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观及其影响

摘 要：科学哲学的维也纳学派应该称之为逻辑经验主义，而不是逻辑实证主义。从该学派诞生的时间顺序、资源条件以及主要代表人物所接受的教育与他们当时面临的科学发展状况来看，它既与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同时，又是经典实在论与实证论、经验主义等观点相结合的产物。卡尔纳普作为这个学派的关键性代表人物之一，他阐述的科学理论的层次结构模式与区分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的工具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第一次明确与突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对象域；为科学哲学的历史演进提供了批判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它蕴含的二值逻辑的思维模式，并没有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而消失，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从历史、实践、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等视角对科学的理解。

关键词：逻辑经验主义；物理学革命；卡尔纳普；科学理论观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1-0126-08

作者简介：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 200235）

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关于科学理论的理解存在着三种有影响的观点：其一，语形观。这种观点把科学理论看成是语句的公理化系统。其二，语义观。这种观点把科学理论概念化为一个非语言模型（如数学模型等）的集合。其三，语用观。这种观点把科学理论大体上看成是由语句、模型、问题、标准、技巧、实践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无形实体。在这三种观点中，后面的观点依次是在批判前面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一种科学理论观是由逻辑经验主义者创立的。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种观点的标志性思想并不很陌生，但是，对其产生的理论根源、带来的重要影响及其应有的生命力的深入研究，却有必要加深。这种深入而系统的剖析，对于彻底地改变科学哲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促进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

一、逻辑经验主义名称的由来

在国内的大多数科学哲学文献中，长期以来，对科学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一直不加区分地混同使用着两个名称，“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似乎这两个名称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或者说，是不太确切的，有必要澄清。

在哲学史上，经验主义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其基本口号是“经验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来源”。17世纪和18世纪的经验主义主要以休谟（D.Hume）的观点为代表。到19世纪，以马赫（E.Mach）为代表的“现象论”的观点成为主流。“实证主义”这个术语是由19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Comte）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是以数理逻辑为工具的语言分析与实证主义观点的结合。20世纪前半叶，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经验主义的主要形式，也被称之为“维也纳学派”。

维也纳学派第一次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是在1929年。这一年，以卡尔纳普（R.Carnap）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为了纪念该学派的学术领导人石里克（M.Schlick）的奠基性工作，在布拉格于9月15日到17日举行的关于精确科学的认识论会议上联合发表了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宣言，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诞生(注：1929年夏天，石里克离开维也纳大学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作访问教授。)。这个宣言的宗旨与当时德国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着重强调哲学研究的科学取向。他们阐述的科学世界观的主要理论要素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同时，把这些分析分别应用于算术、物理学、几何、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在于，废黜作为“科学王后”的传统的思辨哲学体系，确立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世界观，并从各种立场上对经验科学的基本问题、证实与证伪以及归纳与演绎的方法论问题、逻辑与数学的基础问题作出反思。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卡尔纳普曾建议说，把他们掀起的这场哲学运动的名称从“逻辑实证主义”更名为“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术界更多地采用了逻辑经验主义这个名称，以强调这个学派思想中包含的更多的“经验主义”因素。在美国斯坦福图书馆里所能查到的英文文献中，关于科学哲学家为什么建议不要再使用“逻辑实证主义”而是主张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名称的主要理由有三：

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逻辑实证主义”与50年代之后的“逻辑经验主义”是有所区别的。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主要指在科学、社会生活、教育、建筑和设计等广泛范围内的一种进步的、现代的趋势，是一项社会启蒙事业。“二战”之后复兴的“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和目标范围是狭义的，主要作为一种统一科学的运动受到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还因为库恩（T.S.Kuhn）在他的有影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趣阐述为关注理论的逻辑结构和说明与确证之类的程序，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运用逻辑来理解科学的一种科学哲学(注：George A.Feisch,“From ‘the Life of the Present to the ‘Icy Slopes of Logic: Logical Empiricism,the Unity of Science Movement,and the Cold War”,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ogical Empiricism,edited by Alan Richardson,Thomas Uebe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58.)。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哲学家、人文学者及科学家对“实证主义”的术语有许多误解，所以，建议放弃这个术语，运用“逻辑经验主义”来表示从19世纪成长起来的扎根于20世纪初的这场哲学运动(注：Paolo Parrini,Wesley C.Salmon,“Introdution”,in Logical Empiricism: Historical &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edited by Paolo Parrini,Wesley C.Salmon,Merrilee H.Salmon,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3,p.1.)。

