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

张　伟

刘曼时常阅读与民主法制相关的文章。他甚至和妻子商量，将来如果生个儿子，就取名叫“民生”。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干“黑心事”——把一箱箱的假冒名牌水饺，送到那些信任他的人手里。可是他也知道这条路走不长，他决心去寻找一种期待已久的问心无愧的生活。

自首

虽然做了这么个决定，但我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一，即将离开已经怀孕近7个月的妻子，去接受法律法规的严惩；二，将来没脸再面对二批，以前的业务工作无法再干下去，算是断了生计；三，没脸面对周边的熟人，尤其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在他们眼里我是飞出农村的大学生。尽管我的良知已经在觉醒，但我不是荆轲，没有他那种盖世武功，也没有他那种奋不顾身去刺秦王的气势。我只是一个年近三十快要做爸爸的普通男子。

——摘自2009年2月10日刘曼的日记

刘曼决心去寻找一种期待已久的问心无愧的生活。2月16日下午，他套上件夹克衫，把一箱“湾仔码头”牌手工水饺挟在胳膊底下，向国家工商总局出发。

出门时，怀孕7个月的妻子在身后，他没怎么回头，只扔下一句“放心吧，没事！”可是当他站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灰色台阶前，脚步变得有点迟疑，嘴唇也有些哆嗦。

门卫拦住了他。“我来自首……”他的声音含混不清。

“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他像在背诵一篇文章。这句话在纸上或口头上演练过很多次，每一次他都在想，会得到怎样的回答。

现实里的回答是：“那你应该去公安局。”再问一遍，还是相同的答复。

自首的第一步受挫了。刘曼在接待大厅门口踱来踱去，一会儿掏出手机，一会儿又装回口袋里。

终于，一个拿着登记表的工作人员出来接访了。刘曼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着几袋伪造的“湾仔码头”水饺，猪肉韭菜馅儿，还有一份沾满油灰的通讯录，和两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刘曼的生活轨迹。

“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

小龙跟着郭子去看那些“二号”冰棍，发现货确实不错。“巧乐滋”里的巧克力比真的要大，伊利小布丁能拔出长丝，“绿色心情”纯绿豆味。唯一不行的就是蒙牛小布丁，满是冰渣，郭子却说“一号”也是这样的。郭子一直怂恿小龙，说货这么好，再凭着几百个熟户，一年怎么也得挣个百八十万的。

——摘自刘曼自传体小说《引火烧身》

2006年年底，一无所有的湖南男人刘曼在北京混迹了4年后，开始替一家郊区冰棍厂销售“大红果”冰棍。

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从工厂里批发，再出售给北京各地的“二批”，由二批分售给大大小小的超市和商店，每箱赚一到两元的微薄差价。每天很晚回到家里，屁股都磨破了，他还是满足地记下每一笔收入。

数字在2008年出现了一次飞跃。年初，他试图向刚认识的郭姓同行“吹牛”，说自己一年能赚6万元到8万元。那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男人牛气冲天地嘲笑了他：“一年？我们一个月都不止赚那么点。”

刘曼至今记得，自己当时突然“心怦怦直跳”。

从此，“二号”登上了刘曼的账本。“二号”是假货的代名词。一入行，那个人就教他规矩：不能直接说“假货”，要说“二号”，否则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新手，送的货没人敢要。

另一个规矩是，必须据实告诉二批，货是假的，大家分摊利润。

一开始，他向几个老客户推销“二号”，有些难以启齿。不过，3月的一天，经过再三犹豫，第一笔假货生意在电话里谈成了。

从某种意义上，他获得了成功。假货销量激增，卖得最快的是蒙牛小布丁。此外，蒙牛的“绿色心情”、伊利的“巧乐滋”也广受欢迎。19元一箱进来的货，26元卖出去，销量很好，因为真货的进货价高达每箱32元，批发商都不喜欢。

“别干这个了，风险太大。”偶尔，也会有熟悉的客户这样劝他。6月里的一天，有个司机往上海送货时，碰见查货车的执法队伍。司机撒腿就跑，车上装着的“二号”伊利“巧乐滋”和蒙牛小布丁暴露，老板因此被捕。

他们惊慌了一段时间。不过，新闻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这让大伙放心了不少。“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一个同行用这句话，鼓励刘曼继续干下去。

随着8月的临近，他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生意也越做越大，有时候是500箱，有时候则接近2000箱。

刘曼的生活改变了。他开了自己的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就在他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妻子怀孕了。

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在自己开的超市里，所有冰棍都来自正规厂家，没有一根“二号”。

