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一束》与《情书一捆》

陈漱渝

“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是章衣萍《枕上随笔》（北新书局1929年6月初版）中的“名句”。又据说他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扬言“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鲁迅因此在《教授杂咏四首》之三中讽刺他：“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这么一句，是指北新书局因出版侮辱回族的民间故事《小猪八戒》而导致停止营业的事件。

其实，《枕上随笔》的内容绝非那个猥亵的句子所能概括。章衣萍跟鲁迅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章衣萍原名鸿熙，安徽绩溪人，散文作者兼事翻译。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结识了胡适等人。在《鲁迅日记》中，关于章衣萍的记载多达一百四十处，始于1924年9月28日，终于1930年1月31日。章衣萍初访鲁迅是由孙伏园陪同的，其原因是感谢鲁迅在文章中跟他呼应。1924年4月，有一位叫张耀翔的心理学教授在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三卷二号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对白话诗中的惊叹号进行嘲讽：“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他认为多用叹号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出现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针对张耀翔对新文学的攻击，章衣萍在同年9月15日的《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用反语“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

章衣萍用讽刺的手法对守旧派进行反击，鲁迅无疑是赞同的；但鲁迅同时看出章衣萍“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把因写诗受责罚当作一个“幽默”，“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事实上，这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宋徽宗打击元祐旧党时，就曾下达“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的命令。鲁迅援引这一典故，撰写了《又是“古已有之”》一文，刊登于9月28日的《晨报副刊》，章衣萍在发表此文的当天午后初访鲁迅，显然不是偶然的。10月2日，鲁迅又在该刊发表《文学救国法》，再次对张耀翔进行讥刺。

此后，章衣萍与鲁迅接触十分频繁，两人基本上保持着友善关系，仅仅在与许广平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曾产生过一点隔阂。

那是由“狂飚诗人”高长虹的一首诗引起的。1926年11月21日，高长虹在《狂飚》周刊第七期刊载了他的组诗《给———》，诗中写道：

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

诗刊出后，北京文坛流言蜂起，说诗中的“太阳”是高长虹自比，鲁迅是“夜”，“月”是许广平，这首诗是他们之间“三角恋爱”的写照。鲁迅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信说，传播这种流言的，除王品青、孙伏园、李小峰、羽太信子之外，还有章衣萍。这封信收入《两地书》公开出版时，鲁迅将“衣萍”二字改为“亥倩”。鲁迅认为，“高长虹是在害单相思病”，而高长虹否认他对许广平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提起《两地书》，人们很容易联想起章衣萍的《情书一束》。该书1925年6月由北新书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至十版，发行近两万册，还被译成了俄文。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情书的结集，而是八篇小说的合集，其中有些篇采用了书信体和日记体，内容不仅描写了青年男女之恋，也写了同性恋。章衣萍虽然表面承认这本书“写得那样粗疏，那样琐碎，那样无聊……”（1926年5月17日致汪静之信），而内心深处却自视甚高。他不仅自吹自擂，说什么“如果高中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中学教育可算完全失败；如果大学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虚伪的大学也该早点关门”（《衣萍书信•罪过》）。而且还请人对他进行吹捧。一位女士问章衣萍：《情书一束》为什么写得那样猥亵，为什么不害羞？章衣萍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的，因为我是一个文人。”———这是套用乔治•摩尔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我这种职业就意味着对什么都不害羞，而只为害羞而羞。”

鲁迅当然不同意章衣萍的上述观点和态度。章衣萍为《情书一束》第五版所写的《旧书新序》发表后，鲁迅对他那种洋洋自得的心态颇为反感。1928年5月4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衣萍的那一篇自序，诚然有点……今天天气，哈哈哈……”1932年鲁迅重返北平时，又用玩笑口吻对青年朋友说：“我来出一本《情书一捆》，你们看如何？会有读者吗？”鲁迅所说的《情书一捆》，指的就是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到上海定居，当时章衣萍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校长秘书，并教授国学概论及修辞学。这两位语丝社的同人在黄浦江畔重聚，当然又免不了有一番应酬往返。他们多次在“中有天”、“东正饭店”、“沪江春”、“南云楼”等处聚餐，章衣萍还邀请鲁迅观赏暨南大学的游艺会。1927年12月21日，章衣萍还受暨南大学文学社团———秋野社的委托，邀鲁迅发表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重要讲演，鲁迅在讲演词中指出：“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他号召进步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反映现实，不要对现实的斗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鲁迅讲演时，章衣萍在场聆听，身穿一件皮袍。鲁迅为了阐述不同的人思想感情可能产生很大差异的观点，就近取例说：“譬如今天衣萍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衣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在鲁迅与章衣萍的交往史上，这次往暨南大学讲演是最为重要最值得纪念的一次。

