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 自由派良知

陈安

记得本世纪第一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对页版出现了一个新的专栏作家，其名为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笔者为其丰富的信息、清晰的文字、直言的勇气和犀利的笔触所吸引，一见该专栏便要拜读。

2002年，布什因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不得人心，克鲁格曼专栏从此也就加强了批判布什的力度和密度。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都成了他嘲讽的题材。

布什说，恐怖主义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克鲁格曼说，对美国的真正威胁是国内那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为改变美国而发出的挑战，他们以“9·11”事件为转折点，利用该事件后美国人的恐怖心理和爱国主义情绪而走上穷兵黩武之路。

2008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见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克鲁格曼（左）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他把布什政府称为“布什卡特尔”和“布什帮”，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政府只是一个“联合企业”，一个“政治集团”。他认为，这个集团不承认现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自搞一套，自行其是，其本质是反民主。他指出，布什卡特尔贪婪、轻率、无能、善骗，整个国家没有看清“我们在让一伙抢劫银行的盗贼管理银行”这一事实。

克鲁格曼曾预言，布什政府实行错误的经济和对外政策，因减低赋税、增加公共开支和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赤字势必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准确的，就像他在1997年由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发出的预告一样准确。

他在2008年初一篇文章中写道，阿根廷人曾饱受金融危机之苦，却要唱一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而对美国人来说，“明年或后年”也将是不愉快的年份。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国，别为我哭泣》。事实上，2008年一开始，一场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就把许多美国人刮得哭天抹泪了。

克鲁格曼专栏的许多读者佩服他的无畏精神，喜爱他的清新而泼辣的文字。有人说，读其文，有如在沙漠上见到绿洲。有人说，他是不可或缺的专栏作家，是充满谎言的世界里的真实声音。有人欣慰地说：“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有人称誉他是“自由派的良知”，是“当代左拉”。

当然，他也绝不是一个人人喜欢的人。当我们对他有更多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他这个倾向民主党、讨厌共和党的自由主义者，不仅遭“布什帮”的忌恨，而且连克林顿当年也不敢重用他，连现任总统奥巴马也不会给他青睐。“驴”是民主党的象征，而在民主党总统们看来，克鲁格曼或许是比他们更“驴”的“倔驴”。

卓越的经济学家

只知克鲁格曼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读者，不知他还是个经济学家，更想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也喜欢上了他，把2008年的这个奖给了他一个人，让他一人独得140万美元奖金，而不像往年那样要让两三个人分享。将此奖颁发给他的理由，不是因为有人所说的“政治因素”，不是因为他骂布什政府骂得痛快，而是为了表彰他创建了“新贸易理论”，“通过将规模经济整合为明确而普遍的平衡模式”，他“加深了我们对贸易的决定性因素和经济活动区位的理解”。

克鲁格曼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对国际贸易中“规模经济”（即扩大生产规模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经济现象）影响的分析。传统的贸易理论着重研究的是不同特色国家之间的贸易，如穷国向富国出口农产品以换取工业产品。而在20世纪，具有相似特色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大为增多，如瑞典向德国出口沃尔沃汽车，德国向瑞典出口宝马汽车。克鲁格曼于1979年就开始重点研究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他注意到，消费者喜欢在不同牌子的商品中进行多样化挑选，沃尔沃、宝马这些不同的汽车因此都会继续生产下去。但若将沃尔沃车的生产扩展到世界各地，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那将增加生产成本而不会提高利润，所以还是以在少数几个国家（甚或只在瑞典一国）的不多几家的工厂生产为好。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何一个国家可能只专门生产不多几种特定的产品，而不是各种各样的产品都去生产。经济全球化为何会导致产品制造的集中化、制造基地的集中化，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作了清楚的回答。

如今大多数国际贸易都依据克鲁格曼的指引，都综合考虑生产的“规模经济”和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从而使贸易获取最大利润。这种模式化贸易之道现被称为“新贸易理论”。

