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不可避免的主观性

摘 要：在科学中无疑存在主观性。其主观属性来自科学的人类维度、人性维度、社会维度、方法维度、认识维度。科学认识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在于：首先，我们不可能把认识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严格分开；其次，感知并不是完全是由客体强加的，而是包含主体选择和建构的主动过程；再次，我们不知道或原则上无法知道事物本身（物自体），科学具有某种主观虚构的成分；最后，作为客观性根基的主体间比较并非完全可能。

关键词：主观性；科学的主观性；科学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1-0111-10

作者简介：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北京 100049）

主观性(注：有一本英语词典如下解释“主观性”（subjective，15世纪在英语中使用）：与主

体有关或构成主体的；具有实体、品质、属性或关系的基本存在所是的或与之有关的；知觉到的而非独立于精神的实在的特征或属于实在的；受私人的心理特点或状态制约的经验或知识所是的或与之有关的；特定的个人独具的，受私人观点、经验或背景更改或影响的；由大脑或感觉器官内部而不是由外部刺激直接促动的条件引起的；由一个人自己的状态和过程的感知产生的或确定的。参见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Tenth Edition,Merriam-Webster,Incorporated,Springfield,Massachusetts,U.S.A.,1999,p.1172。)是与客观性相关的术语。从本体论上讲，主观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即事物借助于主体正在被感知或经验而存在的存在方式。从认识论上讲，一种知识主张，如果决定它的真值需要对该知识主张具有第一人称观点的人给予优先权，那么它就是主观的。可是，如果这种优先权代表的是与客观事实无关的个人的意见、偏见和专断的偏爱，那么对优先权的要求就是无理的。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一个理论或判断是主观的，它就阻碍真理和确实性的达成，就应该与其他形式的偏好、专断和偏见一起被抛弃。另一方面，主观性的优先权不需要限于个人的经验，它也许能够受到作为历史和文化的存在的个人或特定的教育和训练的结果所负载的视角而得到辩护。然而，确定如何对待个人的和社会文化的眼界，社会预设，道德的、宗教的和审美的态度是困难的。过分强调它们将导致相对主义或极端的主观主义，而消除它们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我们探究的基本条件。

承认主观性占有一席之地，容许存在另类的和合情合理的观点，这也许是通过利用主观的主张作为起点达到的，而这些主张当时又能被整合到客观知识的结构中。贯彻这样一个计划成为许多哲学家的中心关注(注：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1页。作者对译文有所改动。)。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相互作用过程及其组分的视角来考察客观性的话，那么主观性就寓于客观性之中。诚如珀尔曼所言：主观的、人的成分存在于相互作用过程的较广阔的实在中，确实形成所看的和所想的东西。比较完备的客观性会承认，主观的东西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是它自身的一部分，并会由此运转，以借助相互作用修正定义、概念、理论、定律和模型。于是，作为概念的客观性也会充分地运作，它会对科学概念模型、观念和实践的革命性变化提供附加的洞察。选择在认识过程中存在于各种水平：感觉的、神经的、心理的、智力的和社会文化的水平。例如，存在基本假定、逻辑形式、概念模型、选择的参考框架或专门化的智力水平，也存在期望、价值和需要的情感的、心理的水平。社会文化水准包括语言、经验、职业的范式和实践。就其真正的本性而言，选择只能提供部分图景（pictures）。可是我们却经常把这些部分的图景作为充分的、甚至最终的自然镜像（images），而不是不完备的、基于我们构造的和环境的印象。错误在于，由于我们有限的知识、构造、工具和经验，我们无法在实在的部分图景和实在本身之间做出区分(注：珀尔曼也借助相互作用分析认识过程，从中同样可以窥见认识中的主观性因素，以及主观性寓于客观性之中。他把自己的理解概括如下：（1）知识是在我们的心智中被构造的，我们借助心智个人地或社会地达到资料。（2）在生物生存中，大脑已经选择和建构了被过滤的感觉资料。大脑倒转了在视网膜上颠倒的外部世界的视觉图像。（3）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意识反映了我们内部的选择装备。也就是说，我们把内部的图像看做是由资料、选择的感官、大脑、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经验形成的。（4）包囊（encapsulation）存在于我们的语言功能中，存在于我们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经验的限度内。（5）包囊也存在于我们是相互作用的认识过程中的一个活跃部分之中。我们能够是该过程的一部分，而且还能够是分离的或充分客观的吗？（6）如果人的意识从自然之中奇迹般地出现，那么我们在科学文化和其他文化中尝试要求世界有秩序时，秩序在什么程度上从随意性或机遇中出现呢？（7）人是主体和客体，主体研究在客体的世界中的作为客体的他自己。参见J.S.Perlman,Science Without Limits,Toward a The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Knowledge,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1995,pp.195-197,198-199。)。这一切关于科学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明睿见解很有启发性，促使我们得出如下看法：