此外，从最新的学术文献来看，200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剑桥指南》一书，是目前较有权威性的全面阐述逻辑经验主义思想体系的文献。这本书共分4个部分，收录了14篇文章，分别对逻辑经验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心问题、与各门特殊学科的哲学关系及其批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全部使用了“逻辑经验主义”这个名称。

从科学哲学的学科发展史来看，由于在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主题与现有文献中，更多地涉及到的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学术观点，因此，相比之下，使用“逻辑经验主义”这个称呼似乎更普遍、更妥当。这个称呼，一方面有利于强调他们突出经验证实和重视逻辑与语言分析的方法论立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带来的重视经验操作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对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冲击。

二、代表人物与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

在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中，有许多人在大学阶段是学习物理学的。例如，作为学派奠定人的石里克曾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学习物理学，于1904年在柏林大学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完成了“论光在非线性媒介中的反射”的博士论文，1917年出版了《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相对论与引力入门》一书，1922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哲学的教授。赖欣巴赫（H.Reichenbach）曾在柏林、哥廷根和慕尼黑等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后来，重点研究相对论力学的意义、量子力学的解释与概率等问题，至今仍然有影响的物理学哲学著作有《原子和宇宙：现代物理学的世界》（1933年）、《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1942年）、《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1944年）等。卡尔纳普曾在柏林大学学习物理学，他的博士论文“空间与时间的公理化理论”是一篇被哲学家认为是纯物理学，而被物理学家认为是哲学味太浓的论文。弗兰克（P.Frank）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物理学并成为职业物理学家，出版的物理学哲学著作主要有：《物理学的基础》（1946年）、《爱因斯坦：他的生活与时代》（1947年）、《当代科学及其哲学》（1949年）、《科学哲学：联结科学与哲学的纽带》（1957年）等。费格尔（Herbert Feigl）曾跟随石里克学习物理学与数学，192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物理学中的理论与实验》。亨普尔（C.G.Hempel）曾在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物理学、数学和哲学，1934年在柏林大学完成了概率论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兴起的时代正是20世纪理论物理学中的两大革命性理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诞生的时代。当时，实证主义的趋势在量子物理学家中间很受欢迎。玻尔（N.Bohr）和海森堡（W.Heisenberg）等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都曾发表过用实证主义的观点理解量子力学理论的重要言论。石里克曾用这些言论来反对他的老师普朗克（M.Planck）的经典实在论中的形而上学承诺，并引用量子力学对决定论的因果性概念的抛弃，进一步作为辩护逻辑经验主义信条的证据。弗兰克没有把玻尔阐述的“互补原理”理解成是一种哲学解释，而是理解成关于有意义的陈述的语言预防剂，认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与逻辑经验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修正。赖欣巴赫试图用更一般的概率论来说明因果性概念。他认为，量子力学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了新的观念，这种新观念与传统的知识观和实在观完全相反。因此，需要对物理学的知识观与实在观作出新的哲学说明，这种说明不仅一定要“远离形而上学”，而且根据“经验主义的操作形式”，反对把量子力学关于原子世界的陈述看成是与普通的物理世界的陈述一样真实，因为我们不可能把量子“现象”理解成是“在严格的认识论意义上可观察的”(注：Thomas Ryckman,“Logical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s”,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ogical Empiricism,edited by Alan Richardson,Thomas Uebe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218-219.)。弗兰克把哲学的形而上学看成是“科学的鸦片”，认为“自然科学哲学”这个术语的意义应该与“学院哲学”明确地区分开来。正如麦克斯韦尔（G.Maxwell）所言，“玻尔和海森堡倡导的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注：Grover Maxwell,“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eoretical Entities”,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entral Issues,edited by Maitin Curd/J.A.Cover,New York/London:W.W.Norton Company,Inc.,1988,p.1052.)。

