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自重

郭铁城

活到98岁的季羡林先生去世了。一个在印度梵文、印度史等方面有许多研究和贡献的老学者与世长辞，自然是学界的悲哀，按理说，是想写一点追悼文字的。但看到媒体竟把诸如“国学大师”、“学界泰斗”、“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光环戴到他的头上，还宣扬他什么“烧成灰也爱国”的“爱国论”，却有些不适。季羡林晚年是主动要求过“摘帽”的，看到媒体仍如此聒噪，不禁生出另一种悲哀，也就想写一点另类文字了。

我对中国学者的要求并不很高。除了学有专长，在一定的学科领域有所研究，就是要有起码的社会良知、良识。我得承认，对这后一点，我看得颇重。你的研究成果可大可小，但这良知良识却断不可缺。我所说的良知良识，就是不能为极权张目，为谎言粉饰，为无由辩护的东西辩护，对自己并不知晓的事物信口胡说，在无法真实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至少应该保持必要的沉默，绝不让自己加入“瞒和骗”的社会大合唱。按理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应该不成任何问题，因为这不过属于学者的“职业道德”，做不到这些，你就不配当一个学者。但偏偏中国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缺失十分突出，十分显眼，又遗害极大。八大辑、两百余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几乎把中国学者的名字全部刻在中国学术文化的耻辱柱上（只有几个人算是例外）。1958年“大跃逆”时，一个著名大学者的热昏胡话，竟被当作“科学根据”，硬是制造出亩产几十万的神话，至于在历史、文学、文化、思想领域由学者根据意识形态编造的谎言，就更是充斥着中国整个学界，以至于到1980年代不得再由学界自己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颠倒的一切再颠倒过来”。当世纪末，中国人反思自己几十年的精神思想史时，泱泱大国竟只能在顾准、陈寅恪林昭、张中晓、遇罗克等几个人身上找到一点良知和思想的光彩（其中多数人还并非职业学者），也实在是太让国人汗颜了。

至于季先生，他对此还有所反省。从他的反省中，我们可看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失去应有的良知：“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学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步思想改造。原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_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运动，—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改革开放之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

这并非谦辞，而是实情，这份实情浸透了中国学者的多少血泪。但令人颇为疑惑的是，季先生晚年依然发出了那社会文明平均数之下的所谓“爱国论”。季先生晚年的一个宏论，是“21世纪属于东方”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姑不说这“论”到底如何，要使此论成为一种“学术理论”，至少得解决下面几个学理问题：东/西方的历史发展；当代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西方处于衰退状态，东方正处于强势；这种衰退/强势的具体表现、原因、走势；以及东/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相互关系；等等。我猜想，面对当今世界如此复杂的格局，这样的大题目，恐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不敢承担，更无力承担。这个“预言”虽表达了季先生的民族情怀，但却有些偏离了他的学术良知。

中国学者这种普遍性缺失，自然有大家都知道的社会原因；但缺失就是缺失，它给中国现代文化建树、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价的。它意味着我们民族的大脑惠上了失语症。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良知良识这一类东西，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得先从解决我们的精神疾病着手。

有大师，作践大师；没有大师，制造“大师”。遣出的“大师”一出，其只言片语、胡言乱语就成了“圣人言”。一些别有用心者又可以借此大做文章。“大师”的制造者既可以托庇于“大师”，叨些“圣光”，作践大师的人也摇身一变成了“尊师重”的文化守护神，谁要持有异议，谁就成了民族文化的“罪人”。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这不只反映了中国学界的浮躁，更反映了中国学界的可怜。

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什么光环都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恰如其分地评价他的学术成果，给他以相应的学术定位。一个学者如果能在学术史上有自己的—席之地，那大概是他最大的荣耀了。把一个学者不应戴上的光环放到他的头上，像如今媒体给予文体明星一样地热捧，对于一个本来就追求淡泊、宁静的孤独学者来说，实在不啻为污辱。不知季先生泉下有知，是不是会对此羞愤难当。

另一方面，学者自己也要分外自重。中国一向讲“畏圣人言，畏大人言”。即使不是戴上“大师”桂冠，就是被视为“学者”，一句无足轻重的话，也会举足轻重，产生影响。这又分外加重了中国学者的责任。学者要说话就说一点有理有据的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即使这话没什么大价值，也是你的深思熟虑，不会太有亏于学理。更重要的在于，你还将以你的实事求是，向我们这个本已相当浮躁的社会输入一点“生活在真实性中”的精神文明。

编辑 叶匡政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