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人格缺陷：知而不行，化友为敌

李永瑞

公元1058年，37岁的王安石自常州知州调任江东提点刑狱，前去向宋仁宗拜别时，呈交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主张改革，但并未引起重视。多年以后，当子承父业的神宗皇帝再度重温王安石的万言书时，顿感他正是朝廷可倚重的济世良才。于是，经过短暂的考察，王安石完成了职位上的三级跳，被委以宰相重任，并从熙宁三年（1070年）起，负责推行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的青苗、农田水利、保甲、免役、市易等新法。但与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雄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变法大多半途而废，少有成效。王安石壮志未酬，不得不从政坛黯然淡出，忧愤成疾而悄然逝去。

对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史家有诸多解释，但都言必称“保守派顽固反对”。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像司马光这样的头号反对派，对王安石变法所提出的质疑，都极具建设性。所以，王安石的变法不仅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也并非如诸多史家所言的那样荆棘满地。笔者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并非外力因素，而在于他本人“知而不行，化友为敌”的人格缺陷。

王安石的人才选拔任用观

王安石自常州一路田野调查而来，看到当时的朝廷官员多不称职，特别是既能了解上级思想，又能因时制宜地推行国家相关法令者尤其稀少。大宋的行政体系由于官员素质问题而处于半瘫痪状态。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宋官员们的低素质呢？王安石认为，主要是当时的人才队伍建设体系缺乏应有的科学逻辑体系支撑。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分别从人才的教化、养廉、选拔和任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剖析。其中，他对当时人才选拔体系和人才任用体系，因缺少科学逻辑支撑而出现的荒唐混乱现状的分析，在今天听起来依然入木三分。

王安石认为，科举考试考察的是一个人死记硬背、文采辞令上的功夫，但这种功夫并不能有效预测考生的治世才能，而这种人才选拔标准与岗位胜任特征需求之间的背离，竟然没有人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

由此看来，要考察一个人的德能与其岗位胜任特征需求是否契合，不仅要通过面对面的望、闻、问、切，还要通过情景测试和工作模拟来综合考察，同时，还不能偏听偏信。

接着，他又对当时人员任用体系与候选人能力及其培育体系之间的严重偏离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人员的任用与升迁，不看德行看年龄、不看能力看资历，让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人去管经济，他迷迷糊糊地刚刚上了点路，又调他去搞司法，司法刚上了点路，又要他去做办公厅主任。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这样的人员调配方式，神仙也办不好事，天才也会变成弱智。更为可怕的是，人们竟然不以“管什么不会什么”为耻，还认为这种现象再正常不过了。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王安石认为，人与人之间能力和德行都是有差别的，所以要根据不同岗位对德行和才能的不同要求去任用人才。这就有赖于岗位分析（知道岗位需要什么人）和人才选拔技术（什么人最合适）的完善和丰满。其次，无恒产者无恒心，不要让官员们走马灯般换岗，不仅要他们“长一行，做一行”，更要让他们“做一行，精一行、乐一行”。这样，就能把个体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和保留与组织绩效的提升有机结合起来。

但是，当时的现实却一点都不乐观。“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教、养、取、任四个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国家的治乱，更何况当时已是四个环节都出了问题，结果“在位不称职，称职不在野”的人才困窘局面就出现了。

王安石的组织变革观

教之有方，养之以厚，取人有道，任之有法，人才就会脱颖而出，但有这些，万里长征才开始迈出第一步。

王安石认为，成功的组织变革既要充分考虑民众心理需求契合性及其发展规律，还要精于计划和谋略。“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

所以，以法度牵引为准绳的组织变革，民情可导不可堵，组织变革的各项措施的拟订与推行，均需与民众心理需求及其发展规律有机契合，同时还要精于计划和谋略。因为再好的思想，也必须通过圆润变通的方式来浸润民众的心灵，使其转化为民众的支持性行为，并要充分发挥中间群体的示范效应与中流砥柱作用，使民众在行为上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观望为积极支持，只有这样，组织变革的成功方有可能。

由此看来，王安石既知积弊所在，更知积弊之源及对策。按照他所认知的逻辑，变法的实质是人才的变革，所以，应该首先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方法，就是要按照组织变革目标及对应的要求去设计一套科学的人才教化、养廉、选拔和任用体系，同时还要通过试点工作来积累组织变革的经验。那他在行动上是不是这样做的呢？

知而不行：

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

王安石知而不行，试点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都乏善可陈，最终导致了他一个人不仅要与一个强大的组织对抗，还要谨防内部人员的打压和排挤，如此局面，哪有不自取灭亡之理？

