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欲望下的女性悲歌

2009-04-01 06:38
电影文学 2009年5期
关键词:悲歌女性

郭 晶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的中心是男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玉米》展示了贫瘠时代一个家族三个姐妹的悲剧命运。大姐玉米由于认识局限没有认清导致其家庭变故的肇事元凶是她滥性的父亲,而错误地以为是由于父亲权力的失去,在一种强烈的保护家人、维护家庭尊严的使命感面前她选择了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换取对权力的拥有。但当一切按照她的意愿发展以后,她并没有使妹妹摆脱悲剧的命运,反而将妹妹引入了下一个悲剧。

关键词权力欲望,女性,悲歌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玉米》展示了贫瘠时代一个家族三个姐妹的悲剧命运,其中大姐玉米的形象塑造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玉米小时候就已经从父亲王连方与村里其他女人的微妙关系中隐约感受到了权力的重要。父亲失势后,一系列家庭变故的原因她错误地判断为父亲权力的失去,为了重振家族声望,同时也出于保护家人的朴素愿望,生活在男权话语占强势空间中的她选择将自己的爱情与婚姻附加在对权势的依傍之上。作品用朴实的叙事话语对现实生活中价值失范、欲望追逐以及人性变异进行了深度批判,玉米更是用自己的行动演绎了一首苍凉的女性权力欲望的悲歌。

一、权力欲望的激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的中心是男人,女人被放逐到了权力的边缘。这种地位差别不仅体现在社稷安邦等对外的政治场合中,也体现在家庭内部。传统社会中家庭女性的本分就是传宗接代,相夫教子,除此以外,不能再对外界的其他事物有所觊觎。《玉米》中母亲施桂芳就是活在其中传宗接代思想中的女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在她心里根深蒂固,虽然已经给丈夫王连方生下了七个女儿,但是这都不算是真正的“后”,而且这也极大地伤害了王连方的自尊,因为他知道好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则是丫头。尽管如此,他们谁也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于是,母亲施桂芳开始了年复一年怀孕、生子的重复。而丈夫王连方也由于强烈的性欲得不到满足,转而寻求释放的机会了。初次与女会计的交媾,王连方的内心是胆怯的,但是事后女会计的纵容,再加之主动的“辅导”和“指引”,既安抚了王连方胆怯的内心,又是对其错误性行为的鼓励。在这个方面,女会计是王连方的领路人和精神导师,她的一番话让日后的王连生在性方面更加肆无忌惮——“女会计晃动着王连方裆里的东西,看着它,批评它说,‘你呀,你是谁呀?就算不肯,打狗也要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女会计的这番话无疑似一盏明灯照亮了在黑暗中胆怯、摸索前行的王连方的路,使他明白了手中的权力是他换取性的有力保障。在王家庄人的眼里,作为村支书的王连方无疑是个土皇帝,他可以让该村的任何一个女人入怀。

面对丈夫的滥性,母亲施桂芳并不是不知情,而是看得比较淡漠,因为在她心目中有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生儿子,只有生了儿子她才能扬眉吐气地活着。但是这一切却被长女玉米看在了眼里,并且在内心深处将这些与父亲有染的女人看作是对母亲的羞辱,她憎恨这些女人。所以,当母亲生下小八——王红兵后,她才“实实在在地替母亲松了一口气,这份喜悦是那样地深入人心,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玉米是母亲的长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知不觉已经是母亲的半个姐妹了。”感同身受着母亲的羞辱,玉米过早地熟知了大人们之间的事情。所以。她才会在日后的生活中细心地照顾弟弟,并且在外人看来她这个姐姐俨然已经成为了孩子的母亲。并且,她还很有心机地向曾经羞辱过母亲的女人们示威,为她的母亲讨回丢失的脸面。面对父亲与村里女人的微妙关系,早熟的玉米非常清楚其中原因:一方面来自母亲的默许,另一方面来自村里女人们的默认,而这都因为父亲在王家庄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应该说,父亲滥性行为的长期存在让玉米朦胧地认识到权力的作用。