从学派诞生所占有的无形资源来看，当时德国的几所重要大学（例如，慕尼黑大学等）是量子理论研究的国际中心，那里汇聚了一批智慧聪颖的国际顶尖人才，随时不断地传播着许多革命性的新思想与新理念。石里克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创始人，于1917年出版的《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一书，是关于相对论力学哲学的最早文献之一，也是最早试图把这个理论介绍给非物理学家的著作之一。1918年，他又出版了研究认识论和一般科学理论问题的《广义知识论》一书。这本书中的许多观念后来成为逻辑经验主义的核心论点。1922年，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继任马赫和玻耳兹曼（L.Boltzmann）的席位成为归纳科学哲学教授之后，不仅仍然坚持与当时一流的科学家，特别是玻尔、爱因斯坦（A.Einstein）和希尔伯特（D.Hilbert）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小组，定期地讨论他们彼此感兴趣的话题。由于大多数人都具有物理学背景，再加上当时的理论物理学的发展确实产生了许多非常革命性的理念。这种情形使得他们很快在一些反传统的观点上达成共识，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反形而上学的态度；坚定地相信激进的经验主义；高度地信任现代逻辑方法；深信哲学的未来在于其成为科学的逻辑。这个小组的成员把他们的观点看成是进一步延续与发展了马赫和玻耳兹曼的实证主义传统，同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了罗素（B.Russell）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早期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试图从根本意义上只以经验的方式研究与基本科学概念相关的问题。

从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相对论力学与量子力学的产生，对在经典物理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经典实在观的颠覆性冲击，对理论物理学家关于物理学理论的基础问题的传统理解的致命性挑战，使得这些理论物理学家们真正地意识到，经典实在论所预设的许多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合理的。于是，他们反对形而上学预设的情绪，以及他们从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中感悟到的关于理论与实在关系的新理解，使得他们在传播新理论的过程中，成为经典实在论观念的叛逆者。一方面，不仅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中能够发现物理学理论中固有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语义学的假设；而且爱因斯坦对当代时空概念的第二次革命性的论证，在基本意义上，也与他的狭义相对论相平行，是建立在对以太理论的经验主义的批判之基础上的(注：Lawrence Sklar,“Foundational Physics and Empiricist Critique”,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 Anthology,edited by Marc Lange,Malden/Oxford/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143.)。另一方面，量子理论要求的统计因果性概念，量子测量过程中体现出的微观粒子之间的非定域性关联，更是强烈地映射出一种新的物理实在观(注：参见成素梅《在宏观与微观之间：量子测量的解释语境与实在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在这种新旧理念正处于更替时期的物理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这些主要代表人物，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物理学研究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又企图基于对新的革命性理论的理解，抛弃旧的传统。这就决定了，不管他们的哲学立场与观点有多么的新潮与革命，他们的成长环境与基本固定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与当时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样，都无意识地把他们研究问题的目光锁定在理论问题上，而把经验事实的无错性假设默认为他们的论证前提。这样，当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把他们的科学观与知识观建立在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时，他们除了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把科学命题区分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提出了意义的证实理论。他们认为，知道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知道证实它的方法，或者说，如果一个命题不可能拥有证实它的方法，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证实”意味着通过观察方法来证实。观察在广义上包括所有类型的感知经验。因此，感知经验成为判断命题意义的标准。

“证实主义”是一个强经验主义的原理，即，经验既是意义的唯一来源，也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在这个意义上，逻辑经验主义者对经验事实的理解实际上与经典实在论者是一样的，都假定了经验事实是不可错的，是客观的；科学方法与科学程序是可靠的；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经典实在论者认为，基于观察现象提出的理论是对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的特征的描述，而逻辑经验主义者则反对进一步作出这种类型的形而上学的推论，只是把语言与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武器，把科学看成是在日常生活中关于思想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更加复杂而精致的版本。他们认为，科学的逻辑与科学史和科学心理学完全不同，既是价值无涉的，也是远离形而上学的。赖欣巴赫甚至明确地把“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分离开来，并把后者划归于心理学的范围。此外，他们还试图把科学理论发展成为语言、意义和知识的一般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理解成是对经验现象之间的不变关系的描述，把理论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成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排除在外。当逻辑经验主义者把他们研究问题的目标重点放在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时，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式的研究就变得重要起来。其中，卡尔纳普提出的科学理论的层次结构模式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值得关注的。

