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聊斋志异》中的山东民间树妖花神崇拜

2009-04-28 09:55
蒲松龄研究 2009年1期
关键词:聊斋志异

孟 雪

摘要:树妖花神是《聊斋志异》中非常动人的一类形象,蒲松龄在山东民间崇信树妖花神民俗的基础上,赋予了这些精灵以全新的形象与深刻的文化内涵,既保留着民间崇拜民俗的痕迹,又以文学的视角对民俗加工改造,使民俗中的植物特性、神异性与作家着意表现的人性和谐统一,实现了文学与民俗的互动与融合。

关键词:聊斋志异;树妖花神;山东民俗

中图分类号:1207.419文献标识码:A

民间信仰中有“万物有灵”的观念,民众相信即使是花草树木,年深日久也能修炼成精,从而幻化人形,混迹人间。山东地方志及其他资料中对此也有一定的记载,如道光《章丘县志》收录了一则关于章丘县曹范村树精的传说:关帝庙有巨槐三株,俱数围许,土人呼之日大槐、二槐、三槐,相传为唐时物也。邑人有客于南方者,于逆旅见二老人,皆魁梧不类常人,心异之。问其姓氏日姓槐,……原籍章丘之曹范村。……二人徙居于此十余年矣,弟槐三尚在彼。……关帝庙巨槐耳,两株已枯,今计之恰十余年,因相戒勿犯其三,至今犹如故云。《泰山民间故事》中的《槐花仙子》、《卧龙槐》等篇亦讲述了树木成精故事。时至今日,这种对古树有灵、能祸福百姓的崇拜风习在山东民间仍有深厚的影响力。对于长期生活于山东淄川农村的作家蒲松龄而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可能已深入到其思想意识当中,而在文学创作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康熙十二年,蒲松龄游泰山作《秦松赋》,赋中他极力赞扬了“五大夫松”“亘古而不坠”的自然之美,并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予登岱过其下,摩挲而问之日:‘大夫乎,大夫乎!秦之封其有乎,无乎?君以为荣乎,污乎?徘徊良久,坐而假寐,梦一伟男子告予日:‘世之呼我牛也,牛之;马也,马之。秦虽以我为大夫,我未尝为秦大夫也。为鲁连之乡党,近田横之门人,高人烈士,义不帝秦。秦皇何君?而我为其臣!”用拟人化的手法表现了其“意调高骞”、“清标独耸”的人格,也隐约透露出蒲松龄意识中存在的树木有灵、可幻化人形的观念。

《聊斋志异》中对此类崇拜风俗也多有体现,作者在塑造植物精灵形象时,既有借鉴民间信仰的成分,如树木年深日久可化人形,具有神术异能、虔诚信仰能造福人类等,又更加突出了其道德化、人格化的特点,使笔下的树妖花神颇具人情,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从而更好地传达了作者创作的思想内蕴。

《柳秀才》中“峨冠绿衣,状貌修伟”的“柳秀才”,即为柳树之神,他心系百姓疾苦,预先告知沂令蝗神将降临沂地,并为其出谋划策,以自身代受蝗灾之苦,“后蝗来,飞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杨柳,过处柳叶都尽”,无愧于百姓保护神的称号。在《香玉》篇中,那位红衣飘拂、意态温雅的美丽女子便是耐冬树神绛雪,与牡丹花神香玉相映生辉。耐冬又名山茶,产于气候温煦的海岛中,《香玉》中下清宫耐冬树的原型,传说为明代张三丰移植而来,颇具神异色彩。据《崂山志》记载:“明永乐间有张三丰者,尝自青州云门来,于崂山下居之。居民苏现礼敬焉。邑中初无耐冬花,三丰白海岛携出一本,植现庭前,虽隆冬严雪,叶色愈翠,正月即花,花蕃艳可爱,今近二百年,柯干大小如初,或分其蘖株别植,未有能生者。”耐冬正月严冬之时繁花满树,其不畏霜雪的凛然精神与冷艳气质在《聊斋志异》中时有显现,如黄生初遇香玉、绛雪于下清宫,香玉主动与黄生交往,而绛雪则与其保持着一种清淡若水的朋友之谊;在香玉被掘走、黄生痛失爱人而自己痛失密友的凄凉境地中,绛雪陪伴安慰黄生,直至香玉复活,自己则悄然退守朋友之席;黄生死后化为牡丹,被无知道士砍掉,绛雪与香玉一样,亦殉情而死。表面虽为君子之交,而实则能生死相从,这就是蒲松龄赋予耐冬树神绛雪独特人格,虽化身娇弱女子,却保留了作为耐冬的高洁精神和凛然之气,令人可敬可叹。