当然，克鲁格曼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只于此。他著有20多本书和200余篇论文，尤以国际经济方面的作品著称，其中包括贸易理论、经济地理和国际金融。其作品因其实用价值和简明风格而受到普遍赞许。2007年问世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更以其对穷苦大众的关怀而得到好评。这是一本关于20世纪美国财富和收入差距的历史书，说明20世纪中期美国的贫富悬殊状况已有所改变，可在过去20多年内这一差异又显著加大。大多数经济学家将此问题归因于科技和贸易的发展，但他认为主要是政府的政策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建议吸取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经验，来一个“新新政”，把重点放在制订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计划上，而不是增加国防开支，发展军火生产。

在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之前，克鲁格曼曾给多家著名报刊撰稿，如《财富》、《石板》、《哈佛商业评论》、《对外政策》、《经济学人》、《哈珀氏月刊》和《华盛顿月刊》。有人嘲笑他为“媚俗”而故意把文章写得浅显易懂，他回答说：“我应该为非经济学家们写文章，写得清楚、实在，也有趣。”他戏称自己奉行的是“通俗国际主义”。他写作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教授同事，不是大学者们的反应，而是普通的“非专家”读者，所以力求写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曾与他一起合编国际经济教科书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奥斯特菲尔德说：“有些人认为，深刻的东西只能来自复杂的东西。保罗的强项是能把很简单的东西变为很新鲜、很深刻的东西。”

早在1991年，克鲁格曼就荣获了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约翰·柏茨克拉克勋章。这个以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克拉克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奖，专门授予40岁以下对经济研究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其重要性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65%的获得者后来也都是后者的得主。

克鲁格曼获得克拉克勋章时，年仅38岁。他1953年生于纽约长岛一个犹太家庭。1974年在耶鲁大学修得经济学理学士学位，1977年攻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2-1983年，他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白宫工作了一年，当时的总统是里根。后来，他先后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伦敦经济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任教，2000年始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至今。

他说，他对经济学的兴趣源自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书中未来的社会科学家们企图用“心理历史”来拯救文明，可由于眼下尚无“心理历史”，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也即他要用经济学来拯救人类文明。

“常常咬不住自己舌头的人”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曾考虑给克鲁格曼一个要职。他在家乡阿肯色州开的一个会，克鲁格曼也被邀请去参加了。显然，这是一个决定他及其他一些精英分子的仕途的重要会议。可结果，他未被任命任何职务，原因是回答克林顿的问题“过于直言不讳”，而他的一个以说话“四平八稳”著称的同辈学者却当上了白宫经济顾问。克鲁格曼在小岩城究竟说了些什么，人们无从知道，但“直言不讳”确实是他的个性。事后他对《新周周刊》记者说，他对政府工作并无兴趣，“我的气质不适合那种工作。你得有很高明的做人技巧，当有人尽说些傻话时，你得咬住你的舌头”。在其“纽约时报博客”内，他写道，他“在性格上是不适合政治的”。

他的确不大会“做人”，也不顾忌犯“政治上不正确”的错误，常常咬不住自己的舌头。奥巴马作为第一名非洲裔总统进了白宫，克鲁格曼似乎应多考虑一下怎样做到“政治上正确”。他可不。奥巴马主政后不久，为尽快解决金融危机实施了向大银行提供紧急财政援助的纾困计划，而克鲁格曼说：“奥巴马错了。”他认为，美国的金融系统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应把大银行暂时收归国有，以便清理一下这个烂摊子。使克鲁格曼感到有点不悦的是，白宫从未认真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没有机会见到奥巴马，这位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点恼怒地要他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时，竟把他的名字都念错了。

采访克鲁格曼的《新闻周刊》把“奥巴马错了”这句话登在74月份一期的封面上。作为封面人物，克鲁格曼只有半个脸孔上了封面。不过读者一下子就能认出他是谁，他嘴巴上下的、还有连鬓的浅色胡子，都只是他才有的。克鲁格曼为此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句自嘲式的玩笑话：“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把他放上《新闻周刊》封面。”

《新闻周刊》倒没有想毁灭克鲁格曼，没有把他当作奥巴马的敌人。在“奥巴马错了”这句话下面，该刊编辑还加了字体较小的一行字：“保罗·克鲁格曼忠诚的异言”。忠诚，而非敌意，这两者有极大区别。不过，编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克鲁格曼如今是“奥巴马的诺贝尔头痛病”。

