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才能配置选择性方向的制度性分析

宋长树

摘要：鲍莫尔认为，制度激励结构的改变会影响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本文基于上述观点，从制度的维度，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与制度环境的模型，从而解释了企业家才能配置发生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且认为制度环境的变迁过程、力度强弱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只是不同时间和过程中的表现而已。因此，完善和构建有效合理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趋同于生产性活动良性循环的根本。

关键词：制度企业家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

威廉，鲍莫尔认为，人群中从来就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对经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企业家的才能可以像资源那样进行很多种配置方式，其中的某些配置并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对社会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有时候甚至会对社会产生破坏作用。自1934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问世以来，企业家才能一直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鲍莫尔进一步指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或者说，在不同的活动回报规则下，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活动或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有很大的区别。此后，墨菲等人详细讨论了影响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各种因素，其中与政府和市场有关的制度环境最为重要。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企业家的行为和认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有了明显改善。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企业家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推动了市场形成与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企业家资源配置制度不尽完善和各种非公平竞争因素的影响，一部分企业家在从事了大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生产性活动的同时，又把不少企业家才能运用到非生产性领域。因此应当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选择方向增加多元化的维度，本文将其价值指向制度维度层面，并把制度分为制度缺失与制度完善，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企业家才能配置的选择性方向和目标。

一、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制度性一般性命题

在制度维度下，从国外研究的视角来看，鲍莫尔认为，所谓企业家资源，即具有开拓精神、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人才及其才能，在各个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同时，这种资源又是有限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制度为企业家资源的发挥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如果社会制度为企业家资源的非生产性的应用甚至破坏性的应用提供了比其生产性的应用更高的报酬，企业家资源就会被引离生产性的用途，社会生产力就会停滞甚至倒退。所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是快还是慢，主要不是取决于该社会企业家资源的多少优劣，而是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机制对企业家资源的引导和发挥。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定理：1各时代各社会间，决定企业家资源各种用途酬劳的游戏规则不一样：2各个社会中企业家资源应用的方向因上述游戏规则的不同而改变：3企业家资源在生产性领域和非生产性领域的应用配置，对于一个社会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推广有着深刻的影响f转引自刘东，1998)。鲍莫尔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影响企业家资源在生产领域起作用的因素往往与政治法律方面的寻租机会相联。麦克米兰和乌德鲁夫对转型经济国家中的企业家才能类型进行了概括。他们认为，市场因素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在经济转型国家中自发地产生影响。但是，当企业组织的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就必须建立正式的社会公共机构来对它们提供支持。他们发现，有些转型国家建立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基础结构来培育企业家才能，而其他国家却不然。此外他们还认为，企业家才能发挥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断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

另一方面，在制度维度上，从国内研究的视角来看，企业家才能天然地属于个人。如果一国制度安排提供的激励不足，那么企业家可以将其相应的才能“关闭”起来，就好像“天生匮乏”一样导致企业家才能的供给不足(周其仁，1996)。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发现的过程，它离不开整个社会经济的制度环境，甚至它本身是靠社会制度筛选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说没有企业家。或者说这个社会缺乏企业家的精神，我们缺乏的可能是发现企业家的制度。也就是说，不完善的制度不能很好地“甄别”企业家的才能，从而不能很好地使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所有的制度创新都有利于和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甄别和企业家能力的实现f张军，2001)。洪银兴(2001)认为，企业家制度建设主要涉及以下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安排、市场评价机制、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市场、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其实现方式就是确认企业家要素股权和相应的企业家要素股权收益，在强调经济激励时，不能忽视文化和道德建设对企业家形成的作用。周立群和邓宏图(2001)指出，企业家流动实际上是企业在市场中进行寻利式活动的必然要求。制度保证、法律环境和法治前提是企业家形成良好预期进而使得资源配置优化的必要基础。连建辉比较分析了两种不同的融资制度即政府融资制度、市场融资制度与企业家筛选机制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家的筛选机制与其所面临的融资制度密切相关(连建辉，2002)。郑江淮提出了一个从企业家式创新活动涉及到的各个层面上的制度安排来解释企业家行为的制度框架，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对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家行为模式进行了解释(郑江淮，2004)。年志远(2005)认为，国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归国家所有、由于受行政机制配置、难以流动、价值严重被贬，这种制度安排违背了人力资本应天然归属于其承载者的规律，从而导致国营企业家内在动力不足。赵丽江(2005)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拥有较多经济资源而却缺乏体制性政治资源的群体，为了争取获得企业发展的政策空间，政治接触就成为其实现政治参与的普遍的和经常的形式。张哗(2005)使用2000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截面数据，运用SEM方法考察了政府干预、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干预虽然直接推动了企业家精神的增长，但却影响了经济自由，从而影响了企业家精神的成长。

二、企业家才能配置：价值一制度模型

围绕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方向和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安排变迁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析价值与制度之间关系的方法本文称为“价值一制度”分析模型。“价值一制度”分析模型的主要出发点在于探讨制度对于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的影响，但制度与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的这种辩证法始终是其内核。对我国而言，在“价值一制度”分析框架下，我国的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至少存在着两股力量之间的互动：制度安排和变迁规律的作用，制度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的引进和消化、支持和控制的作用。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后者对我国社会和企业自身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在制度和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的互动中，制度本身的影响更为明显、更具强势。这种制度安排和变迁发展一方面

