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刍与探赜：壮学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的契洽

2009-04-23 08:12覃延佳

广西民族研究 2009年1期

【摘要】随着多学科研究理念的逐步确立，历史人类学与其他研究领域也有了深广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便是其中之一。赓续此一顺势，本文从壮学本身所处的境况出发，在探寻历史人类学与壮学研究领域的契合点的同时，将目光置于少有人关注的近代壮族边疆社会史的研究。以此为释例，在理论与方法上做些尝试性探究，以期为丰富历史人类学的区域和民族研究经验探引一二。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壮学；边疆区域社会史

【作者】覃延佳，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研究生。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60-006

Aftertaste and Exploration：An Combination between Zhuang studies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Qin Yanjia

Abstract：With the concept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established step by step，historical anthropology have been deeply combined with other research fields，regional social history is one of them. To comply with this trend，I wrote this article from the situation of Zhuang studies，then explored the meeting point between historical history and Zhuang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I have an eye to the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of the Zhuang ethnic group in the border of China which was concerned by few people. So I took that as an example，doing some work in the theory and method，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region and ethnic study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Key Words：historical anthropology；Zhuang studies；regional social history of the Zhuang ethnic group in the border of China

历史人类学被渐次运用之时，其与其他研究领域的结合已为学人所惯习。本文又“旧事重提”，难免为人所非议，但仍为之，其缘由可从以下来量思：往大处说，此乃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做更大的研究空间拓延，在多领域研究中注入更多具有一定解释张力的学术经验；从小处观之，则是依托历史人类学本身初步积累的操作范式，在不同区域研究中反刍与探究，既要促使学科进步，又应对区域研究具有独特效用；若从本文要讨论的壮学研究来检视，前述两种情形则更具有了有效聚合度：其一，就目前情形而言，中国人类学在“中间圈”的研究处于“无对话”的困境之中。①而本文所谓的壮学研究，其实就是这一“中间圈”的一大组成部分，因此对历史人类学与壮学在彼此领域中互渗的情况加以溯析，实有必要。其二，以壮学自身所处的境况看，虽则学人提倡多学科综合研究，尤其倡导人类学的广泛借用，但研究的深广度未甚见诸，亟待反思与拓展的方面依旧有之，历史人类学的更好应用即是其中一方面。缘此，本文尝试通过对前人未做过深入探究的历史人类学与壮学研究之间的契合领域加以探讨，并侧重边疆区域社会史方面的探赜，努力实践学科互促。

一、反刍：壮学研究与历史人类学试溯

以往的壮学研究，早有学者不自觉的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纳入各自论题加以应用。无论是研究土官及壮族社会历史的老一辈壮学研究者，还是晚近研究壮族民间信仰、社会经济的学者，都已涉及或偏历史学或偏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如已故壮学研究前辈粟冠昌教授的《广西土官制度研究》，②便是在大量的文献检索与实地调研基础上书就的论著，其中的很多观点至今仍使人信服。2007年出版的《盘古国与盘古神话》，③则是覃乃昌、覃彩銮等诸位壮学研究者综合大量田野调查资料而完成的盘古研究之作，其中所得观点，足引国内同行侧目。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成为壮学研究中的朵朵奇葩，只惜未有专文论及历史人类学与壮学之关联罢了。壮学研究的发展壮大端赖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人将壮族社会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取向，这在丰富壮学个案研究的同时，亦促使各自学科得到发展。

然须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历史人类学，就严格意义来说还未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而仅仅是一种经验基础上的研究理念与处于形塑过程中的操作范式，其形态、理则、学科范畴等方面的基本概念性定位还须前辈学人为我们条分缕析、以资参照。从传统学科概念的层面来讲，壮学也未能算为一门严谨的学科，而是一个具有特定研究领域并能包容多学科方法的问题域。也正因为如此，两者的广泛结合才具有更大的拓延广度，这种半开放模式下的渗透，更契合多元且处于不断变迁中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特性。淡化学科本位，以特定问题域为研究中心，整合多线研究进路，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以下就对壮学研究与历史人类学之间所可能具有的主要合作领域进行初步爬梳。

(一)壮族族源研究

族源问题向来是中国民族研究的一大重要方面，长期以来均为研究者所关注。壮族族源问题一直以来亦为众学者所钟情。早期的研究者依据考古学、历史学、语言谱系学等方法进行探究，在宏观层面上廓清了壮族基本的族源与流变情况。但是随着口述史渐兴与民间祖先记忆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发现民间祖先记忆、认同非但未与学术界的研究同向并进，还处于一种互逆状态中。近年来，壮族的“汉裔情结”受到研究者关注。④如何从不同学科角度来寻求对“汉裔情结”这一普遍状况更具有解释力的答案，是族源问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以往学者多从史学研究角度出发，在文献资料中结合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方法寻求切入点，其鹄的乃是寻求立论的文献依据，溯清本相。这虽能使我们明了古代壮族地区有族群在活动，但却无法解释其衍变的具体流程及这种衍变与当今民族分布格局的具体关系，从而造成历史的“断裂”。