三、经验定律与理论定律的区分

卡尔纳普在《物理学的哲学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一书中(注：Rudolf Carnap,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Phys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dited by Martin Gardner,New York/London: Basic Books,Inc.Publishers,pp.225-246.)，把科学中的定律划分为两种类型：经验定律与理论定律。经验定律是指能够被经验观察直接确证的定律，或者说，只包含有观察术语的关于“可观察量”的定律。卡尔纳普认为，“可观察量”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指能够被直接观察到的任何一种现象。但是，哲学家与科学家对“可观察量”与“不可观察量”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方式是相当不同的。对于哲学家来说，“可观察量”是狭义的，主要指像“蓝色的”、“硬的”、“热的”之类的能够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的特性；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个术语是广义的，包括能够以相对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进行测量的数量大小。在卡尔纳普看来，从感官的直接观察开始到用非常复杂的间接的观察方法进行的观察是连续的，在这个连续当中划不出明确的分界线，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经验定律既包含了通过感官的直接观察，也包含了运用相对简单的技术进行的测量。这种定律有时被称之为经验概括，是科学家经过反复测量所发现的规律性，并以定律的形式表示出来。经验定律是用来说明观察事实和预言未来的观察事件。

理论定律是关于像分子、原子、电子、质子、电磁场等不能被简单地直接测量的实体的定律，或者说，是只包含有理论术语的关于“不可观察量”的定律。然而，虽然“可观察量”与“不可观察量”是连续的，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但是，在实践中，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不可能引起任何争论。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一致认为，把气体的压强、体积和温度联系在一起的定律是经验定律，而关于分子行为的定律是理论定律。理论定律比经验定律更普遍，是对经验定律的进一步推广。例如，物理学家观察到，铁棒加热后会膨胀，如果多次重复实验，结果相同，那么，他们就概括出一个经验定律，尽管这个定律的范围很窄且只能应用于特殊的铁棒。他们进一步用其他的铁器进行实验，最后会得出更一般的定律：铁加热时会膨胀。同样，还能进一步推广到“所有的金属……”、“所有的固体……”。这些简单的概括都是经验定律。因为在每一种情况下，只涉及到物体的可观察量。相反，与这个过程相关的理论定律是指铁棒中的分子行为的规律。我们用原子论使分子的行为与铁棒加热时会膨胀联系起来。

卡尔纳普认为，理论定律与经验定律之间的联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经验定律与单个事实之间的联系方式。一个经验定律有助于说明所观察的一个事实，也有助于预言新的观察事实。同样，理论定律有助于说明已经阐述的经验定律，也允许演绎出新的经验定律。就像单个的、分离的事实以有序的模式依次出现，能把它们概括为一个经验定律一样，单个的、分离的经验定律也符合理论定律的有序模式。这就提出了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一个主要问题：经验知识如何能证明理论定律的断言是正确的？经验定律可以通过观察单个事实得到辩护，但是，理论定律的辩护不可能通过观察来进行，因为理论定律包含有理论术语，它所涉及到的实体是不可观察量。理论定律不是通过归纳概括产生的，而是作为一种假设提出的。因此，在经验定律与理论定律之间需要有既包括理论术语也包括观察术语的“对应规则”连结在一起，或者说，理论定律中的不可观察量通过“对应规则”与经验定律中的可观察量联系起来。例如，在气体运动论中，通过气体的温度与其分子的平均动能成正比的规则，把不可观察的分子动能与可观察的气体温度联系起来。“对应规则”只是一个术语问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它既包含有可观察量也包含有不可观察量。理论术语必须根据与可观察现象的术语相关联的对应规则来解释。这种解释必然是不完备的，总有可能增加新的对应规则，不断地修改对理论术语的解释。例如，物理学家对“电子”概念的解释就是如此。如果经验定律能够得到确证，那么，就间接地确证了理论定律。电磁波对麦克斯韦的理论模型的证实便是典型的例子。

