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对金融危机对策评析

李宏舟

2009年3月4日，日本议会批准了麻生政府2008年度预算第二次修正案等关联法案，法案的核心内容为增加政府应对危机的专项支出4.8万亿日元，并将政府专项贷款、担保额度从9万亿日元增至30万亿日元。至此，麻生主张的“紧急应对政策三部曲”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如果日本议会能在3月下旬顺利批准麻生政府的2009年度预算案（日本议会对政府的政策向来是发难与挑剔的），则日本政府为应对能源价格暴涨及金融危机而先后在去年8月、10月和12月提出的三个紧急应对方案得以全部实施。为此，麻生政府将增加12万亿日元的财政专项支出，约占2008年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13%，占当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2.4%。另外，日本政府还将新增63万亿日元的专项贷款、担保额度等金融措施，应对金融危机的总规模达75万亿日元，大约相当于5.25万亿人民币。

从资金的具体分配情况来看，涉及到民生（医疗、就业、购房减税等）的财政专项支出约为5.2万亿，约占12万亿的43%。涉及到中小企业的约为1.3万亿，防灾财政专项支出约1万亿日元，增加对地方政府的专项支出1.7万亿日元，减免高速公路收费5千万日元，其他专项支出主要用于节能和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普及等。在总额为63万亿日元的金融措施中，有30万亿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有20万亿用于特定金融机构的贷款担保，该机构主要购买日本各银行持有的企业或其他银行的股票，防止这些股票流向市场影响股市的安定；另外，有10万亿日元用于增加对地方中小银行的出资额度，剩下的3万亿用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该公库主要为大企业和中坚企业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

分析三个紧急应对政策的内容可以发现，政策的受益者主要是高龄者、失业者、母子家庭等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在市场经济中经常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或服务的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为经济运行提供血液的金融机构也得到了特别的重视。

在应对措施中涉及到资金来源时，麻生政府反复强调了以下观点：通过缩减政府开支开辟财源，极力避免发行新的国债。日本朝野上下对发行国债有着本能的警戒心理，上届财务部长中川在提请议会审议预算修正案中，两次使用了“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增发国债”的表达方式。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是由日本政府的财政现状决定的。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在90年代初崩溃以后，日本经济陷于长期的经济低迷之中，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在1992年至2002年间，各届政府先后实施了十几次应对方案，总金额（财政专项支出与金融措施的和）高达150万亿日元，税收的减少和财政专项支出的增加使日本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根据OECD在2008年12月公布的资料，日本中央政府债务总额591万亿日元，超出2008年度GDP 510万亿日元，如果把地方政府的债务统计在内的话，日本政府负债总额与年度GDP的比率为180%，名列发达国家之首，远远高于位于第二位的120%（意大利），处于第三位的美国的比率为80%左右。2008年，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约为89万亿日元，其中有33万亿来源于国债，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

早在2006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到2010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其主要手段为削减政府支出和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等。正是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发生了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对策评析

从政策受惠者来看，与美国不同，日本政府没有为因出口锐减而深受影响的汽车生产企业提供特别的扶持，也没有安排通常只有大的建筑企业才能中标的高速公路、机场港湾等重大基建项目，而是将绝大多数的财政专项支出用于普通百姓和大量的中小企业，因此可以说，本次日本政府的应对方案具有民生为主、弱者优先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日本内阁和财政部的统计分析发现，2002年以后到2008年期间，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率从10%减至6%以下，而同一时期企业利润占GDP的比率从6%增至12%左右。据此，日本政府认为，大企业没有将利润以合适的比率分配给劳动者，而是留在了企业内部，因此，它们能够依靠自身能力渡过这次金融危机。

其次，上个世纪90年代实施的历次刺激经济成长的方案中，不乏大型基建项目，但是这些专项投资没有对经济成长起到持续的拉动作用，效率低下已经成为共识，因此，麻生政府在本次应对方案中明确提出了不以增加短期需求为目标的指导原则，力求以“结构改革促经济发展”的方式，取代“通过扩大政府支持刺激经济成长”的方法。