现今欲按先前方法回溯民族变迁过程，回应民间记忆中“壮族外来说”，无疑会收效甚微。在此，历史人类学的有效借用，或许是研究得以深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历史人类学关注过去时空域下的历史文化情境，其在资料信息获取的渠道与资料分析程式、文化阐释与历史推演结合、谱系分类与合理推论等几大方面给予了我们方法论及解释维度上的支援。从资料采掘方面来讲，对文献资料相对稀缺但墓碑、庙宇、民间传说保存甚多的壮族地区社会而言，历史人类学对非传统史料的分析与运用具有别样意义。从文化释读与历史向度来说，历史人类学在探究族源问题时所采取的多元综合策略，祛除了以往我们就历史谈历史，而难以从其他方面进行更有力佐证的弊病。在田野中追寻历史的踪迹，在文献中感思族群文化取向的流迁，似乎具有特殊意义，如杜树海所做的关于钦州“马留人”的研究，就展现了此举之学术品质与探寻空间。⑤

(二)壮族区域社会历史研究

因自然环境及历史因素影响，壮族社会历史历来具有多元特性，这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客观合理性。经过长期的努力，研究者日渐深悉，对于族群社会历史的探讨离不开文化、经济的综合。一些学者依据考古学资料而进行的古骆越国、南越国的研究，从宏观层面展现了古代壮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图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对于宋明以降乃至近代的历史，不少研究成果却多停留于王朝框架下的模式化论说。按常理而论，距离现世愈近，其资料就应更丰富，而据此所做的研究也应更具有深广度，然情况却不甚乐观。究其肇因，乃研究方法与思维理路未能完全摆脱先前研究模式桎梏之故。

以桂西壮族地区历史研究为例，我们先前关注明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历史，免不了对土司制度进行一番探讨。就制度史及地方政治史层面观之，前辈学者所做的研究甚为到位。然从经济文化角度管窥，则薄弱甚许。现今若将土官经济文化纳入探究视野，再综合制度层面的变迁，或许可为我们更为深入的理解此一时期桂西地区社会历史文化提供有益参照。对此，康忠慧的《右江地区“岑氏土官"信仰探析》已有洞识，⑥该文虽侧重于信仰方面的研究，但却可透过文化维度来审视右江流域地区历史脉络。而其所袭用的研究方法，则体现了历史人类学所倡之理则。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大取向是突出总体史的特色，依据文献及田野调查所得之材料对一定时空域中的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其目的是突出历史中的“人”。壮学研究中关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也应关注以壮族为核心的族群在历史流迁中的变化及其经济文化意义。

此外，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对边疆地区的考察与研究积累了不少区域特性与家国互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民间记忆与民族文化形塑等方面的学术经验，这也是我们开展上述论域研究所应积极采纳的。因学识所囿，笔者仅就自身兴趣点及相对熟悉的方面做了如上简单归总，壮学研究还有很多应借鉴历史人类学合理因素的方面，寥寥几字自然难以与题目完全相契，实乃无奈之举。以下笔者就近期关注较多的近代壮族边疆区域社会史研究为中心，来对历史人类学的采借做进一步的探究。

二、探赜：历史人类学视阈下的近代壮族边疆区域社会史研究

学界目前对边疆一词仍有诸多不同释义，目下所言之边疆壮族地区主要是指中国境内壮族聚居区的边境及其临近地带，而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桂西南的左江流域壮族聚居区。

(一)近代桂西南边疆壮族地区的历史场域

所谓边疆壮族地区的社会史研究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指涉范畴，能否在此整体框架下寻求有效切入点，是研究是否得以深入的关键。在考究具体切入点之前，有必要对前述区域的特定历史场域进行勾勒。

其一，就总体社会组成肌理而言，近代以后，该区域不仅集中了一般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各大要件(包括中央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地方社会组织等等)，还涉及边防军队建制及组织管理机构、与邻国交涉的机构、少数民族权力机构(如土司、土官)等边疆地区特有官方与民间组织机构，这些管理机构是形塑特定历史场域的基本条件，是我们运用各种分析框架的客观质料。