试点工作需要周密策划，需要一帮子人来一起脑力激荡，相互切磋，总结经验，检验理论，探询最佳变革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摸清可能的急流险滩，搞好统一思想和内部团结工作。所以，试点工作本质上也是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

“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有了人才，什么都不怕了，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了。但是，我们却寻不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王安石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究竟下了多少功夫。仅有的一些史料却证明，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王安石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我们对改革与保守两派的人才情况稍作比较，便可知晓此理。

改革派中有两个典型代表。一是由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门小官郑侠，“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向神宗皇帝敬献《流民图》公开反对变法。从此，变法的民众基础与上层支持急转直下。其二是他变法的“哼哈二将”之一——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捏造证据不成，又狗急跳墙地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无使上知（不要让皇帝知道）”的私人信件抛出，公然出卖王安石对他的信任，摆出了一副痛打落水狗的架势。而保守派这边则是群星璀璨：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俱是大名鼎鼎；文彦博、韩琦、范纯仁，均非等闲之辈。

这么一分析，双方力量和胜败已定，王安石一个人，不仅要应对来自保守派的重磅轰击，还遭到内部人员拆台，甚至叛变的威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个人的思想再伟大，心中秉持的使命再崇高，但在行动上要与一个团队和组织对决，焉有不败之理？更何况自己团队内部，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安石的这种知而不行呢？

化友为敌：惟我独尊的心智模式

王安石骨子里“天下惟我独尊，其余皆为蝼蚁”的自大情节，使朋友都成了敌人，这是他变法失败的又一原因。

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目的没有问题，改革的思路也没有问题，但在行动上出了问题。为什么在行动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众所周知，变法能否成功，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民众行为对变法条文的遵从度，这就对变法者在心智模式上提出了一项最底线的要求，那就是他要充分相信群众、依赖群众，所以他必须躬身入局，在心理上首先要把自己当成民众的一员，心甘情愿地与民众打成一片，与他们交朋友。显然，王安石的心智模式并不支持这种理论假设能在他的身上成其为现实。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出“天下惟我独尊，其余皆为蝼蚁”的影子，哪里还有把民众当朋友的胸怀和热情？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读孟尝君传》）对普通民众鄙视，对孟尝君这样的民众领袖更是嗤之以鼻，字里行间透露出拯救苍生于水火，非我莫属的气息。这种带有臆病性的自大情节，在他的《登飞来峰》中更是体现无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其实，王安石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曲高和寡。“於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於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显然，王安石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不仅在心灵上是孤独的，在行动上也少有同伴了。但不幸的是，他虽然意识到了，却还是决议固执下去，在后来面对司马光等人的质疑时，这种固执更是暴露无遗。“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认为，我有皇帝的尚方宝剑在手，纵有闲话我也不怕，接着他还把棍子打向了一个本来可以“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士大夫群体。“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答司马谏议书》）这些话初听起来，好象言之有理，但细细品来，却是大大有损于团结。这样一来，本来是朋友的就开始保持中立，本来中立的就逐渐演变为反对派。随着改革的进行，朋友都成了敌人，王安石的追随者越来越少，最后他成了孤家寡人。郑侠的《流民图》一递，他的谢幕归隐就成定局。

王安石早年仕途平平，也正因为如此，他深知基层民众的艰辛，不过他并不是平民，而是读书人、士大夫，所以他最终成了改革家，而不是义军领袖。他同情农民，但并不替农民代言，农民在他眼里，是生财工具。他对特权人士并不憎恨，只认为他们也应该为国家的富强做些贡献。他不甚喜欢功名，变法后期，当他发现变法已经殃及宫闱的团结，遂提出辞官，挂冠而去。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读书人，他想要做一些事，让国家富强起来。但他把自己忠诚、清廉和率直的个性抵押给了民众，并希望民众视其为真理的化身而支持他的变革，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想法，结果是朋友们纷纷离去，并渐渐转化为敌人。没有了民众基础的变法，哪有不败之理？

王安石离我们远去已900余载，但他骨子里那种知而不行、化友为敌的人格缺陷，在当代很多人身上依然存在。知而不行，无异于行尸走肉；行而不知，个人与组织即使穷其一生，奋斗不息，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也只能是一条随机的布朗曲线，既谈不上历史性的积淀，更难有本质性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个人也只能在凄清的晚景中独品知而不行、化友为敌酿成的悲壮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