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学校管理的“四化”

2009-04-08 09:36项红专
中小学管理 2009年3期
关键词:张伯苓四化学校管理

项红专

[摘要]张伯苓学校管理的“四化”即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民主化和人本化。

[关键词]张伯苓;学校管理;“四化”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384(2009)03-0055-03

在近半个世纪的南开办学实践中,张伯苓校长显示出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一整套高效能管理的经验。张伯苓的学校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四化”即扁平化、精细化、民主化和人本化上。

一、学校管理扁平化

扁平化管理的实质是缩减组织层次,实施任务和目标分解,强化责权对等,采取分权式管理,以提高管理效率和效能。

南开学校从1898年的5名学生起步,1917年学生人数增至1000人,到1932年学生人数已达3000人。1916年,张伯苓校长提出了“责任分担、校务分掌”的改革思路,对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扁平化管理思想初露端倪。1924年~1929年,学校的行政组织架构如下:“约言之,校长之下有主任,下复分五课:日教务、训练、体育、庶务、会计,分理学校事务。”学校建立了有序的分层次的管理组织系统。学校的组织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校长层,校长是全校的行政管理中心,“总理全校一切校务”。为了便于校长总揽校务,学校不设副校长,设校长办公室。第二层是行政管理职能部门。第三层是师生员工。可见,与一般学校相比,南开学校缩减了组织层级。学校各部门分工明确,层层负责,教职工精诚合作。这样,大家“各司其职,各理其事。校长既不过劳,校事亦有秩序”。

抗战以前,张伯苓校长精选管理助手,4所学校(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采用一套管理班子,条(教务课、训练课、体育课、庶务课和会计课)块(中学部、大学部、女中部、小学部)结合,管理的效率和效能极高。张校长主外,“抓大政而不问细务”,学校的内部事务主要依靠职能部门负责人来处理。张伯苓先生的胞弟、南开学校的骨干张彭春先生深有感慨地说:“一所学校的建立,绝不是任何个人功绩,它是许多同心同德的合作者的集体结晶。”张伯苓在学校管理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批热爱教育、肯负责的管理骨干,如喻传鉴、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等,他们被喻为南开的“四大金刚”或“四大支柱”。喻传鉴分管教学,伉乃如担任校长秘书,华午晴分管财务基建,孟琴襄分管总务后勤。这4人大多是南开学生,对校忠诚,品德高尚,务实肯干;专业化程度高,管理能力强。张校长知人善用,对他们极为信任和器重,委以重任,授予全权。喻传鉴是教育专家,南开教学质量誉满中国,他功不可没。伉乃如负责对内协调,对外联络,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华午晴善于理财,自己设计房屋,为学校节省了大量经费。孟琴襄把校园管理得整洁优美,甚至做到食堂没有一只苍蝇。

现代管理学认为,科学化管理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规范化,第二个层次是精细化,第三个层次是个性化。精细化管理强调将管理工作做精做细,精细既是一种意识和态度,也是一种理念和文化。

张伯苓认为:“事无大小,全在精神”。他说,大家不要看轻小事,积小可以成大。对小事忠心者,对大事亦必忠心。南开的学校管理在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精细和精致,形成了南开特有的服务精神和管理文化。当南开学校学生满千人时,张校长发表感言:“故我校今日之最宜注意者,则为精益求精而已矣!”精细化管理的意识在各个职能部门和具体工作中也得以体现。例如:庶务课在工作总结中写道:“该课办事方法是‘不放松,目标是‘经济时间。因为‘不放松,可以实事求是;‘经济时间,可以成功快。依此两个原则,事工之效率可以大。职员诸人全抱一种‘能让人受累、‘不让人吃亏的心理,对于师生以及校役,务求其安适。”庶务课把全校所有的窗户都按尺寸大小编上号数,贮藏室中随时备有各种号数的玻璃若干,若有损坏,可以根据号数立即换上。尤其令人称道的是管理人员对各处玻璃破损率也有统计,易破损者备用多,不易破损者备用少。南开毕业生张源在“从小事看南开”一文中写道:“每次寒暑假放假后不出7天,我就能接到学校寄来的成绩单。我家距天津90里,寄信则要走2天。换言之,放假后5天内学校即寄出,在5天内,全校学生的考卷得评阅、计分,并抄写完毕。”根据《南开学校教务课报告》记载,仅抄发学生成绩报告单这一项工作就分8道程序,每道程序有的还有具体要求,一共用了3天半时间。从窗玻璃管理和抄发学生成绩报告单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南开学校办事无论小事大事,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南开中学一贯以校风良好著称。南开校风建设特别注重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张校长强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培养学生的文明习惯注重从小处着眼、从小事入手,具体细致,力求实效。就拿卫生习惯培养来说,学校提倡“节饮食、慎起居、勤运动和均劳逸”,专门编制了《学校卫生习惯自省表》,并拟定了《学生每日生活的正规》,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寝,对学生一天的生活、学习、饮食、运动、娱乐等,学校都制定了规范条例,以供学生参照执行。例如:《学校卫生习惯自省表》中有如下内容:“今日早晚及饭后刷牙否?今日按时大便否……今日做激烈运动否?今日饮水几大杯?……睡时开窗否?”《学生每日生活的正规》共包括20条内容,其中有如下条目:“6:15醒来,想想今天应做什么事(习惯了,到时自然醒来)……7:20分吃早餐……12:00午膳(不要忙,要细细地嚼,食毕漱口)。”内容细致但不烦琐,具体但不机械,符合人体生理规律,既有利于学生的身体健康又能确保学校日常教学的顺利进行,可见张伯苓办学的认真精神和追求精细的态度。