科学或科学理论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科学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或主观因素甚至在科学中是不可消除的或不可消灭的，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科学固有的属性。不过，由于科学客观性在科学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据绝对优势，所以科学才以客观性的面目出现，主观性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略而不视、视而不见。可是，科学的主观性是“客观地”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体现在科学的探究活动和社会建制中，也渗透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中。只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予以恰当对待，我们才能深入地认识科学的本性，减少主观性的消极影响，逐渐达到对实在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认识，形成正确的科学理论或客观真理。与此同时，要认清和利用主观性在科学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推动科学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而且，还可以把科学的主观性转化为某种契机和黏合剂，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和汇流。

不管我们对主观性的地位(注：考斯说，自康德和克尔恺郭尔以来，主观性的地位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但是它是布伦塔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的序曲，胡塞尔扩展了它，这使得有可能理解主体的世界制作（world-making）的能力。该论题受到许多误解：主体制作的世界，或它的意向性能力为它制作的世界，不是假设性的实在的世界、物理宇宙，而是生活世界（life-world）、随个人而诞生和当他去世时死亡的世界。对许多人，而且对许多另外仔细思考的哲学家来说，这一点被生活世界明显稳定的特征的活力掩盖。生活世界的客观性似乎被其他人的一致赞同确认，以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共同地栖居在我们知觉的世界。然而，其他人仅仅在人们自己生活的世界中相遇。他们和那个世界的所有明显稳定的特征，被所采取的战略指定为客观的，该战略以保证种族幸存的方式运用把实在世界（作为环境）传达给它自己（作为生物）的意向性。科学本身能够被认为是那个战略的一部分。主体的奠基者曾经说过：“对我来说，万物皆主体，无是客体。”参见P.Caus,Yorick's World,Science and the Knowing Subject,Uno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86，p.289。)如何理解，在科学中存在主观性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几乎所有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坦白承认的。爱因斯坦言简意赅地肯定，在科学追求和科学创造过程中有主观性的介入：“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注：［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8页。)萨尼特一语断定：“我们不能逃脱科学的主观本性。不管你认为科学过程是独立的知识本体的观察资料，还是就自然的某种客观实在进行的群体活动，主观要素从未完全减弱。在事实的诠释中，必定存在语义的要素——理论必须说明世界——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世界。但是，不存在径直的笛卡尔式的科学家和世界的二元性。”(注：N.Sanitt,Science as a Questioning Process,Bristol and Philadelphia: 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1996,p.6.)I.G.巴伯则力图纠正大众中流行的误解：在公众刻板的思想观念中，科学研究一般被认为是客观的，因为它是由认知对象来决定，而不是由认知主体来决定的。然而，从实际的科学工作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必须改变，以便让作为实验的媒介、创造性的思想者、具有自我个性的科学家发挥自身的作用。研究对象的存在不可能在“不依赖观察者”的情况下而为人所知，因为在测量过程之中，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观察者的影响。对理论的估量并不通过运用“形式规则”，而是通过科学家的个人判断继续的。我们主张，不应抛弃“客观性”这个概念，而应重新阐释它，并将主观的作用也包括进去。我们把客观性重新解释为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和对一般性的认可(注：［美］I.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227页。)。其实，把科学客观性诠释为主体间性，这本身就肯定了作为主体属性的主观性在科学中的合法存在。莫兰言之有理：

在主体间关系和客观性之间存在着特别的联系。这再一次表明，人们以为可以消除人类的主体，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注：［法］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主观性渗入科学的原因很多。一般而言，在诸多世纪，我们受国籍、社会等级、阶级、传统、宗教、语言、教育、文学、艺术、习惯、习俗、所有各类宣传、经济压力、我们吃的食物、我们生活的气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经验以及你能够想到的每一影响的制约，使我们对问题的反应受到制约。当然，对科学问题的反应也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尤其是，科学中的主观性是借助于想象、直觉、指导原则、主旨（motifs）、模型、隐喻、假设形成以及其他约束我们的社会的和职业的包囊（encapsulation）进入科学理论的(注：J.S.Perlman,Science Without Limits,Toward a The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Knowledge,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1995,p.201,p.174.)。珀尔曼罗列的这些因素尽管都切中要害，但是未免失之笼统、粗略。在此，我们拟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地探讨一下，科学何以会具有主观性。