四、工具主义的理论观

但是，卡尔纳普强调指出，对理论定律的间接确证，并不等于说，理论是对“实在”的描述。理论仅仅是把实验的观察现象系统化为能有效地预言新的可观察量的某种模式，理论术语只是约定的符号。基本原理中之所以采用理论术语，是因为它们是有用的，而不是因为它们是“正确的”。谈论“真实的”电子或“真实的”电磁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电子或电磁波的存在。这是一种“工具主义的”理论观。这种理论观与实在论的理论观正相反。实在论者把电子、电磁场、引力波看成是真实的实体，并且认为，像苹果之类的可观察实体与像中子之类的不可观察实体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一个阿米巴用肉眼看不见，但是，通过光学显微镜可观察到；一个病菌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不到，可通过电子显微镜能够相当清楚地观察到它的结构；一个电子不可能被直接观察到，但是，在云雾室里可以间接地观察到它的径迹。如果允许说，阿米巴是“真实的”，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允许说，质子同样是真实的。关于电子、基因等实体结构的观点是可变的，并不意味着在每一种可观察现象的背后，没有某种东西存在于“那里”，只是表明，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这些实体的结构。卡尔纳普认为，工具主义者与实在论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分歧，在基本意义上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更喜欢哪一种说话方式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说一个理论是可靠的工具（即，它预言的观察事件得到了确证），与说这个理论是真的和说理论实体是存在的，是一样的。

基于这种认识，卡尔纳普在《经验主义、语义学和本体论》一文中(注：Rudolf Carnap,“Empiricism,Semantics,and Ontology”,in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Realism,edited by Edwaed A.MacKinnon,New York,Meredith Corporation,1972，pp.103-122.)，进一步把关于实体的实在性或存在性的问题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语言框架内质疑理论实体的存在性的问题，称之为内部问题；另一种是质疑作为一个整体的实体系统的存在性问题，称之为外部问题。他认为，借助于新的表达形式能够阐述内部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可能回答。在日常语言中，最简单的实体类型是，在时空中有序的物质与事件系统。一旦我们根据物质系统的框架接受了事态的语言（the things language），我们就能提问和回答内部问题，例如，我的桌子上有一张白纸吗？真的有麒麟吗？这类问题通过经验调查来回答。在这些内部问题中，实在性概念是一个经验的、科学的、非形而上学的概念。承认某物是真的物质或事件，意味着成功地把它结合进一个特殊时空位置的事件系统，因此，它与其他承认是真实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出关于物质世界本身的实在性的外部问题。与内部问题相比，外部问题既不是由老百姓提出的，也不是由科学家提出的，而是由哲学家提出的。实在论者提供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主观唯心论者提供了一个否定的回答，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得不到解决。它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关于外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本身是以错误的方式提出的。在科学意义上是真的，只意味着是这个系统的一个元素。因此，实在概念不可能被有意义地应用于这个系统本身。提出物质世界本身的实在性问题的那些人，也许心里想到的并不是如他们的阐述所建议的那样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关于我们的语言结构的实践决定问题。我们不得作出选择，是否接受或运用我们所谈论的框架内的表达形式。如果某人决定接受事态语言，那么，说他接受了物质世界，他是不会反对的。但是，不一定把这解释为好像意味着他接受了物质世界的实在性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或断言，因为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接受物质世界意味着只是接受一定的语言形式，换句话说，接受了形成陈述的规则和检验、接受或拒绝它们的规则。基于已有的观察，接受事态语言也导致接受信念和某些陈述的断言。但是，物质世界的实在性的论题，不可能在这些断言之中，因为它需要用别的理论语言来阐述。

卡尔纳普认为，尽管接受事态语言的决定本身不是对自然界的认知，但是，通常会受到理论知识的影响，就好像谨慎地决定接受语言等的规则那样。运用语言的目的是有意向性的，例如，传播事实知识的目的，将确定哪些因素与这个决定相关，在这些决定性的因素中，可能会包括运用事态语言的有效性、富有成果性、简单性。关于这些性质的问题确实是一个理论的本性问题。但是，不能把这些问题混同于实在论的问题。它们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对于绝大多数日常生活的目的来说，习惯的事态语言是非常有效的。这是一个基于我们的经验内容的事实问题。然而，事态语言的有效性的事实，是确证了理论实体的实在性，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反而我们应该说，这种事实使得接受事态语言成为合理的。

因此，关于整个新实体系统的实在性或存在性的哲学问题，是一个外部问题。许多哲学家把这类问题看成是在提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之前必须提出和回答的一个本体论问题。他们认为，提出一种新的语言是合理的，唯一的条件是，通过本体论的洞察力提出实在问题的肯定回答，能够证明这个问题是适当的。对此，卡尔纳普反对说，提出新的交谈方式不需要任何理论的辩护，因为它并没有蕴含任何关于实在的判断。“接受新的实体”，只意味着是接受这个新的语言框架，即接受新的语言形式，并不一定必须被解释为是指“实体的实在性”的一个假设、一个信念或一个断言。根本没有这样的断言。关于一个实体系统的实在性的陈述，是一个伪陈述，没有认知内容。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是否接受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问题。这种接受不可能用来判断真假，因为接受本身不是一个断言，只是一种信念，是仅依据其是否更方便、更有成效、更能达到目的所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提供了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这类实体的动机。