“二号”水饺

小龙去找小古的时候，小古正在一台油墨打码机前打号。小龙拿了一个打好号的袋子，擦了擦，日期就模糊不清了。小古说没事，正品用力也能擦掉。小龙心里有点犯怵，不过也没说什么。打完一小叠袋子，小古领着小龙去了冷库。小古的老婆正在库门口撕“三全”的包装，把里面的饺子往白色托盘上码，然后把码好的货往“湾仔码头”袋子里装，并用封口机封口。

——摘自刘曼自传体小说《引火烧身》

2008年，经过一起卖“二号”冰棍的朋友介绍，刘曼入了卖假饺子的行当，并且很快洞悉了其中的学问。

和冰棍不一样的是，把假冒的水饺卖给批发商时，必须要欺骗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为此，制作假饺子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在意包装，而且必须保证口味。假“湾仔码头”牌水饺，经常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三全”水饺来冒充。一箱“三全”，可以“出一箱半‘湾仔码头”。

而假的“三全”水饺，则可能用更便宜的品牌冒充。在刘曼口中，能听到一些灰色的幽默。比如有个年轻人，专攻“三全”牌水饺，他打电话给“三全”厂家，订购500公斤的散装水饺，然后装进自己印制的“三全”450克包装袋里出售，后者价格远高于前者。

从记账本上可以看到，9月初的一天，他卖出了第一批假冒的“湾仔码头”水饺。货是从别人那里进的，一共26箱，卖给了石景山区一个二级批发商，进价是每箱128元,一倒手卖到了172元，净赚了1144块，刘曼用蓝色圆珠笔在新的账本上详细记下这笔收入。

第二天，刘曼把45箱假冒水饺送到了大兴，因为数量多，每箱便宜了2元钱。而这段日子的最后一笔货是9月25日卖出的，共8箱。前前后后，一共280箱。

东三旗、劲松、潘家园、石景山……这些伪造品从造假者冷库里运来，送到不同地区二级批发商手中，然后分批进入各大超市，堂而皇之贴上昂贵的价签。

元旦快到了，饺子销售正是旺季，刘曼却打起了退堂鼓。等到晚上，老婆睡着了，他偷偷上网，查自己的罪责。

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罚点钱就能了事。要是超过5万元，可就有刑事责任了。刘曼心里开始紧张：“我以后怎么办？”

接下来又出了一个小意外，正牌的“湾仔码头”水饺突然更换了包装。因为新包装一时没法仿造，假货货源一下子被切断了。

本已有些退意的刘曼，禁不住几名老同伙的撺掇，决定自己参与到制造的过程中。

第一步是“做版”，3个合伙人拿出1.5万元，交给一家专门负责制版的图像公司，由他们根据市场上的正版包装，制造印刷用的图版。

然后，这个图版被送到专门印刷包装的小工厂。从小的包装袋，到大的包装箱，6个品种的“湾仔码头”，他们每种印刷了能装3000箱的包装。

为了使假冒的货物能够进入大超市，需要专门对包装袋的条码进行仿制。在木樨园一条隐秘的街道上，许多店铺都有这样的技术。他们用数码相机把正牌包装的条形码拍下来，再喷绘在塑料袋上，每个收取6分钱,然后是喷绘生产日期,最后，一个足以乱真的包装袋就大功告成。

因为没有什么经验，刘曼除了出钱，并没有参与包装的过程。在郊区一座冷库里，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

客户

沙河这个客户是四川人，老实巴交的，可我却用假货害了她！见了她的面，我真是无地自容。在她口中，有好几个超市欠着货款不给她结账，并且断了业务往来。她一再指责我和郭子两人不地道！郭子以前给她送伊利货时，老在里面掺“二号”。问起2008年底郭子给她送的羊肉片换货了没有。她说，换了，但罚了1000多元，羊肉片上贴的卫生检验合格标是假的。

——摘自2009年2月13日刘曼的日记

刘曼他们自造的饺子很快就被客户发现了问题。位于沙河的一个批发商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人吃出味儿不对”。北三环附近的批发商则告诉他，有人“吃坏了肚子”。没过多久，大兴的客户也把电话打了过来。

以前，这些批发商都是刘曼最好的朋友，是“一进他家什么话都不说直接端碗吃饭”的关系。

假货屡屡被发现，使刘曼开始考虑如何“全身而退”。他心里盘算着，1.8万箱饺子，超过5万元了，也超过了刑事处罚的界限。

刘曼一直矛盾着。其实矛盾的性格一直混合流淌在他的血液里。在老家湖南，他曾经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把一个黑“摩的”骗到无人处，想抢点钱花。但对方向他诉苦自己是个失地农民时，他根本没法下手。