科学的人类维度的主观属性。这种主观性是由人类这一物种的属性决定的。科学作为人的科学，不用说会打上无法消除的人种的主观性的印记。假如其他遥远的星球存在智慧物种的话，那么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以及建立其上的“科学”肯定不同于我们人类的科学（也许是可以相互翻译或诠释的）。人类天生就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不拥有既一览无余、又明察秋毫的“上帝之眼”或“天眼”（eyes of God）。人类的感官和大脑限定了自己所知和所能知的东西的广度和深度，也限定了自己的认知的形式、范式乃至观点。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已经适应了宏观世界，而对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认知肯定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朝菌不知晦朔日，蟪蛄不知春秋，就是最好不过的隐喻。尽管借助科学以及其他手段，“智慧的”朝菌和蟪蛄也许可以间接地认知朔日和春秋的存在，但“他们”对朔日和春秋的知识毫无疑问会带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和主观性。

休谟早就指出：“显然，一切科学或多或少地与人的本性有关；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无论从它跑开多么远，还会到一段或另一段返回。甚至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人的科学；由于它们处在人的组织之下，并借助它们的功能和官能来判断。”(注：A.Chalmers,Science and it's Fabric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1990,pp.12-13.)萨顿也言之凿凿：不管我们的知识怎样抽象化，不管我们怎样致力于消灭主观因素，但是归根到底科学仍然具有强烈的人性。我们想到的和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与人有关的。科学无非是在人类之镜中的自然映像。我们可以无限地改善这面镜子，我们虽然可以消灭镜子或者我们自己相继发生错误的原因，但是无论怎样，却永远抹不掉科学的人类属性(注：［美］萨顿：《科学的生命》，刘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萨顿在这段话的前边说：古时有一次樊迟问什么是仁，他的老师孔夫子回答：“爱人”；又问什么是知，老师回答：“知人”。现在我们关于知识或者科学（科学只不过是条理化的知识）的定义是更为宽广了，但是在加宽过程中可能把最基本的东西丢掉了。最基本的难道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夫子时代不一样吗？)。马斯洛深有同感：“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的‘事物。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和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实在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的性质。”(注：［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莱文斯进一步强调道：所有的认识模式都预设了其他种族像我们自己一样为真。每一个观点都定义在感觉输入的风暴中什么是相关的，就相关的内容询问什么和如何找到答案。观点实际上也受到种族属性的制约(注：R.Levins,Ten Propositions in Science and Antiscience;A.Ross ed.,Science War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80-191.)。

科学的人性维度的主观属性。在这个主观属性的维度中，我们所谓的“人性”，不是指作为一个物种或人种的本性，而是指个人或科学家的人的本性的方面，特别是他们的正常的感情和偏好等。马奥尼指出，科学家在履行他的职业角色时是主观的——他往往是明显易动感情的。波兰尼、波普尔、博林（E.G.Boring）、爱因斯坦都强调，情感在科学探究中确实发挥作用。诺贝尔奖获得者沃森在《双螺旋》一书中，描述了科学研究中的许多私人的和主观的方面，说明科学家是有感情的动物。默顿在对该书的评论中指出，这种情况不会使熟悉科学史的人感到惊讶，情感弥漫在研究的产物和交流中。科学家也许比几乎任何从业者更热情地卷入他的使命中去。对于察觉提高或挑战我们流行的知识现状的事件，他将充满感情地做出反应。对于察觉是反映他个人的能力和对该任务贡献的事件（例如他的实验的成功和失败，对他的工作的承认或重视等），他也是如此。这两个广阔的情感范畴——处理范式的范畴和在性质上比较私人的范畴——体现了科学的主观方面。他公允地表示，科学家应该更多地意识到他的事业的主观性，以及情感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可能的作用。我们也许应该鼓励科学家力求在他的情感中保持平衡。与其否定或隐瞒情感的存在，毋宁有意识地监视情感在实施他的研究时的贡献（以及冲突）。探究可能需要刺激，但是不需要放纵(注：M.J.Mahoney,Scientist as Subject: The Psychological Imperativ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76,pp.109-111,p.124.)。拉奇批评实证论追求科学客观性的极端观点，主张扫除僵化的客观性，承认人性在科学中的合法地位(注：这位作者在朝向主观性一极时，也许稍微有点走过头了。他说，实证论的概念只是不情愿地准许人进入科学过程，而根本不准许人性进入科学，如果能够阻止它的话。但是，实证论厌恶人类主义（misanthropism），正在日益变得脱离具有浪漫主义（或者至少某些种类的人文主义）复兴的步伐，后者概括了1960年代的特征。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一些人发展了这样的科学哲学：科学通过把经验性和僵硬的合理性置于科学的边缘，从而扫除了坚硬的客观性，并把人确立在科学的真正中心。参见D.Ratzsch,Science & Its Limits,The Natural science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Illinois and England: Inter Va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2000,p.40。)。

科学的社会维度的主观属性。在社会维度中，价值和文化因素（包括语言）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表现在它们对科学家的科学动机、问题选择、背景预设、概念框架建构、理论评价诸方面的影响上。莫兰一针见血地指出：“主体当然是通过过滤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的方式而存在，它有一个脑浸润在一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因此，在我们最客观的观察中，也总有主体的成分侵入。”(注：［法］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马斯洛也英雄所见略同：“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该努力做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甚至也很值得讨论。” (注：［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卡普拉论述得更为具体：

