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尔都塞的哲学转向及其理论效应

凌　新

摘要：阿尔都塞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被人们长期所忽视了的哲学转向问题，这一哲学转向不仅把阿尔都塞的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理论上异质的阶段，即导致了他的理论范式印方法论、问题域和理论视角等方面的彻底转变。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一哲学转向，使得阿尔都塞彻底地放弃了前期思想中的理论主义倾向，而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方向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哲学倾向，并最终找到一条科学探索哲学奥秘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阿尔都塞；哲学倾向；理论范式；哲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B56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56－06

一、阿尔都塞为什么要进行自我批评

前苏联学者在研究阿尔都塞的思想时，曾正确提出以1967年前后为界线把他的思想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但是，他们却是在同质论的基础上来理解这种变化的，即阿尔都塞的理论在本质层面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阿尔都塞的理论重心和注意力的转移。如在第一阶段，阿尔都塞关注的中心是社会结构问题，而在第二阶段，关注的中心则变为阶级斗争是对抗性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阿尔都塞在哲学倾向上所发生的彻底转变。

1972年，阿尔都塞在《自我批评材料》中集中地对自己的理论主义错误进行彻底反思和批评。他说，尽管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和目的是正确的，但是在论证手段和方法上却犯了错误。“我不但没有提供这个历史事实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却反而把它贬低为一个狭隘的理论事实，即在马克思1845年后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认识论‘断裂。与此同时，我还陷入了对‘断裂的理性主义解释中去，把真理和谬误的对立、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的思辨对立看作是同一类对立，而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抗是这种思辨对立的一个实例。由于这种贬低和这种解释，阶级斗争便在思辨理性主义的这个舞台上几乎踪影全无了。”

阿尔都塞指出，对于自己所犯的理论主义问题，与其称其为错误，不如称其为“倾向”更为准确。因为，如果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在哲学上是谈不上什么错误的；否则就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点，用理性主义的范畴，即真理和谬误相对立的范畴，来思考哲学本身。实际上，倾向比错误更加严重。因为它真正地深入到哲学的一个本质的维度，它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于理性主义传统的理论范式。所以，如果用错误一词来思考自己的哲学，势必会陷入到用真理与谬误相对立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就像18世纪的思想家那样，以掌握“真理”的名义，去揭发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势必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哲学与科学混同起来。这样，既不能知道为什么能够掌握真理，也不能了解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特殊的性质和功能。“从字面上讲，理论错误只能是科学的错误，只能是科学的史前时期同科学相对而言的错误……。就哲学而言，只能有在现存理论‘战场上互相较量的各种倾向。这些倾向归根到底环绕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抗的周围，并且以‘哲学的形式而‘存在，这些哲学根据理论的阶级立场体现着各种倾向以及它们的变化和组合，而理论的阶级立场正确与否又取决于社会实践。”

因此，在哲学里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错误，只存在与哲学的党性密切相关的哲学倾向的正确与不正确，这种正确或不正确归根到底是由该哲学所代表或所反映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哲学不是由许多或者是真理或者是谬误的、整齐划一的命题所组成的整体。它是由许多立场(论点)组成的一个体系，由于这些立场，它本身在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占据着一些阵地。”对哲学的这种规定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哲学所具有的理论职能。哲学具有一定的理论职能，但关键的问题是哲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行使它的理论职能。哲学的理论职能与实践职能是“犬牙交错”地交织在一起的，但在哲学的内部，实践职能同理论职能相比处于领先的地位。因此。哲学所陈述或沿用的论点并不是纯理论的科学命题。而是实践性的理论命题，其任务是在为达到一定社会目标而进行的理论的阶级斗争中影响力量对比，而社会目标也就是社会实践本身。在哲学中，一系列论点进行着相互斗争的结果就产生出哲学的倾向。而要思考哲学倾向，“必须采用在马克思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思考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一个范畴，既关于正确性的范畴”。一种哲学倾向或者是正确的倾向即唯物主义倾向，或者是偏离了正确方向的倾向或称作“偏向”——即唯心主义偏向。

在理论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哲学双方，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严格统一的整体。因而哲学战场不是以对立“体系”的形式出现的、以真理和谬误相对立为标志的理性主义的简单表象。“敌我双方的阵地往往是犬牙交错的——敌人并不是都以同一种身份而出现，因而在混战中要识别主要敌人并不始终是件容易的事情：同样不容易的是要看到，在主要敌人的后面还有次要的敌人。”因此，在哲学战场上进行斗争就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既要同主要敌人作战，又要同次要敌人作战；既要同公开的敌人作战，又要同隐蔽的敌人作战：既要注意主要倾向，又要注意次要倾向；既要看到主要目标，又要看到次要目标，同时还要努力使自己站在正确的立场上。阿尔都塞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言，更应该意识到，即使他从已被确立的正确立场出发，参加理论战线的阶级斗争，“他也还是有可能站到了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表明偏离正确路线的不恰当的立场上去，这是毫不奇怪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应该承认自己的偏向，端正自己的立场，以便使自己的立场更加正确”。哲学倾向的正确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非仅仅来源于哲学理论本身。事实上，它是哲学实践过程中努力调整方向的结果，而且这种努力始终是巨大的和反复进行的。这也意味着你必须在哲学实践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向，而不是说，一旦你找到正确的方向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在哲学中，永远正确的事情是没有的。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尔都塞会发出“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这样的感叹了。