张伯苓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家,他始终坚持民主治校的作风,不搞家长制和一言堂。他提出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开诚布公”、“师生参政”等一系列学校管理的原则和方针,并认真执行。

张伯苓常说:“学校不是校长的学校,是大家的学校”。他还特别强调:“南开是私立学校,但不是私有学校。”因此,为了使师生关心学校,参与校事,他大力倡导校务公开。南开实行校务通报制度,专门编辑《校务通报》,向全校及时通报学校重要事务。财务公开是校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开的财务账目对内对外全部公开,摆放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任凭师生随时检查。

南开学校积极鼓励师生参与学校管理。师生参与管理的积极性越大,参与管理的程度越高,学校的凝聚力越强。香山会议是张伯苓民主办学的一个范例。1921年,学校在北京香山慈幼院邀请

师生代表共同研讨管理改革,仅学生代表就有十几人。师生合作是香山会议的主要内容,学校在会上讨论了“组织师生校务研究会案”。为了进一步“促校务之进行”、“谋感情之联络”,学校专门成立了“校务研究委员会”(师生共同参与的全校性议事性质的组织),定期举行会议,师生共同谋划学校改革发展。学生不仅可以对学校全局工作发表意见,还可以参加职能部门的业务性会议,参与监督与检查。一位南开毕业生回忆道:“各年级庶务代表不但参加学校庶务会议,还负责检查食堂工友清洁。我记得那年每餐吃饭,我提早到达饭厅,工友排班伸出手来一个个由我查看是否洗过,自觉很神气。”此外,学校还通过其他方式或渠道征求师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时,如学校设有“言事木箱”,大家可以随时将意见和建议投入箱内;凡有重大事情需要征求师生意见,学校就印制“建议书”,供大家提出建议。

南开学校民主氛围浓厚。尽管学校当时有许多要员、富家的子弟,但学校却不趋炎附势,对学生一视同仁,提倡学生之间公平竞争。在重庆南开中学,汪精卫的儿子学习不好,照样受到批评。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儿子因触犯校规而被开除。虽然张伯苓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在学校里提倡信仰自由,从不劝说学生信教。以“研究基督教之要道”的青年会是南开三大学生社团之一,它与其他学生社团长期融洽相处,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学校为学生提供自由和开放的学习环境,提倡独立思考,鼓励自由精神。学校邀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潮代表的名人来校演讲、做报告,不同政见的报纸也可以张贴在一起供学生阅读。

张伯苓在管理活动中注重以人为本,通过挖掘和培养师生潜在的自尊、自信、自治意识和高尚的情趣与人格,以“尊重”和“爱”为基础推进学校管理。学校上下左右处处充盈着爱心,给人一种温馨和谐、富有人情味的家的感觉。

张伯苓做过多年的教师,深知教师的甘苦。他尊重教师,理解教师,善待教师,根据教师劳动的特点,不要求教师8小时坐班。他想方设法为有发展潜力的教师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张校长尽可能地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南开教师的工资并不高,但能做到准时发放。新教师一到校,学校就拨给一间宿舍,里面各种家具一应俱全,学校每天还派专人清扫,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学校专门建立了教员游艺室,丰富教师的业余生活。为了解决住所离校偏远教师的住房困难,学校专门出资买地为他们建造住房。建房款先由学校垫付,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这一举措令教师们感激不尽。值得一提的是,张校长自己却一直住在臭气熏天的羊皮市场里。当年张学良拜访他,在普通居民区的泥泞土道上绕行多次才找到,张先生大为感慨:“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所料,令人钦佩!”

张校长注重对教师的人文关怀。每到暑假或年节前,学校都要聚餐,张校长亲自主持餐会招待全校教职工,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每逢新教员来校、教师结婚或生子添喜,张校长都另有祝贺。若有教师不幸逝世,张校长不仅抚恤遗孤,而且为其举行追悼会,亲自致悼词。南开中学有一间“思敏室”,是为纪念早早去世的青年教师严约敏而命名的,里面悬挂着学校已故教师的照片,供全校师生瞻仰,缅怀他们为南开所做的贡献,即“以备徘徊瞻望之中,得识诸先生之仪容于不忘也。”为了纪念华午晴多年来创造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功绩,张伯苓提议重庆南开中学的礼堂以他的名字命名,从此,“午晴堂”这个名字在南开师生中广为流传。

张伯苓校长是爱生的典范,他以善于了解学生而著称。他曾说:“在当初二三百人时,予于全校学生,都能认识,并可略道其家中事。”。张校长十分赏识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在生活上对周恩来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每次周恩来到张家,张校长总要留他吃饭。多少年后周恩来还记得这些,并深情地回忆说:“我小时候,校长给我熬鱼吃。”在南开校友中流传一句话:“他们的关系是轶出于普通师生之外。”

(编辑许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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