这说明，在卡尔纳普看来，关于“理论实体的实在性”问题是一个外在于语言框架的问题，应该作为无意义的问题排除掉。接受一个新的语言框架，也就相应地接受了由这个语言框架所假定的理论实体。不过，由于语言框架是作为一种工具来接受的，并不是作为真理来接受的。因此，理论实体也与语言框架一样，是一个方便的工具。承认所接受的语言框架中的理论实体，并不等于承认，这个理论实体就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种工具主义的理论观，也是一种非实在论的理论观。

五、价值与影响

对于一种哲学观点来说，它受到的批评与产生的影响通常是成正比的。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之一卡尔纳普倡导的对科学理论的理想化的理解方式和强的可证实原则，虽然后来经过赖欣巴赫等人的不断修正，已经明显地由强变弱。但是，由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语言的意义范围，强化了经验事实的无错性地位，夸大了科学方法的作用，受到了许多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家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批评。这些批评与尔后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反而体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的价值与影响所在。

首先，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第一次明确与突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对象域。

在此之前，关于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很零散的，主要集中在科学方法论层面，还谈不上形成一门学科。逻辑经验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和崇尚经验证实的作法，以及卡尔纳普详尽地阐述的由理论命题、对应规则和经验命题构成的夹心蛋糕式的理论结构观，虽然现在看来是很有局限性的，也是最容易受到批判的。但是，在当时，他们的研究工作第一次系统地突出了从哲学视角反思科学理论的结构与逻辑的重要性，是科学哲学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的科学哲学是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起来的。

其次，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观为科学哲学的历史演进提供了批判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

历史地看，科学哲学家正是在批判与超越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体系的过程中，演绎了科学哲学今后的发展轨迹。主要体现在：（1）重新揭示“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应有地位；（2）重新思考卡尔纳普提供的理论结构的可能性与实现性；（3）超越把科学理论理解为命题集合，并把科学命题划分为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的狭隘性、片面性及其不可能性；（4）基于科学史上典型的个案分析，对理论变化、科学进步、科学目的、科学方法与科学手段作出重新评价；（5）基于对科学家实践活动的跟踪研究与具体考察，重新阐述科学知识的内在本性，以求更客观地体现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活动的本来面貌；（6）基于对科学争论的研究以及对科学主义与极端理性主义的批评，揭示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渗透的非理性因素，强调科学研究进程中所蕴含的跳跃性、非逻辑性以及个体性成份。

第三，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观所蕴含的二值逻辑的思维模式，并没有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而消失。

当科学哲学家试图从科学实践的、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等视角，重新审视与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理论观的局限性时，虽然他们深刻地阐述了“观察渗透理论”、“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以及“科学规则的社会性与不确定性”等论题，揭示了科学家在解释实验事实、达成科学共识、形成科学信念等方面存在的意向性，认为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社会条件和社会因素并不是科学理论的“污染源”，而是科学知识产生、保持、扩展与变化的必要前提或基本要素。但是，当他们在论证，作为一个维度和一种影响的“社会”因素与经验证据因素相并列，在知识选择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的观点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得出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与理论观，导致了旷日持久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这种由此即彼的结论或两极对立的观点，显然源于同样的二值逻辑的思维模式。

实际上，从卡尔纳普强调以经验命题为基础解析理论命题和赖欣巴赫强调“辩护语境”而排斥“发现语境”的科学哲学，到以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将两者整合起来的整体论的科学哲学；从基于科学史上成熟科学的理论与实践而复兴的对科学的实在论辩护，到各种形式的反实在论的诞生，再到科学知识社会家的极端的相对主义立场，其思维方式都是相同的。这也是科学哲学界把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广泛地誉为传统观点以及在传统思维框架内无法克服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和理论观的原因所在。因此，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在重新反思逻辑经验主义遗产和批判各种形式的纯主观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维框架，才能超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些二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产生质的飞跃，达到更适当地理解当代科学的目的。

(责任编辑：周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