我们的价值体系中现在发生的变化将影响许多门科学。这一事实可能使那些相信客观性的、与价值无关的科学的人们感到惊讶。然而，这正是新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含义。海森伯对量子论的贡献显然意味着，科学的客观性这一古典概念不再能保持，从而现代物理学也正在向与价值无关的科学这种神话提出疑问。科学家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图像，是与他们头脑中的图像、他们的概念、思想和价值观密切联系着的。(注：［美］卡普拉：《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再版前言”第3页。)

雷斯蒂沃毫无保留地承认，偏见是不可避免的。在最好的意义上的探究，即开放的、发展的、进步的或进化的探究，也是以存在某种类型的偏见为特征的，而不是缺少偏见。如果我们承认知识体系能够被解释为世界观点（worldviews），那么这一点也许能更好地得到评价。在科学中或者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揭示的世界观点，包含对于实在、意识和社会行为之类的理论的元探究。如果知识体系能够作为世界观来解释，它就不能摆脱偏见，由于依据定义，它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维度，从而是负荷价值的体系。从这种观点来看，不受价值约束和价值中性的探究是不可能的 (注：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 Values,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4,p.189，pp.208-209.)。

在探讨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巨大作用上，后现代的各个流派提出了诸多看法。科学论或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学派的社会建构猜想认为，社会实践把心理的和生物的状态和过程、社会的关系和活动以及物质的事物和过程结合在一起。思想（认知、知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受其支持并使其具体化，描述也是这样。它们是社会地构成的文化资源的集合，它们的意义由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和它们在准则网络中的位置给定。描述出自社会实践，它们在自身之内携带着它们在其中产生、扩散或分布和实现的背景的社会形式。描述再现了社会实践和社会利益。一般地，在描述中体现的社会利益越广泛、越多地扩散，它就越多地作为“客观的”而合格。换句话说，客观性是变量，它是社会利益普遍性的功能。审美和真理的动机未被否定，但是它们被视为植根于个人的和社会的兴趣或利益，这些兴趣或利益按张力排列，从一个人在世上的成就到对文化环境施加控制；不存在纯粹的动机、认知、描述或思维模式(注：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 Values,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4,p.189，pp.208-209.)。后现代诠释学的研究表明，纯粹的客观性立场是不存在的。因为人总是历史地存在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因此，理解也总是历史地进行的。所谓理解的历史性也就是指，在理解之前就已经存在社会历史因素。人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的，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他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风貌、知识水平，他所在的民族心理结构等都影响他的理解。海德格尔称之为“前理解”或“理解的前结构”，伽达默尔则称其为“成见”(注：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激进的库恩主义扩大社会学上相关的领域，把超越科学共同体的更大的社会包括在内，并且大规模地扩张了社会文化因素的范围。按照他们的观点，科学嵌入更广泛的社会语境中，甚至它的最确定的因素——理论选择、资料诠释、理论概念形成等——也连锁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并部分地由它们决定。有时还更彻底，连“部分地”这一限制语也被丢弃了，产生了科学完全是社会现象的立场，甚至产生了科学被认为是事实的东西只不过是社会的构造。正如一些人看到的，社会力量对科学理论的构造、评价和决定是惟一强制因素。于是他们宣称，客观性本身是“社会现象”。尤其是，建制化的信念是客观性所是的东西。在十分径直的意义上，完全社会文化地创造的科学是没有客观性和中立性的科学，但是却拥有各种社会的先入之见、哲学观点和在它的真正的基本结构中的议事事项。事实上，这些也许是它的基本骨架(注：D.Ratzsch,Science & Its Limits,The Natural science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Illinois and England: Inter Va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2000,p.53.库恩也许不像他的后继者那么激进。这位作者写道：库恩认为，虽然人的因素在科学中起有意义的、不可避免的和事实上构成的作用，但是外部实在（“环境”）也起重要作用，科学建立的图像不仅仅是人的任意塑造物。)。

后现代主义的探究加深了我们对科学的社会维度的作用以及由以引入的主观性的认识，但是它把科学完全视为社会文化现象而无视其内在逻辑，把科学视为纯粹主观的事业而无视其客观性的标识，把科学理论视为随心所欲的虚构和捏造而无视其与客观实在和经验事实的符合，则不足为训。必须明白，科学具有双重本性，绝对地否定科学客观性或主观性都是片面的。诚如莱文斯所说，科学一方面实际上向我们阐明了我们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理解和指导我们的行为。另一方面，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科学也反映了它的生产条件以及它的生产者和所有者的观点。科学的日常工作事项，对某些人的吸收和训练以及把其他人从科学家中排除出去，研究战略、研究的物理仪器、阐述问题和结果的诠释的框架、成功解决问题的标准和科学结果的应用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科学和相关的技术与形成和拥有它们的社会的历史产物。在科学中，知识和无知的格局并不是由自然强制规定的，而是由兴趣和信念构造的(注：R.Levins,Ten Propositions in Science and Antiscience;A.Ross ed.,Science War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80-191.)。

