忆”是他看到中华文化标志城最初想到的两个问题。于是，在他的设计方案中出现了伟人纪念堂，历史、文物展示馆等等，凸显的是一个国家的记忆。需要注意的是，葛剑雄突出的并不是某个人，比如孔子，也不突出儒家文化，他努力呈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包括人物的和物质的。

应当说，这种认识是清醒的。“中国文化从没有被一种文化所统治”。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各种信仰并存，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志尚且不明确。虽然孔子在构建儒家学派和传承文化方面有重大贡献，不过，儒释道才是中国文化的源流。那么，“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选址和命名，就有些值得商榷了。虽然，文化城标明是处在“华夏文化轴”和“孔孟文化轴”两轴之上。但是，显然以孔孟故里为依托的文化城，并不能代表中华文化，而且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聚集的国家，这样的设计显然突出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忽略了、至少是不够重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此的记忆，显然是缺失的，那么一个国家的记忆也因此残缺不全。

文化传承不应如此之轻

国家需要记忆，文化需要传承，但是，到底怎样记忆、如何传承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化是什么？记忆是什么？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内涵。“中华文化标志城”也抓住了文化的精神精髓。在对基本内涵的阐释中说，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也无需建设一座‘新城，而毋宁说是一座‘心城，或‘精神之城，或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为了这座‘心城，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建造它”。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文化的传承为的是心灵的构建，即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不过，心灵的构建总要有一定的物质形式。比如说，名人故居的保护，为的是供后人瞻仰和纪念，我们需要这样一处所在来凭吊古人。也可能有人说，李白、杜甫诗传千古，靠的是世代人的传诵。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李白、杜甫的诗也是以文字这种物质的形式来传承的，还有他们游历过的名山大川，死后的墓穴等等，都是有碑刻来明示的。即使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世代相传的形式也大多是文字。如此说来，文化的传承的确需要一种物化的形式。

“中华文化标志城”期望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式，为的是增强民族认同感，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打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初衷是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它仍然需要一个具体的形态，由此就想到了建一座城。这座城，有“城”的形态，它是以曲阜和邹城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大型聚落遗址群，还有邹县故城等历史古城为支撑。用官方网上的话来说，这座中华文化标志城既是一座实际存在的城，也是一座“虚拟的城池”，是文化连接的纽带。

既如此，也有人提出异议了。既然需要传承文化，那么保留古迹无疑是一种更好的文化传承方式，何必再造一座不伦不类的标志城呢？何况这座城耗资巨大，劳民伤财，文化也未必得以传承。保存古迹，而不是建造文化“复制品”，才是目前传承文化的最适合的方式。

近年来，打着文化的名义，甚至以保护文化遗产的名义，拆除旧迹、重建劣质复制品的现象并不少见。常州的名人故居、横店的圆明园，包括北京圆明园的重修、重建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显示了人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文化当然要传承，可是，如果变了味道，就适得其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