正是上述这种思维逻辑导致阿尔都塞对自己前期哲学倾向的彻底反思，进而导致其哲学转向的发生，而这一哲学转向对于阿尔都塞思想发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它对于我们理解阿尔都塞前期思想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主义倾向?为什么从1967年起，他会反复多次地进行“自我批评”?他的后期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哪些理论创新?等等问题意义重大。当然，阿尔都塞哲学倾向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他1967年为科学家的哲学讲座《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开始，此后的一系列文章，如《致我的英语读者》、《哲学，革命的武器》、《列宁和哲学》、《答刘易斯<自我批评>》、《马克思的科学发现的条件》、《自我批评材料》、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哲学的改造》以及关于“再生产”的研究手稿(其中包括那篇著名的文章《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等一系列论文都是他这一哲学转向的心路历程的文本见证。

二、阿尔都塞哲学转向的主要内容

许多学者都指出了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其中充满了矛盾，但他们却始终不能正确理解和合理说明为什么他的理论体系会存在着这些矛盾。如果我们能够抓住阿尔都塞哲学倾向的转变这一事实，以及该转变对其思想范式所产生的巨大理论效应，那么就能很好地理解阿尔都塞的体系这种矛盾性，并可以看到他后期是如何努力地去克服这些矛盾的。阿尔都塞的哲学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方法论上的转变：从科学主义认识论到矛盾分析方法

阿尔都塞早期理论体系的建立主要依靠其方法论的前置。阿尔都塞提出“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而我们同时也应该从《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双重阅读，即不断地从科学阅读回复到哲学的阅读，再从哲学的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通过这种双重的阅读把在《资本论》中没有写在字面上的、以实践状态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出来。然而，这种从表面上看来是具有辩证循环的科学主义认识论图式在本质上却是一种方法论的前置，它依然没有摆脱阿尔都塞自己所要加以反对的“理性主义”的运思逻辑。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来评价一种哲学呢?阿尔都塞在《自我批评材料》一文中明确提出，正确的办法只有从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出发。“对于任何哲学和任何哲学立场，必须从矛盾的观点来考察倾向，即在矛盾中看到主要倾向和次要倾向。在倾向中看到矛盾是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如此等等。这一论断不但符合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而且是列宁所说的‘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著作以及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包括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本身的著作在内)的理论基础。”从这一方法出发，人们可以发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哲学，任何哲学中都会同时包含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倾向。“人们可以说，通过哲学家在理论战场上进行的各种战斗而表现的唯心主义倾向和唯物主义倾向的斗争，从不以纯粹的形式在任何一种‘哲学中得以实现。任何一种哲学，即使它公开地和尽可能‘始终如一地代表着两种倾向中的一种，它也有另一种倾向的某些明显的或可见的成分。”如在费尔巴哈那里，下半截子是唯物主义，而他一接触到历史，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现出来了；而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列宁也曾经说过，“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

可见，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里的确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倾向，但人们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才能发现它们。不仅如此，这些不同倾向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有主从关系的结构。每一种倾向都在这一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倾向之间并非相安无事，它们之间彼此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其中，必有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它决定并影响着另一种倾向。从这种观念看，没有纯粹的唯心主义哲学或唯物主义哲学，即使只是因为一种哲学为了占领它自己理论的阶级立场，必须围困它的主要敌人。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识别由其矛盾中产生出来并影响这些矛盾的主要倾向。