科学的方法维度的主观属性。在科学的三大部类方法即实证方法、理性方法和臻美方法的运用中，其中前两种虽然主观的成分较少，但也不是一点没有，尤其是在假设的选择、资料的诠释、语言的翻译、理论的取舍方面，就需要想象力和某种程度的主观的决断。尤其是臻美方法，主观性的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比较明显的角色。陶伯揭示，科学的态度超越了它对自然的客观的姿态，也扩展到包含被认为是难以捉摸的维度——感情的和主观的维度。科学的审美面的考虑容许聚焦于这些模糊的经验维度的方式。如此超越客观知识体系向科学认识论发起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另外的科学实践和意义构成科学如何是审美的要素。应该力图把科学的非私人的、实证的活动与下述维度联系起来：这个维度虽然被科学家广泛共有且得到承认，但是它在正式的科学中“仅仅”作为个人的、私人的经验的事情被削掉。然而，恰恰因为审美维度高度地是个人的和充满鉴赏的，它可以呈露出明显难对付的文化发散的广阔的后部 (注：A.I.Tauber,Epilogue.A.I.Tauber ed.,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Macmillan Press Ltd.,1997,pp.395-410.)。费里（L.Ferry）把当代审美特征——当然包括科学审美在内——概括为个体的表达：“这种表达没有以任何方式把它自己看成世界的镜子，而是看做世界的创造，世界没有把它自己作为先验的共同的宇宙强加于我们。” (注：A.I.Tauber,Epilogue.A.I.Tauber ed.,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Macmillan Press Ltd.,1997,pp.395-410.)

科学的认识维度的主观属性。这个维度在科学的主观性中是比较重要、比较复杂的维度，值得在此适当展开一下。珀尔曼对认识过程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看到：

认识过程包括：实际独立的事件；它们达到我们的信号；我们的观察；外部自然和人的结合的形成，例如虹或其他感觉；我们的诠释、投射、预言和应用。力图在知识体系的组分之间做出区分存在许多困难。我们是系统的惟一有意识的部分，力图用十分有限的感觉、情感和经验以及大量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包囊形成整体。我们也看到，没有参照系便没有观察，而没有诠释便没有参照系。由于参照系是观察和诠释之间的桥梁，关于观察终于何处和诠释始于何处，并没有坚硬的和牢固的准则。……我们可以说，主观的东西进入客观的东西之中，客观的东西包含主观的东西。我们形成我们为生存和探求知识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看到的东西。如果观察与他所观察的东西形成一个系统，那么他把包囊的选择性和限制与他观察的东西联结起来。也就是说，当他观察时，他创造和介入。观察是动力学的和相互作用的，而不是被动的。于是，在科学客观性的表面下，存在下述诸多方面的复杂性：感官的和心理的选择，分开的大脑半球的作用，观察者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其他限度，人的比较的无知，语言的、社会的制约和其他包囊的作用。因此，客观性是在我们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的不同水平上被较为充分地理解的。

珀尔曼还进一步概括了在科学知识的创造中包囊化的八个方面：（1）知识关于人的感官和敏感性而言是相对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好比瞎子摸象。即使在今天，来自宇宙的多少未知的信号（知识资料）轰击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生理的、概念的或其他的设备追踪它们。正是我们知道的东西——以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形成了我们的观察和说明。（2）知识关于工具而言是相对的。光作为波还是粒子传播？当光通过棱镜或衍射光栅时是波，通过光电池时是粒子。（3）知识关于选择的操作是相对的。从上面的光的本性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操作是由经验选择的。也就是说，操作导致新知识，新知识反过来又导致新操作，像射电望远镜发展中的观察和实验，天然放射性的发现导致人工放射性的研究。（4）知识关于心理工具是相对的。观念也是强有力的工具。定义、假设、理论和概念模型就其时代而言是相对的，仅仅是趋近实在。（5）概念关于给定的领域是相对的。热和温度借助分子运动说明，电子是亚原子，热和温度概念不适用于电子。（6）外推（extrapolation）问题存在于把先前的概念应用于新领域中，这在有时候是靠不住的。（7）每一个思想和行为都包含基本的假定，并被这些包囊所包裹。欧几里德几何学是牛顿物理学的富有成效的包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通过基于非欧几何学和它的假定打破了那个包囊。（8）语言磨快了思想并提供了意义的细微差别。人的语言像他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一样，也以极大的生存力量和文化优势存在。尤其是，词在任何认识阶段都是鉴别事物和观念的标签(注：J.S.Perlman,Science Without Limits,Toward a The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Knowledge,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1995,pp.178-179,pp.204-207.)。