有人分析说，克鲁格曼与某些专栏作家不同。为了及时得到内幕消息，有的专栏作家往往喜欢结交政府高层决策者，在与他们共进午餐或品茗饮酒之际提些非正式建议。比如20世纪中期最有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据说就善于与达官贵人酬酢，有一次曾帮一位总统写演讲稿，然后在自己专栏上再发一篇称赞这次讲演的文章。但克鲁格曼不会这样做。凭他眼下的声望，不论在乔治城的鸡尾酒会上还是在民主党政府的白宫餐厅里，他都可以结交不少能向他提供秘间的官员，但他不会为此而去华盛顿，他不会这样做。在其公开言论中，或在本质上，他是一个反正统、反现有权力结构的人。对布什政府而言，他是一根抽打他们的鞭子，是带给他们“灾难”的敌人;而对奥巴马政府来说，他即使不是敌对的、恶意的，可也是批评性的、爱挑剔的。

克鲁格曼将始终游离在华盛顿权力圈之外，这与他的老朋友劳伦斯·萨姆斯的情形显然不同。他们俩年纪不相上下，曾在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共事，都得过约翰·柏茨·克拉克勋章，可萨姆斯后来当上了克林顿内阁的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现在则是奥巴马总统的白宫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克鲁格曼则继续当他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他自己有“天生反骨”，“生性悲观”，却有一副“大嗓门”。他用其大嗓门在教室里讲课，在全国和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访谈中大声说话，“直言不讳”地说出他对美国的和国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

“自由派的良知”

然而，尽管克鲁格曼是奥巴马的“诺贝尔头痛病”，但凡是他认为奥巴马做得对的事情，他还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如奥巴马目前正在努力推行其健保改革计划，希望全体国民（包括老人和穷人）均能享有适当的医疗保险，却遇到了重重障碍。克鲁格曼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当有些人在利用各地的镇民大会反对健保改革，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受不了了，气愤地写了一篇题为《镇公所乱民》的专栏文章。他写道：

“诺曼罗克韦尔有一幅名画，题为《言论自由》，描绘一个理想化的镇民大会。此画为表现F.D.R.（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系列画之一，画一个普通公民发表并不受大家欢迎的意见。他的邻居们显然不喜欢他说的话，但他们让他说出他的想法。”

“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发生在最近一些镇民大会上的事情，在那里，愤怒的抗议者——其中有些人浑然不觉其中的讽刺性，高喊‘这里是美国！——用叫喊声淹没了试图讲述健保改革计划的国会议员，还出现了向国会议员发出死亡威胁的情形。”

克鲁格曼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丑恶现象。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他指出，那背后有某些富裕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张罗召集乱民，让这些人到镇公所来吵吵嚷嚷，掀起反健保的声浪。这些集团中包括一家曾因向州和联邦政府超额索取健保计划费用而认罪的营利连锁医院，克鲁格曼公开点了其名。

除此之外，克鲁格曼指出，那些镇公所“乱民”的背后还有一种推动力，也即那股掀起“BIrther”运动的文化和种族上的疑惧。那些“乱民”甚至还不了解奥巴马健保改革计划的内容，不了解改革计划有利于他们自身，却在某些人怂恿下在那里盲目地叫嚷“No”。他们是一些“Birfher”——克鲁格曼在这里用了这个出现在美国社会的新词。“Birth”意为“诞生”，“er”为“人”或“者”。所谓“诞生者”就是那些怀疑奥巴马这个黑人是否诞生在美国，是否生来就是美国公民，是否有资格当美国总统的人。奥巴马一当选总统，就有一伙人搞起一个“诞生者”，也即“质疑奥巴马身份”运动，克鲁格曼对此是反对的，他绝对拥护奥巴马当总统，尽管他在大选时投的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票，也发表过反对奥巴马的言论。

不过，克鲁格曼也担忧，如果奥巴马不能重现2008年大选中的那份热情，不能鼓舞他的支持者们起来共同奋斗，那他的健保改革或许会有失败的可能。

克鲁格曼总是在忧虑这，忧虑那。“忧国忧民”。这就是他这个“自由派的良知”、“公共知识分子”的命。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