同时，应对方案重点提出了普及、开发节能技术，加大研究清洁能源力度的目标，并给予了相当大的预算支持，这集中体现了通过解决危机促进能源结构转型、继续保持日本在节能方面优势地位的战略目标。

近年来，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等原因，日本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如果假设2002年的贸易损失为零，则2006年因为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损失约占当年GDP的2.5%（中国约占4%，欧元圈和美国约占0.5%），为了减少因为能源进口导致的福利损失，日本已经加大了对节能、替代能源的技术开发和普及的投资，本次应对政策中又一次体现了对该战略的重视。实际上，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的节能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2004年日本的单位GDP耗能仅为1，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3（美国为2，我国为8.6），从1973年至2006年的33年间，日本GDP增加了1.3倍，而产业部门的原油消耗量基本没变。

总额为63万亿日元的金融措施增强了金融市场的抵抗能力，吸取了泡沫经济崩溃后处理金融问题的失败教训。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表面化和严重化，但是，当时的政府认为这是金融界自己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的多家银行倒闭，引发了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等连锁反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可能直接导致经济动荡”的观点开始被政府等各界接受，并以亡羊补牢的方式采取了系列补救措施。但是，本次的应对方案不同于以往：首先是出台措施快，基本上属于防患于未然；其二是政策力度大，在以前的十几次经济应对方案中，政府的金融措施总额约为90万亿（年均9万亿），本次的单年度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7.5万亿日元，两年合计为63万亿。

对于总额为2万亿日元的国民现金补贴，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政府认为它可以刺激国民消费，能够拉动GDP的成长。反对党认为，这是政府的选举策略，目的在于收买国民的选票。学界认为，以这种方式刺激消费增长的效果有限，日本曾于1999年发放了总额为7700亿日元的消费券，事后的研究表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2000亿日元，余下的5700亿日元被存入了银行；2008年4月，美国政府向国民退税1070亿美元，事后的跟踪研究表明：5月份的个人消费出现了明显上涨，但是7月份以后连续下滑。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认为，政府退税虽然增加了5月份的个人消费，但是可能引发了国民的提前消费行为，从而导致了后面连续6个月的消费下跌。

日本的政治体制制约了部分应对政策的时效性。日本的执政党在众议院中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但是参议院却控制在在野党手里，执政党和在野党出于执政理念的不同或是仅仅为了攻击对方而处于对立的状态，这使需要两院同时批准的预算法案等经常被一推再推。比如，2008年9月29日，政府向议会提出了2008年度预算第一次修正案，直到2009年1月8日才最后通过；2009年1月5日提出的第二次修正案，直到3月4日才得以通过。政党间对立的直接受害者是那些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普通百姓。比如，政府虽然提出了确保90万人就业的计划，并分配了相当的专项资金，可是由于直到2009年才被通过，致使相当多的工人（主要是短期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在政策开始实施前已经失业了，部分工人不但失去了工作，而且被迫从公司住宅里搬出来，使他们在春节期间（元月1日为日本的春节）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以上我们分析了日本政府的金融危机应对方案和主要特点，因为日本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制约条件不同，所以很难以彼此为标准去衡量对方措施的长短。但是有两点值得思考：一是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外贸出口的依赖过重，内需的拉动作用不足，这种内外不均衡导致本国经济极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二是日本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向扩大内需转型，至今仍未成功，历次政府扩大投资的短期行为没能消除百姓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因此也没能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反而增加了政府的国债负担，致使现在捉襟见肘。

日本在经历了多次失败教训之后，提出了以改革促发展的思路。我国从1978年以来已经有了很多的改革经验，希望日本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能够使我们在应对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中平衡好“以结构改革促发展”和“以扩大投资保增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