章衣萍在上海期间虽然一直为疾病所苦，但著译甚丰，计有散文集《古庙集》、《青年集》、《樱花集》、《秋风集》、《枕上随笔》、《看月楼杂记》，小说集《友情》、《牧师的女儿》、《烦恼的春天》、《儒林新史》，诗集《种树集》，书信、日记《衣萍书信》和《倚枕日记》，学术著作《修辞学讲话》，《中国新文学论》，译有《婀娜》（托尔斯泰著）、《契诃夫随笔》、《少女日记》（与铁民合译）、《未来世界》（与陈若水合译）。整理的古籍有《霓裳续谱》（小曲集）、《樵歌》（校点朱敦儒词）。他还准备译出《友情》的中、下卷和另一部小说《小夫妻》，似未遂愿。对于章衣萍的上述作品，目前尚无人作系统研究和全面评价。

使人感兴趣的是，在章衣萍的作品中，有一些有关鲁迅研究的资料。比如他在1930年5月5日致鲁迅作品俄译者柏烈伟（S.A.Polevoy）的信中，对《故乡》中的“猹”进行了解释。鲁迅曾对章衣萍说：“猹”字是他自己造的，听乡下人说，大概是獾一类的东西（见《衣萍书信》，北新书局1932年5月初版）。又如，梁社乾英文译本《阿Q正传》封面有一阿Q画像，小辫赤足，坐在那里吃旱烟。鲁迅看后笑着说：“阿Q比这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见《随笔三种•窗下随笔》，北新书局1934年1月初版）但提供鲁迅掌故最多的，还是1929年出版的《枕上随笔》。

这本书是章衣萍在肺病刚愈又患头痛的恶劣心境中写成的。该书仿《世说新语》体，记载了许多文化名人的风采议论，如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陈独秀、冰心、陶行知、郁达夫、钱玄同、孙伏园、汪静之、茅盾、王鲁彦、王品青以及外国的爱因斯坦、爱罗先珂等。章衣萍自认为：“《枕上随笔》所说虽杂乱不值一笑，然语必有征，不敢作一谎语。”（1929年6月25日致胡适信）胡适读后感到，此书“颇有趣味”。林语堂说：“此项著作在中国尚为第一次。”

《枕上随笔》提供了一些鲁迅的生活趣事。比如，俗称壁虎为五毒之一，而鲁迅寓居北京绍兴会馆时，偏偏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里，天天拿东西去喂。他对章衣萍说：“壁虎确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鲁迅看到猪在吃相思树的叶子，便挺身而出跟猪“决斗”。一同事问鲁迅：“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鲁迅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人们知道，这一时期正是鲁迅跟许广平两地相思的时期。在上海定居期间，鲁迅不爱理发。一次上街，一个挑着担子沿门剃头的人望望鲁迅，说：“你剃头不剃头？”———此事也载于这书中。当前，人们希望能再现血肉丰满的“活的鲁迅”的形象，上述情趣盎然的小故事，反映的正是“活的鲁迅”的若干生活侧面。

《枕上随笔》中还有一些记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鲁迅作品的理解。1928年3月，太阳社批评家钱杏村（阿英）在《太阳月刊》第三期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宣布“不但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章衣萍引用前北大俄籍教授伊凤阁的评价，反驳了钱杏村的极左观点。伊凤阁说：“阿Q的缺点是有世界性的，不但中国的辛亥革命时代会有这样的人物，法国革命时代，俄国的革命时代也难免有这样人物。———我想，就是将来中国革命黄金时代，也难免有这样人物，阿Q的人性的缺点是有永久性的。”伊凤阁的上述见解，对于我们研究阿Q的典型意义颇有启示。至于为鲁迅嘲讥过的那句庸俗不堪的话———“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章衣萍把《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合编为《随笔三种》时，将它删去了。所以，如果因为《枕上随笔》中曾有一句轻薄的言辞而以为该书系下流作品，那实在是极大的误解。

抗战爆发后，章衣萍到四川成都开设书店。1946年3月病逝，终年44岁。

（选自《民国史谈：弹指兴衰多少事》/杨天石 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