其次，从社会运行机制与权力动力来说，基于各种社会要件而进行的各种社会运作并形成的社会长效机制，既集中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的动态关系，也为我们窥视区域社会历史所隐含的总体史提供了有效视点。国家针对边疆区域而采取的社会运作方式有别于非边疆地区社会，这有利于突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区域性，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国家历史解释维度。同时，鉴于国家间的关系问题，清廷的国家形象往往会以整体面貌出现在与邻国的交涉中。国家行为就更具有直接下达地方的特点，边疆区域社会对国家行为做出的反应，正好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上下共筑总体历史的面相。为维持边疆稳定，国家会采取多种措施来确保国防方针的施行，如地方治安联防机制、移民垦殖方略，对地方统治力量的调适策略等。诸多针对边防问题而实行的方针，既是国家整体建构的一个侧面，亦为地方社会发展主要促动因素之一。

复次，就底层壮族民众的权力系统变迁及文化传承衍变而论，边疆壮族地区存在土司、土官及村社长老等多种权力元素，因此其内部社会的“小传统”显得与一般汉人社区有所区别。在边防问题日显突出的情境中，其社会内部对国家行为所做出的反应，自然与汉人区域社会有所差别。在近代尤其是中法战争后，鉴于边患严峻，国家在边防思想的指导下，对外加强戒备巩固边防，对内注重对边疆地区的控制，边疆壮族地区随着清代改土归流力度的加大，国家政权力量下沉更加明显、控制力更强。对此，壮族传统社会内部因这冲击而带来的权力系统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是我们必须深究的重要方面。

最后，就族群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来讲，近代晚期壮族边疆地区的“边疆化”进程加速，传统中越宗藩关系的断裂及新型国家关系的生成，使得边疆地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身份认同突显。作为研究者，我们怎样来把握族群内部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更?这些变更在宋代至今的边疆族群的国家认同与族群内部认同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均是颇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

(二)对以往研究的反思

从上述特定历史情境出发，历史脉络及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汉人社区的边疆壮族社会的历史如何来书写，确是民族史研究中一个亟待思考的论题。在思考过程中，对前辈学人所进行的研究策略与研究成果应有更为客观的把握。

在通史研究方面，以往壮族史研究对于史料的钩沉与爬梳，以及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均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由黄现摇⒄派震分别主编的两部《壮族通史》不仅从整体上呈现出了壮族历史发展的轮廓，而且在壮族起源、发展历史阶段特性等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均对壮族历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⑦然而细读两部通史有关近代时段的论述，却更多的表现为对王朝历史发展抑或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框架所做的注脚，民族区域社会历史的地方感不能充分体现出来，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民族区域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也难以窥见，更遑论“边疆化”过程中的族群关系及认同等方面的内容了。当然，这并非前辈研究者的过错，而是时代发展的囿限。我们所要做的，并非一味苛责前人之不足，而应在充分学习与整合中，借用有效分析工具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在壮族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方素梅的《近代壮族社会研究》是至今研究近代壮族地区社会史的唯一专著⑧，该书被胡鸿保与许斌认为是“向我们展示了当前‘后现代情景中传统治史方法的活力”⑨，书中对近代壮族社会面貌做了较为全面的概述，是我们进行社会要件分析的基础。但该书关于近代壮族社会权力系统、社会组织及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论说，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学的共时性分析框架，历史的线性流程难以表现出来。而且此书虽在开篇便明确了近代壮族聚居区与杂居区的界线，但在行文中却没有表现出其所论述个案的空间感与层次感。与其说这是一部史学价值意义颇高的专题性论著，毋宁说仅是我们更深入研究近代民族地区社会史的论纲，留待拓展的空间还很多。

除前述两方面之外，由钟文典先生主编的《广西通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及壮族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⑩同时，不少老一辈学者及中青年学者从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等角度来对壮族的社会组织结构变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悉，[11]这些宏观与微观上的研究成果，也应是我们加以借鉴的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前人的研究主要是以史学为本位，对史料进行钩沉与贯连，希图从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中，深化民族历史及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大多数学者的学术理路均未脱离为王朝发展的区域问题做注脚的窠臼，其问题意识大都停留于简单的王朝与地方的二维向度中。就此，笔者以为，若要使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场域更具有时空感与具体感，就应借助多学科助力，有意识地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宏大背景中，去找寻民族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以及形成此脉络的具体因素。在多学科交叉使用时，应突出历史人类学的有效分析程式，细致探寻过去时空中的“他者”，在避免过度阐释基础上，选取具有聚合效应的中心问题来开展研究。

(三)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思考路径

同于与汉人社区的区域社会研究，近代边疆壮族地区的社会史研究也应有一个整体史的观照。以此为认识基础而开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史研究既是与整体社会史研究的一大空间契合，亦是民族社会内部历史发展的有益探究视角。