父亲的权力也为玉米带来了令人艳羡的初恋。玉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村里跟她年岁相当的早已婚嫁,“玉米的事其实是被拖下来的,王连方是支书,到底不是一般的人家,不大有人敢攀这样的高枝。就是媒婆们见到玉米通常也是绕了过去。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哪一个精明的媒婆能忘得了这句话。玉米这样的家境,这样的模样,两条胳膊随便一张就是两只凤凰的翅膀。”所以,“玉米这样的姑娘能找到一个好婆家,村子里的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那个人是飞行员,还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对于这门亲事,“玉米恨不得一口就把这门亲事定下来。”“毕竟人家是一个上天入地的人哪。”可见,玉米对这门亲事是如何地满意。这自然也要来源于父亲村支书的职位。但是好景不长,当玉米沉浸在与彭国粱鸿雁传书的爱恋中时,父亲却因滥性触到了高压线——破坏军婚,父亲被开除了。随后便发生了玉秀、玉叶两个妹妹被人糟蹋的残酷事实。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殃及到了玉米的初恋,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国梁由于猜忌和不信任选择了与玉米分手,被激情点燃的爱情之花随着父亲权力的失去过早夭折了,玉米的天空塌了下来。父亲失势后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让玉米切实感受到权力的重要性,同时萌生了也对权力的觊觎之心。

二、婚姻选择的拥权意识显现

权力对于男权中心的社会来讲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只能被动地服从这种社会原则,可是不幸的是,玉米偏偏有了拥有权力的欲望,这种非分的想法势必导致她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对一个弱势女性来讲,获取权力最快捷的方式无非是出卖自己的爱情或肉体来换取。所以,当玉米有了这样的理性认识以后,她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初恋,她的手“慢慢滑向了下身,”“要替国梁哥做他最想做的事”。完成这一标志性的颠覆性举动后,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开始变得冷漠,甚至对父亲的态度也异乎寻常的冷漠,“她没有喊‘爸爸,而是直呼其名,喊了一声‘王连方。王连方听见了玉米的叫喊声,他听到了‘王连方,心里头怪怪的。”并且冷冰冰地告诉父亲:“给我说个男人。”“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显然,此时对待爱情和婚姻问题的玉米早已没有了和彭国粱初恋时的羞涩及美丽憧憬,现在的她只不过是冷漠地将之作为换取权力的筹码。即便是补房,玉米也早有思想准备:“刀子没有两面光,甘蔗没有两头甜,玉米无所谓。为了自己,玉米舍得。过日子不能没有权。只要男人有了权,她玉米的一家还可以从头再来,到了那个时候,王家庄的人谁也别想把屁往玉米的脸上放。”于是当郭家兴的老婆过世不久,就在庄稼人忌讳的“五月不娶,六月不嫁”的三伏天,玉米将自己匆匆地嫁了出去。

婚礼对于即将婚嫁的男女来讲都是意义非凡的。男女双方都要为此精心准备,但是玉米的婚礼却是极为仓促,甚至近乎寒碜,但是在这样仓促的婚礼上却因“公社的小快艇”的出现而有了别样的排场,甚至还隐含了一股子霸气。而且玉米的出场也没有一般新娘的慌乱和害羞,“而是镇定的、凛然的,当然更是目中无人的,傲岸而又炫耀,是那种有依有靠的模样。”这种镇定自若的形象显然

是对自己初战告捷的宣示。其实可怜的玉米从一开始就是悲哀的,因为她并不懂得要想真正获得对权力的拥有,不能仅仅是生活在拥权者的周围,而应该是自己对权力的拥有。所以,玉米出卖爱情和婚姻的结果依然是自己游离于权力之外。