花神在民间信仰中是司花的神祗,百姓对花神的崇拜非常普遍,如花朝节就是为祭奠花神而设,山东有些地区庆祝花朝节,康熙《费县志》岁时民俗有“二月十五日‘花朝,韵士多相邀饮”的习俗。曲阜地区则流行在“花朝日”这天“为扑蝶之会”。民间信仰中每种花都有花神,如《山东民俗》记济南有称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的,大明湖北岸原就有一座荒废日久的藕神祠。而在以牡丹著称的菏泽(曹州),则广泛流传着许多有关牡丹花神的民间故事。如《曹州牡丹史话》中记载的《李公子夜遇牡丹仙》、《翠牡丹》等。

《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的花神有《葛巾》篇中的牡丹花神葛巾、玉版和《香玉》篇中的香玉,《黄英》中的菊花神黄英和陶三郎;《荷花三娘子》中荷花神荷花三娘子以及《绛妃》篇中的众花神。民间信仰中的花神的司花神职是固定不变的,但在文学作品中的花神在流传过程中随着时代的不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内涵。明以前的花神是传统女性美的象征,明清时期的花神形象逐渐向爱情神祗转变,《聊斋志异》即为突出一例。

《葛巾》、《香玉》为《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名篇,描写的都是书生与牡丹花神的浪漫爱情故事。作家在刻画牡丹花神化为美丽女子形象的同时,也不忘时时点出其作为花的特点,如《葛巾》中书生常大用爱花成癖,在曹州牡丹园中作怀牡丹诗百绝。其痴情赢得了花神葛巾的眷顾,葛巾先让桑姥为常生送来所谓“鸩汤”,其“药气香冷”,与饮之,“肺膈宽舒,头颅清爽”,功效与中医中以牡丹根入药之丹皮类似,而葛巾“异香竟体”的特点也暗示了她牡丹花的身份。在与常大用结合后,葛巾又将自己的妹妹玉版介绍给大用之弟大器,玉版亦为花神。然而常大用终非达人,在得知葛巾、玉版两人的真实身份之后心生猜疑,二花神只好双双离去,所生之子没入土中化为名贵牡丹。

曹州自古栽培牡丹的悠久传统与因之而形成的许多关于牡丹花神的传说为蒲松龄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文中洛阳人常大用闻说“曹州牡丹甲齐、鲁”,故不惜长途跋涉到曹州赏花,在经历了爱情变故之后,葛巾、玉版所生之子化为牡丹,洛阳牡丹从此闻名于世,小说将洛阳牡丹的故乡说成曹州,颠覆了历史事实,是为文人戏笔。《曹县志》记及:“牡丹非土产也……初盛于洛下……再盛于亳州……至于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而葛巾紫、玉版白皆为当时曹州牡丹中的名品。当时曹州还有“桑篱园”、“凝香园”等十余处牡丹园,其中桑篱园四周以桑树编织为篱,故而得名,《葛巾》篇中的桑姥,应该即指此园中的桑树精,而故事的结撰可能就是以“桑篱园”为背景的。