1.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整体框架

承续20世纪早期学者们的问题意识，新近社会史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分析框架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方面，很多学者提出区域社会史应走向历史现场或者走入历史田野，[12]并借助多学科助力，在多种分析工具中形成问题平台。[13]在实证研究上，中外学者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形成了多种颇具说服力的研究模式及理论，如对士绅模式、宗族模式、公共领域研究、乡村共同体研究等。与此同时，现今社会史研究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空间上过于关注汉人社区、方法论上过度注重区域内部历史而不能对国家的立场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学术进路中对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关联关注不够等等均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反言之，对近代边疆壮族地区的社会史研究要突破先前的水平与问题意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这一分析框架就必须充分应用。以此为核心框架对彼时社会各方面的勾连方能兼及前述各大要素，在综合与深入分析社会内部发展脉络的同时，也使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更具有空间上和解释力上的整合性。然在实际操作中，则应坚持一种“从边缘看中心”学术立场，[14]虽关注国家制度的普适性，但更考究地方之于国家的异样传统，力图跳出王朝视野下的“中心-边缘”牢笼。

2.以边防问题为中心

中法一役后，清廷愈发不敢小视洋人火炮，故对边防倍加关切。此时期的边疆壮族地区由于处在法国炮口之下，边防问题尤为突出。国家各层对该区域边防问题的重视及日后的各项边防建设举措，已然成为影响区域社会的一大因素。因此，我们要深入探究此时此地的社会历史，就不能无视因边防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更。

以往学者们对清末广西边防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国家边防史为基本论域，其论题主要涉及以下几大方面：清廷及地方官员对边防的重视与谋划；国防工程的筹建；军制及军队的重置；地方官的作为；边陲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等等。[15]透过前人的论述，我们对以往学者在国家近代化的地区性释义方面所做的努力应给予肯定。各类论著围绕边防问题而做的阐述，基本厘清了国家与地方官员在国防建设等方面的主体史实，此为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石。然而，若单论边防建设及其影响方面的“史实”研究，广西近代边防这一论题可拓展的空间似乎不大，毕竟材料与事件均极其有限。现再度关注边防问题，倘若我们的论述还遵循传统的学术进路，将难有突破。若以历史人类学为视界，现今的研究应以地方历史为中心，以壮族区域社会历史内部视角来加以综合，从边防问题出发来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整合社会史研究范式与民族区域社会史研究。

3.突出民族区域特性

虽然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核心分析框架或许可使研究视野及深度有更大拓展，但在具体研究中还应突出民族特性，在合理移用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并创设自身特有问题意识平台的同时，寻求地方民族史研究与中国整体社会研究更多的对话空间。在研究实践中，既要充分考虑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的一般理则，充分吸纳基于汉人社区积累出的研究模式所具有的客观合理因素，又要考虑区域内族群认同、族群关系、民族文化衍变以及区系整合等特殊因子，避免在简单化横向挪用已有研究范式的同时造成“知识内卷化”。譬如，在研究中可以透过土官的世系及土官对乡村统治策略流迁以管窥地方历史的脉动。

总而言之，对于边疆壮族地区社会在近代的嬗变，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往的通史、地方史及民族史的叙述。而应在综合前人研究进路的基础上，借助更多的学科助力，在总体史的宏大学术旨趣中，从多角度来勾连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力求使区域社会内部的发展脉络与国家整体历史发展概貌得到更多维的展现。

就学科交叉综合的角度而论，民族研究对历史人类学的采借，抑或说历史人类学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早已非新举。因此在理论上的新领域探究来讲，上述几言所关注的问题早已“落伍”。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历史人类学与其他研究领域的结合具有较大弹性，会针对不同的论域而显现别样的风貌，毕竟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学术理路差异甚殊。我们现在追求的不应是绝对化的认知向度，过多的强调学科本位，而是从具体研究经验中，对原有认识基础加以修构。本文试图对宏观学科研究取向及具体研究论题进行初步的探究与整合，并就自身关注最多的壮族区域社会历史为论说重点，最终冀望在日后之研究中能有所循依。

注释：

①王铭铭.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P293～326.

②粟冠昌.广西土官制度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

③覃乃昌等.盘古国与盘古神话[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④邓金凤.试析壮族的“汉裔情结"——以岑毓英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8(1).

⑤杜树海.祖先记忆与边疆建构——宋明以降钦州西部族群社会与历史变迁[A].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

⑥康忠慧.右江地区“岑氏土官"信仰探析[A].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

⑦黄现业.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⑧方素梅.近代壮族社会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⑨胡鸿保、许斌.评<近代壮族社会研究>的史学特色[J].民族研究2004(3).

⑩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11]粟冠昌.广西土官制度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