更有利于企业家才能配置中生产性价值选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非生产性价值巨大的风险。所以，“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与“制度安排和变迁”，以及深藏于二者之中的“企业家才能配置中的选择方向逻辑”，就构成了所谓企业家才能配置中选择性方向的二元维度：价值性、制度性。在本文中，拟用企业家才能配置中的价值选择方向和制度安排与变迁逻辑这二个范畴来诠释企业家才能配置中的选择方向的二元维度。

企业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单纯强调在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对制度和制度对价值的作用都有失偏颇，因此，从便于分析的角度出发，本文对“价值一制度”分析模型作如下三点界定。

第一，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是制度安排下的价值。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制度安排和变迁的产物。因此，具体的制度安排背景、内容和条件是价值形成与发展的土壤，也是其形成与发展的具体现实条件，更是研究、分析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第二，制度并未决定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它只是塑造了价值。当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为社会所利用的时候，制度的力量和特色可以在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中渗透和扩散。

第三，制度与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决定了制度在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中作用的大小，也决定了同一制度安排前提下企业家才能配置中价值选择之间的具体差异。

按照上面的假定。本文建立二维分析模式：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性和制度性进行分析。从价值一制度模型的价值性维度上看。按照威廉，鲍莫尔的观点，企业家才能资源配置方式的价值选择对社会具有建设创新作用和破坏作用。因此，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指向可以划分为生产性建设与非生产性破坏。所谓生产性建设，就是企业家创利奉献，是以社会民族公众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的，它要求企业家才能配置在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时，底线要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遵守既定的管理规则和程序，忠实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从而产生正当经营效益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简言之，它是追求企业及其相关利益主体正当利益的生产经营行为。而非生产性破坏，就是企业家寻租败德，是以自身和个人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的，在企业家才能配置时，是以牺牲法律、职业道德、管理规章和社会责任为代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从而产生不正当经营效益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其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

由于制度本身是从缺失到完善的变迁过程。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方向选择就必然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按照制度变迁的完整性，制度维度可以划分为制度缺失与制度完善两个维度。所谓制度缺失，是指由于制度需求不足、制度供给落后、制度刚性、制度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博弈等原因导致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少于制度需求的制度非均衡现象。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造成制度不平衡的因素包括制度设计的成本，现有的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规范性行为准则。公众的一般看法和居于支配地位的上层强有力决策集团的预期净利益。而制度完善就是制度的理想均衡。现实中的实际制度均衡是大量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一个结果。而理想的制度均衡是制度供给实现制度需求满足，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尽可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利，制度的着眼点应是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有机性和可持续性，应当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最佳的运行状态。所以，现实的制度均衡并不总能与理想的制度均衡等同，这正是制度完善的变迁过程。

同时，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和制度环境中，对企业家能力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有一些基本的价值选择是企业家必须具备的。而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多维性及其现实中个体能力分布的不对称性使得企业家才能配置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价值方向选择认定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事实上。由于企业家才能配置在制度变迁的环境里都是连续的，因此。结合对制度变迁过程的界定，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选择方向可以由制度性和价值性两个维度构成的四个区域所组成，包括：f1)制度完善一生产性活动(I)；f21制度缺失一生产性活动(Ⅱ)；(3)制度缺失一非生产性活动(Ⅲ)；(4)制度完善一非生产性活动(Ⅳ)等四种类型。(如图所示)

从价值一制度模型的分析中，企业家才能配置在经营活动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中分别执行着多元化的方向。企业家的制度环境安排决定和匹配着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在熊彼特看来，真正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作用在于打破一种称之为“循环流转”的均衡，是生产性创新。鲍莫尔将熊彼特的创新范围进行了推广，甚至把创新延伸到非生产领域，“如果把企业家定义为在寻找增加自身财富、权力和威信的方法上是机敏的和有创造性的人，那么可以预期。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会关心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是否会增加或多或少的社会生产，甚至他们不会关心为实现这些目标是否会阻碍生产”。这里关心的是制度究竟给企业家带来了多少创新动力的空间和机会。尤其对经济转型国家，企业家才能资源配置方式的价值选择是客观环境的产物，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影响。客观地看，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当管理者将很大的精力用在这方面时，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只要这种适应不违法，企业家如果能在非生产性活动中保证合理、合法，为企业争得更大的生产性活动的空间，这样的才能配置在企业家意识里并非是一种浪费。这里强调了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的配比的制约作用，因此，企业家才能资源配置的选择价值方向分析更要考虑制度的维度。

三、结论

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是制度环境的诱导产物。当制度环境出现失落和不完善的时候，实施生产性创新无法实现合理预期，非生产性活动反而可能获得更多利益时，非生产性活动就会得到诱导。企业家为了避免被逆向淘汰。就可能无暇顾及生产性活动，将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价值重心放在非生产性活动中。一方面，企业家可能会在非生产性活动中为企业或集团谋求不正当利益，而当这些社会资源的运用可能根本就没有用在生产性领域和获得利润的产出。另一方面，企业家通过生产性活动又无法实现价值和收益，企业家就会对正当的生产性活动失去兴趣，在非生产性活动中努力将个人利益“内部化”而出现“败德”行为。因此，制度环境的变迁过程、力度强弱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只是不同时间和过程中的表现而已。因此，完善和构建有效合理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趋同于生产性活动良性循环的根本。当然，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对制度环境的适应也不是消极的，而是一种根据环境许可主动选择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