刘曼很怀念2003年，初到北京的时候，尽管身无分文，但在一些安静、有阳光的下午，他喜欢躺在床上看报纸。闲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一个60多岁的老作家看。老人激动不已，揪住文学界的朋友挨个说：“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大作家。”

“如果让我选”，刘曼说：“我宁愿回到那些安安静静读报纸的日子。”

他也知道那些日子很难回去。“这几年，我好像变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有空的时候，他还会登录一些网站，阅读与民主法制相关的文章。他甚至和妻子商量，将来如果生个儿子，就取名叫“民生”。

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干“黑心事”——把一箱箱的假冒名牌水饺，送到那些信任他的人手里。

而现在，看着妻子日益隆起的肚子，他开始胡思乱想。他就要当爸爸了。

妻子

我的妻子，是一个小学没毕业，脱离我就无法生存的弱女子。我告诉她此事要是曝光了，以后也许她就要独自抚养孩子，我从监狱里出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妻子埋怨了我一句：以前就不该背着她去卖假货。她就说了这么一句，我的心里实在是难受。要是她狠狠骂我一顿，或者打我几耳光，也许我还会好受些。她接着说了几句，我没太听清楚，意思很明确，是让我赶紧去自首，争取早日重新做人。我问她，将来是个漫长的日子，你就不怕到时没钱生活？她说你别操心了，先管好自己吧。

——摘自2009年2月10日刘曼的日记

刘曼一直没有把自己制售假货的事情告诉她。这个小学没毕业的湘西女人看来，自己老公虽然非常辛苦，但很能干，是一个“正派而体面”的人。

“我后悔没有早点告诉我的妻子。”刘曼说：“否则，她也许会以一个女人的细腻，早些劝我退出。”他错失了最好的机会。

自始至终，妻子都没有责怪过他。只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试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背着她卖假货。他的理由是，将来孩子出生后要花很多钱，奶粉只能买国外的。这个沉默的女人突然发火了：“你既然知道这些，怎么能去做这个？”几个月前，刚怀孕的妻子和他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也看到过那些孩子。

她从来没有当面反对过他自首的决定，只是有一天晚上突然问他：“我怎么办？”然后一言不发。这个看上去坚强的女人，背后流了很多眼泪。有一天，她甚至觉得他不会回来了，在家里一边洗衣服，一边流泪。捱到傍晚，终于忍不住打电话给他……

有很多次，刘曼恨不得立即带着妻子逃回远在湖南的农村，“对之前的所作所为不管不顾”。而这种想法最后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

良知

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处在一片黑暗里，苦苦找不着出路。“爸爸，你要去哪里？”一个小孩儿喊我：“记得帮我买根冰棍回来。”卖假冰棍的阴影立马将我吓醒。

——摘自2009年2月11日刘曼的日记

在一次次挣扎中，刘曼开始创作自传体小说，写主人公小龙如何一步步走入制假贩假的深渊。2月12日，刘曼写完了他的小说，下定了决心去自首，终于“睡了一个多月来第一个安稳觉”。不过，到工商局自首的日子到来之前，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他来到曾经卖出假冒“湾仔码头”水饺的批发商那里，向他们赔钱或者道歉。剩下的水饺，他打包放在家里，准备当做自首的证据。

有人替刘曼担心，他的自首会断了许多老同行的财路，从而招来报复。刘曼说自己倒是从没怕过。相反，他还在自己的文字里，希望同干这一行的人们感知，早日自首或赶紧停止违法行为，“这条路就跟兔子尾巴似的，绝对长不了”。

他曾经亲自参与制造这种“恐怖”，却同样在走进超市买烟时害怕遇到假烟，在卖肉时发现里面注了水。在自己家的超市里，他发现过假的“奥利奥”饼干、假的口香糖和假的冰红茶……

2月16日这天下午，刘曼稍做收拾，带好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准备出发了。他脸色疲惫，胡子几天没有刮过，腿也有点软。但他说，他“已经不再在矛盾里面挣扎”。

“你是个有良知的公民。”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刘曼送出门时说。由于属地管理的关系，这次举报被转交给北京市工商局处理，刘曼仿佛没有听见，一声不响。但过了一会儿，他在厕所里给朋友打了个电话，把“良知”这个词向对方重复了一遍。

当天晚上下起了雪。刘曼在日记里写道：“雪是白的，也是干净的！我的心也是如此，哪怕罪恶还没被法律正式清洗！”

（当事人的举报正在处理中，文中“刘曼”为化名）

编 辑唐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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