珀尔曼的分析和论述几乎涉及到在科学认识过程中主观性涉入的各个方面，富有启发意义。在这里，我们不拟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几个主要的视角，考察一下主观性如何成为科学认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也就是主观性渗入科学的渠道，或者科学认识之所以具有主观性的原因。

首先，不可能把认识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严格分开。严格地讲，如果要获得“纯粹客观的”认识，那么认识的主体必须置身于被认识的客体之外，以上帝之眼冷峻地旁观这个对象——这正是笛卡尔二元论的认识论的核心所在。遗憾的是，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认识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完成的。这种相互作用决定了，无法在认识中把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科学认识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追随笛卡尔的实证论的进路也是行不通的。陶伯就此发表评论说：由于视角的、与境的和主观的观察者的存在，实证论的客观性方案变得成问题了，这样的观察者不能在知者和已知的东西之间做出理想化的分离。正如歌德所言：“我的思维没有与客体分离；客体的要素、对客体的感知，流入我的思维中，并充分地被它渗透；我的感知本身是思维，我的思维是感知。” 在20世纪的哲学中，歌德关于主体和客体之间认知影响的认识，作为科学认识论的问题被阐述和发展，可是它的答案即审美经验可能有助于整合自我和世界，本质上却被遗忘了。现象论的哲学家直接面对歌德提出的挑战，在意识和意义被理解为完全在字面上依赖我们如何看事物的意义上，他们乞求于“凝视”（gaze）作为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的优越交通工具。正如莫里西（R.I.Morrissey）评论的，现象论者认为：“在我们周围的客体‘像它们所是那样比‘像它们意味着那样较少起作用，客体仅仅意味着，看隐含着有意义地看。”(注：A.I.Tauber,Epilogue.A.I.Tauber ed.,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Macmillan Press Ltd.,1997,pp.395-410.)

主体和客体难以割舍，在19和20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量子力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注：伊利英和卡林金的言论可以佐证：由经典科学向非经典（现代）科学的过渡称之为“革命”。这个革命的本质可用一句话描述：它是由单一的因素产生的，即认知主体。他的活动作为必要的和不可分割的组分进入知识的本体。参见V.IIyin and A.Kalinkin,The Nature of Science,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88,p.78.)。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者海森伯在诠释该原理的认识论意义时说：“我们不能忽略自然科学是由人建立起来的这个事实。自然科学不单是描述和解释自然；它也是自然和我们自身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它描述那个为我们的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这或许是笛卡儿未能想到的一种可能性，但这使得严格把世界和自我区分开来成为不可能的了。”(注：［德］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2-63页。)哥本哈根学派的掌舵人玻尔的阐述更为细致：

在微观世界，我们面临自然哲学中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论问题；在自然哲学中，经验的一切描述一向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惯例所固有的假设上；这种假设就是，明确区分客体的行动和观察手段是可能的。这种假设不但为一切日常经验充分证实，而且甚至构成经典物理学的整个基础；而经典物理学则正是通过相对论得到了如此美妙的完备性。然而，当我们开始处理个体原子过程之类的现象时，由于它的本性如此，这些现象就在本质上取决于有关客体和确定实验装置所必需的那些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这时就必须较深入地分析一个问题：关于这些客体，到底能获得哪一类的知识？……当涉及的现象在原则上不属于经典物理学的范围时，任何实验结果都是和某种特定情况有内在联系的，在这种特定情况的描述中，必不可少地会涉及和客体相互作用着的测量仪器。

玻尔进而强调：“不能明确区分原子客体的行为及其和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客观内容和┕鄄熘魈寰哂胁豢煞指钚浴保“物理学中的新形势，曾经如此有力地提醒我们想到一条古老的真理：在伟大的存在戏剧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注：［丹］玻尔：《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戈革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8-129、146、134、95页。)。

需要注意的是，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不可分离以及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只是说明，主观性不可避免地介入科学的认识之中，但是这种介入并不构成对科学客观性的致命威胁。波动力学的创始人薛定谔否认，“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界限的崩溃”甚至是更重要的思想革命，而认为“它并无深刻意义，只是被过高估计的暂时性状况”。说每种观察既取决于主体也取决于客体，它们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这样的观点根本不是新的，它几乎像科学本身一样早就存在。古代的普罗塔哥拉和德谟克利特都以自己的方式坚持认为，我们的感觉、知觉和观察都强烈地持有个人的主观色彩，不能传达自在之物的本性。从那时起，无论何时有科学存在，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我们追随笛卡尔、莱布尼兹和康德对它的看法，可能已有几个世纪了。不过，薛定谔从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某些东西中悟出新的道理：