在人与异类的交往中,“达”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只有旷达,才能专注于情,而对异类的身份不以为意甚至宁愿生死以之,达到一种高妙超脱的境界。这样的达人,蒲松龄在《香玉》中着力塑造的黄生即是一位。他在崂山下清宫中与美丽多情的白牡丹花神香玉相恋,香玉为即墨蓝氏掘走,憔悴而死,黄生悲痛欲绝,作哭花诗,其痴情感动花神,准许香玉再生。深情者如黄生,为与花神常相厮守,死后竟也化为下清宫的一株牡丹,在不幸被道士斫去之后,白牡丹与耐冬亦相继殉情而死,演绎了一段“情之结

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的缠绵爱情。明人高弘图《崂山九游记》记载了一则关于崂山上清宫中白牡丹的传说:“宫有白牡丹一本,近接宫之几案,阅其皴干,似非近时物,道士神其说,谓百岁前曾为有大力者以其本负之以去,凡几何年,大力者旋不禄。有衣白人叩宫门至日:我今来!我今来!盖梦谈也。晨视其牡丹旧坎,果已归根吐茎矣。大力者之庭向所发而负者,即以是年告瘁。”《香玉》篇的取材似乎与此传说有一定的关系,康熙十一年蒲松龄游历崂山时很可能听到了这个广泛流传的白牡丹故事,于是在小说中对它作了艺术加工,塑造了美丽多情的香玉。

《黄英》篇是作者化用菊这一传统文化意象而创作的一篇带有探索意义的小说,一反菊之不染尘俗的高洁形象,而让菊花神黄英姐弟以种菊贩菊为业,以至“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甲第益壮”。蒲松龄借花神姐弟之口说出的“白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和“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的妙语箴言,表现了其进步的思想观念。民间花神崇拜在文中亦有体现,如黄英之弟陶三郎嗜酒,醉后即现出原形,化身为菊等颇具神秘色彩的情节。最后适逢花神节日“花朝节”,当时习俗文人于是日诗酒唱和,陶生痛饮大醉,又倒地化为菊,马子才仿效黄英的方法将其拔出,然而(菊花)“久之,叶益憔悴。……奔视之,根株已枯。”悲伤的黄英将菊梗掐下,埋入盆中,在闺房中精心培植,九月花开,短干粉朵,有酒香,取名为“醉陶”,用酒浇灌则更加茂盛。作家在此处选择花朝节作为菊神陶三郎的死亡与重生之日,是套用了花朝是“百花生日”这一民间说法,增加了故事的传奇色彩。《荷花三娘子》篇中也有花神荷花三娘子为躲避宗生,化为红莲和变为怪石的神异情节。可以看出,从《葛巾》和《香玉》中牡丹花神的热烈奔放到《黄英》中的作家着意表现菊花神的从容淡定,再到《荷花三娘子》中荷花神的幽雅纤洁,这都与植物本身的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见作家在天马行空的幻想创造中亦不忘现实的依据。

《绛妃》篇则是作家展示其才情、抒发其胸中积闷的一篇类似抒情散文的小说作品,素材来自唐《博异志》“崔元微”(护花)。小说讲述了作者在绰然堂梦中为花神邀去作《讨封氏檄》,代替花神声讨狂风摧残花枝的种种恶行,文中大部分篇幅是洋洋洒洒、声情并茂的檄文,炫耀文采之余更深层目的是借此抒发作者对社会上种种“飞扬成性,忌嫉为心”、“射人于暗,奸类含沙”的恶势力的鞭挞和抗争,重在思想意义方面,对民俗的表现不多。

纵观《聊斋志异》中有关树妖花神的篇章,山东民间的崇拜风习仍旧保留了相当的痕迹,且在作品中时有表现,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成为了作家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未必尽信其有,但一草一木皆具人情则是作家创作惯用的思维模式。民间迷信崇拜的对象走下神坛,成为下层百姓的保护者,或与人间书生共谱美丽恋曲,民间崇拜中的神秘性在小说中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意趣性,构成民间信仰重要因素的种种异类特征等成为了小说人物形象的点缀和装饰因素,帮助作家构造人物形象和充实作品内涵。而作家着意表现的人性则在这种烘托下更加鲜明,使得小说中的树妖花神形象分外动人,也充分地体现了作家力图表达的思想内蕴。

(责任编辑李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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