玉米作出牺牲爱情换取对权力的拥有不仅仅是一种私己行为,更是出于对家人的特殊“关照”,或者说她更多的是为家人作出这种牺牲的。虽然因村民们的造谣而导致玉米和彭国梁的“恋爱”失败是促使她觊觎权力的诱因之一,但是妹妹玉秀和玉叶被糟蹋的事情无疑是主要诱因。作品中虽然可以明显感受到玉米对妹妹玉秀的反感,但是当玉秀和玉叶被糟蹋的事实发生后,她依然是心痛无比,她想保护她们,但是又无能为力。她“蹲在玉秀的面前,一把揪紧了玉秀的双肩”,“扳着玉秀的肩头,拼命摇晃,大声问:‘是谁?玉米摇晃玉秀的时候自己的头发却汹涌澎湃,玉米吼道:‘——谁?!”此时的玉米已经出离愤怒了,血浓于水的亲情让她忘记了曾经对玉秀的反感,强烈的家庭观念占据了她整个灵魂,她认为这是村民们对她家庭的报复。虽然父亲由于“破坏军婚”这一桩“性活动”已经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但是村里人以为这仅仅是在为一次政治性的“性活动”支付代价,并没有受到他应有的惩罚,“他还须为此前几十年间的‘性快乐‘买单。村民们采取了一种朴素而又极为残忍的讨债方式:以性还性。他们轮奸了王连方两个未成年的女儿。”这不能不说是对玉米家庭的挑战,早熟的玉米绝对不容许这种挑战!诚如她不能容许村里女人对母亲的挑战一样,作为长女,她要维护这个家的尊严。“知女莫若母。,玉米婚礼当天,神伤的母亲并没有亲自去送出嫁的女儿,因为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女儿的这种牺牲,她知道“玉米一定会利用嫁人的机会把家里的脸面争回来的。”恰恰是由于强烈的家庭观念的存在,她才会通过自己抱着王红兵到曾经和父亲有染的女人们家门口示威式的行动来积极维护母亲的尊严,其实对母亲尊严的维护就是对家庭尊严的维护,同时也才导致她认不清导致妹妹被轮奸悲剧的罪魁祸首是她滥性的父亲,进而导致她将家庭变故的原因归结为权力的失去。为了重新获得权力,她不惜将自己的身体让渡给中年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靠出卖自己的性来换取权力。对此,我们不能不说玉米的悲剧是她由于她的认识局限造成的。

当再次成为拥权者的家人后,玉米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权力吗?为了给自己和妹妹玉秀安排工作,她依然要依靠“性”作为交换筹码。同时为了更长久地施行交换原则,她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要。尽快怀上孩子。乘着他新鲜,只要怀上了,男人的事就好办了。”可见,即使成为拥权者的家人后,玉米依然是弱势的,她依然游离于权力之外。

更大程度上为了家庭作出自我牺牲的玉米,婚后给家人带来了什么根本性改变吗?婚礼当天由于公社小快艇的出现,玉米家在父亲失势后似乎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且玉米也由于郭家兴的安排到了供销社上班,在王家庄呆不下去的玉秀也被安排在了一个“很威风”“很神气”的粮食收购站,一个“王家庄的人只要到镇上来,任何人都能看得见”的岗位,在外人看来似乎王家人的一切灾难可以就此平息,一切的阴霾可以就此埋葬。但是对于妹妹玉秀而言,一切的噩梦才刚刚开始。被人糟蹋过的屈辱历史让玉秀在壬家庄待下去,她决定投奔在镇上的姐姐玉米,但是由于姐姐家再婚家庭的复杂家庭关系,为了在公社大院长期待下去,她千方百计地讨好郭家兴和他的女儿郭巧巧。并且在这个复杂的家庭里遇上了郭家兴的儿子郭左,两个人彼此吸引。虽然彼此有了蠢蠢欲动的心思,他们理性地克制住了。但当玉米对这件事情有所察觉并决定阻止后,她采取的方式是让郭左帮助玉秀物色对象,并且将玉秀曾经被人欺负过的事实告诉了他。在这件事情的强烈刺激下,郭左在临走的那个下午,在一种“痛心”、“愤怒”、“似乎还夹杂了强烈的妒意和相当隐蔽的不甘”的心态下和玉秀发生了性关系,并由此导致了玉秀不婚而孕的事实。一定意义上讲,进一步导致玉秀不幸的是玉米将那个曾经只属于王家庄的秘密带到了郭家,或者可以说恰恰是曾经想保护妹妹的姐姐如今又将妹妹的这个伤疤活生生地在世人面前揭开,由此间接伤害了这个妹妹。这不能不说是与姐姐委身郭家兴的初衷有所违背,难道这不也是一种悲哀吗?

玉米由于对家庭变故原因的错误判断导致对权力的疯狂渴望,而不是对真正肇事元凶的控诉。同时在男性话语占强势的生活空间,一个弱女子只能靠出卖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换取对权力的拥有,即便如此她仍无法接近权力的内核,当她有求于“权力”的时候,依然要靠再次出让肉身来获取。另外,更大程度上为了保护家庭作出自我牺牲的玉米并没有真正为家人的命运改变带来什么,相反还在无意中导致了妹妹玉秀更大程度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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