在近几个世纪中，当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头脑中最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是客体在主体中引起的直接物理印象，二是感受这一印象的主体状态。与此相对照，用现在使用的各种概念来分析，两者之间直接的、物理的、因果性的影响被认为是相互的。据说，也存在一种从主体方加于客体方的不可避免和不可控制的影响。这是一个新的观点。而且我要说，无论如何，它是更加恰当的。因为物理作用总是相互之间的作用，它总是相互的。我仍有怀疑的只是：将物理上相互影响的两个系统之一定义为“主体”是否恰当。因为观察者的心智不是一个物理系统，它不能与任何物理系统相互作用。因而，只对于观察者的心智保留“主体”这个术语，可能会更好些。(注：［奥］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颜峰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34-135页。辛普森对量子力学出现后的认识论状况做出评论，现附记于此。他说：20世纪的科学使我们看到，由量子力学和非决定论原理造成的革命，使某些希奇古怪的和滑稽可笑的事情发生了。物理学家发觉，至少他们的定律中的一些不是不可变的，他们的语言是统计的而不是精确的；一些观察事实上不能进行；因此，不能绝对确认假设的检验。许多人更进一步得出结论，因果性是无意义的，甚至自然界中的秩序——我们希腊遗产中的最后的科学遗物——消失了。面对这种状况，布里奇曼悲哀地发现，科学正在离开他们之手，科学知识进而是不可能的，宇宙和存在本身整个地听任无意义。金斯对无序性和非因果性感到几乎神秘的欢快，它把摆脱定律比之为从监牢的解放。当然，也有人像薛定谔那样，坚守最成熟和最科学的理性：物理学家在某处失败了，可是必定存在某种克服困难的方式。参见G.G.Simpson,“Biology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Science,139 (1963),pp.81-88.)

其次，感知并不完全是由客体强加的，而是包含主体选择和建构的主动过程。人的感官不是被动的接收器，它对来自外界的信息是有所过滤和筛选的。这是一个在从物理现象到心理现象的广阔领域内的错综复杂的选择和建构的过程，主体的能动性在其中是十分明显的。在讨论不存在赤裸裸的或中性的科学事实时，我们已经涉及到这一点。撇开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过程不谈，仅从心理过程就可略见一斑。拉奇通过对认识的心理过程、特别是范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做了中肯的阐述，以说明认识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他说：人的期望、精神状态、概念框架和在某些案例中的特殊信念，对人的感知、人看到的东西具有某种影响。如果这一点为真，那么感知是主动的过程，而不是我们之外的事物把客观信息通过感官的中性中介赋予心智的被动过程。库恩接受了这类观点，认为在形成感知的因素中有我们接受的范式。这有两个重要的科学后果。第一，范式通过影响感知，有时将妨碍人们承认反常。这就是，科学家甚至看不见以另外的方式造成他们范式困难的反常。显然，如果范式不仅修改感知，而且有时也妨碍人们看到他们的理论的反例的话，那么科学的经验的、客观的本性就被削弱了。第二，按照库恩的观点，不同范式的坚持者有时不会看到完全相同的事物。不同的范式对他们的感知做出不同的贡献，并在某种不同的程度上整理这些感知。范式也卷入我们与特定的术语相连的意义中，科学语言于是不再是中性的了，交流中性的丧失至少部分地丧失了公共的科学的客观性。更激进的结果是，由于方法和评价本身是范式的一部分，因此当范式在革命中被改动时，方法和评价也随之变化，这样便失去了终极的“仲裁者”。尤其是，我们感知的世界，从而我们接近的惟一世界，是由“自然界和范式联合决定的”。这意味着，我们摆脱了范式，就不能达到世界；当范式改变时，我们的“世界”也在改变。库恩因而说，在科学革命之后，科学家在不同的世界工作。所有这些关于意义、感知、交流、资料非中性和“世界”的结果，都围绕库恩的范式集成一束。库恩把人和人的主观性（以科学共同体的价值的形式）牢牢地置于科学的中心，强调科学决定性地是人的追求，并非更严厉、更僵硬地是客观的(注：D.Ratzsch,Science & Its Limits,The Natural science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Illinois and England: Inter Va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2000,pp.45-51.)。

再次，我们不知道或原则上无法知道事物本身（物自体），科学具有某种主观虚构的成分。人类学的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注：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328页。)，人只能接收实在的部分信息，了解它的某些侧面。即使对于这些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接收和了解的资料，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中也不可能完全收集到。相对于可以观测到的几乎无穷的资料而言，第谷的天文观察数据、波意耳的气体测量数据等等，连沧海一粟也谈不上，而开普勒和波意耳等人却是在依据这些十分有限的数据，用想象力填补经验之不足，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和理想气体定律的。更不必说，距离经验十分遥远的科学概念和假设的提出，需要精神的自由构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了。其实，康德早就洞察到：“事物是作为我们的感官的对象给予我们的，它们处在我们之外，我们不知道它们‘本身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它们的现象。”(注：［德］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确实，认识不是主体对所谓客观实在的直接洞察，而是在与实在的相互作用中，透过实在的表象力图把握实在及其性质，这个过程与主体的所拥有的物理、生理、心理、文化、语言等状况密切相关，是对参杂有主观性的客观性的追求。固然，我们可以透过现象“看”——实际是理性思考和大胆猜测——本质，但是从现象到本质之间并没有不失真的、畅通无阻的逻辑通道，我们的“看”至多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备的，何况对实在表现出来的现象或外观，我们也只能部分地和不完备地观察和把握，可是我们还不得不在这些不充分的资料上面建构科学理论。于是，科学认识包含主观性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也许正是立足于这种察觉，福尔迈肯定，主体的确把主观性引入科学认识和理论建构之中。他说：我们的认识装置对实在世界进行构造，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实在世界进行假设性的重构。这种重构，在知觉中本质上是无意识地实现的，在科学中则完全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在经验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参与了逻辑推理。“主体对科学认识的这种贡献，可以是透视性的、选择性的和构造性的。如果主体的位置、运动状态或意识状态渗透到认识当中的话，则为透视性的，例如平行的铁路轨道在远处似乎可以聚合。如果主体只准许客观存在的可能性的‘选品参加到认识中的话，则为选择性的，例如可见光只构成电磁光谱的一部分。如果主体积极地共同决定认识，或者从根本上首先使认识成为可能的话，则为构造性的，例如可见光谱只能在量上加以区分的波长在知觉上成为质的不同的颜色。”(注：［德］福尔迈：《进化认识论》，舒远招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

马丁也明白，对于科学家而言，相信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对于献身科学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也注意到，在与之平行的道路上，经常在另一个学科即文化人类学的实践者中发现的世界观认为，说到底，实在是根据看问题的方式不同而被认识到的样子。由这一世界观支持并使之成为必要的行动习惯，包括同情、分享见解、生动高效地写作、驰骋想象、富有诗意地解释以及在语境中理解事物(注：［美］马丁：《科学大战中的异中求同法》，［美］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88页。)。I.G.巴伯通过对现代物理学的考察发现，创造性的观察者对实验数据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心智的创造性作用，在发明概念以确立诸观察结果之间的联系方面，已得到承认。一些著述者认为，理论根本不是实在的复制品，而仅仅是一些用来解释实验资料的“精神建构”或“有用的虚构”。另一些人则提到科学家的选择性：他总是挑选出那些他感兴趣的特殊类型的关系；相关事实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的背景。据说一种理论就像一张地图，它对于特定的目标是有价值的，但决不是完全的和彻底的(注：［美］I.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不仅科学理论具有或多或少主观虚构的特征，就是科学事实也不是纯粹客观的(注：波兰尼指出：“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单纯的事实。一个科学事实是以对它有利的证据为基础的，一直得到科学舆论承认的事实，是因为按照关于事物性质的现代科学概念的观点，它似乎是足够地显得很有道理的。” 古尔德（S.Gould）认为：“在科学中，‘事实只意味着这样一种程度上的承认，拒绝暂时赞同它就是不正常的。”参见W.W.Lowrance,Modern Science and Human Valu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43。)，当然这不是以牺牲和排除客观性为前提的。

最后，作为客观性根基的主体间比较并非完全可能。这显然是由经验本身的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封闭性引起的。彭加勒就指明感觉的质是不可比较的，可比较的只是感觉的关系。马赫也说明，要把不同个体的经验加以全面比较是存在困难的：

经验是通过思想对事实的不断适应而增长的。思想的相互适应产生我们认为是科学的有序的、简化的和一致的理想体系。我的思想只是直接地达到我，正像我的邻人的思想只是直接地达到他，因为它们附属于心理领域。只有当它们与诸如姿势、面部表情、词语、行动等物理特征联系起来时，我才能够冒险地通过类比或多或少确定地从我的包含物理部分和心理部分的经验推断其他人的经验。(注：［德］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因此，为了将主观性减少到可接受的程度，科学家发现了一些有用的认识策略。其中之一是定量化。特定实体的可计量集合的元素的数量，是经验不变量。所以人们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里，精心扩大系统来处理分析它们，减少它们与观察行为的联系，并时刻把它们融入公共知识之中。大量的数值数据是在测量中产生的，测量是比较的标准或基础。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标准化，都是有效的认识策略(注：［英］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09页。)。不管怎样，这种经验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比较性——即使是部分的——还是给心理学之类的学科的客观研究带来很大的、乃至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事物的有些性质或感觉的质地是难以通过量化而客观化的，甚至是不可能量化的。

(责任编辑：周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