2.问题域的改变：从认识论领域转向社会政治实践领域

在哲学转向之前，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虽然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中发挥出生产历史科学知识的功能，但它却是一种隐形话语，是一种连马克思本人也未尝意识到的科学的理论生产方式或总问题。这种科学的总问题存在于马克思文本的深层结构中，也就是说，它不能依靠我们直接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来得到。必须借助于“征候阅读”才能把它从文本深处挖掘或生产出来。然而，尽管这种阅读从根本上动摇了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合法性的基础，但它却彻底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但阿尔都塞在这里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地限制在理论领域，不依赖理论之外的任何东西。这种认识论找不到任何理论与现实相联系的桥梁，因而也就是成为对现实毫无价值的东西。阿尔都塞后来承认，他之所以会把“理论实践的理论”作为哲学的定义，是由于他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尤其是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他说，“我一对马列主义政治有了较好的理解，就开始对哲学也产生了热情，因为我终于开始懂得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伟大论点：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因为，哲学所陈述的哲学论点不再是纯粹理论的科学命题，而是实践的理论命题，其职能是通过哲学词语和论点的斗争在理论领域进行阶级斗争，影响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哲学实践要干预政治领域，这种干预不是在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划清界限，而是在不同的哲学倾向之间划清界限。不仅各种哲学之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而且任何一种哲学内部也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哲学倾向。通过划线确立自己的阶级立场和理论立场，并不断地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夺取阵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唯物主义一直被唯心主义统治着。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诞生改变了理论领域的这种形势，它使唯物主义的形态由机械唯物主义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只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在哲学中唯物主义就能够战胜唯心主义了，即同资产阶级进行理论阶级斗争来夺取各种世界观之间的领导权。而且，它夺取领导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对领导权的永远占有，而是为了最终消灭领导权。“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贡献中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这种新的哲学实践能够改造哲学。此外，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造世界。只是有助于而已，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理论家、科学家或哲学家，也不是‘人，而是‘群众，即在一个单一的阶级斗争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阶级。”这也就意味着，哲学所涉及的问题域不仅仅局限于理论领域即认识论领域，而更多的是涉及到与领导权相关的政治实践领域以及一切其他社会实践领域。

3.理论视角的转换：从单一的生产维度到生产与再生产相结合的双重维度

正如英国学者卡林尼柯斯所指出的，阿尔都塞力图通过“生产”(=实践)这个有魔力的字眼，来防止他的体系崩溃。所谓实践，指的是任何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为一定产品的过程。在任何实践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原料，也不是产品，而是狭义的实践：即人、生产资料和使用生

产资料的技术在一个特殊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加工阶段。一般而言，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存在着四种基本实践：生产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实践。尽管这些实践各有其特殊性，但所有的实践都属于一个复杂统一体的社会实践，并具有同一的实践结构。

阿尔都塞后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对的是人们的社会实践领域，虽然把这些社会实践理解为生产是正确的，但还不全面，因为光靠实践的同一结构是不能正确理解各个领域的实践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为何是不同的，而且，它还容易陷入思辨理性主义的陷阱。因此，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维度——再生产维度。他认为。再生产是分析特定社会和历史的一个重要范畴，然而它却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他说，“在此，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既十分熟悉(自从《资本论》的第二卷以来)，又令人奇怪地被忽略的领域。顽强地显示其存在的纯生产的观点，或者甚至纯生产实践(在与生产过程的关系中其本身就是抽象的)的观点(经验主义类型的意识形态的明显性)。如此地与我们的日常‘意识融为一体，因此很难，更不用说几乎不可能。让人想到再生产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之外的一切依然是抽象的(比片面更糟糕：扭曲的)，即使是在生产层面上，更不用说在纯实践的层面上了”。

詹姆逊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提出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支配着资本主义与法律、文化的“诉求”之间的种种联系。但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已经成为现代所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容易攻击的靶子——他们正确地指责了这个概念的机械性、指责它过分的简单和忽视中介作用”。许多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当作一把尺子，当作解决办法，简单地去套用一切历史，解决一切问题。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当作结论，相反，要把它当作研究问题一个出发点和一个首要的环节，要赋予它全新的视角和内容。因而，“当有人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跟社会再生产的难题结合起来。一切就都改观了。前者随之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运动，同时我们还需要对社会世俗权力做出全新的说明。而这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阿尔都塞学派具有影响力的观念在功能上所提供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为什么会是呈现出这样的两层结构?基础为什么需要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它到底能对基础起到什么作用?

阿尔都塞认为，“如果不是从再生产的角度，提出这些问题(因此回答它们)是不可能的”。因为光是有生产维度，还不足以弄清某一特定社会的内在生理机制，而且，像“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这样的规定，如果不结合具体的社会形态本身的情况加以分析，就很容易成为机械的僵死的教条。因此。“有必要假定，如果某一个社会形态能在强有力的意义上存在，那是因为它能像任何生命一样，具有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又和别的生命不同，还具有再生产出自身的存在条件的能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是由生产本身所保障的，后者同时也保障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条件。但是再生产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是由法律和国家所保障的。而诸意识形态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参与生产关系，并且参与全部社会关系，在观念或文化层面保障了统治阶级的领导权”。由此可见，再生产维度的提出。使阿尔都塞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决定的辩证法。同时也使他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理解和分析变得更加符合现实。从而摆脱过去那种决定各种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实践结构的同一性哲学范式。

三、阿尔都塞哲学转向的理论效应

阿尔都塞哲学倾向的转变对于他后期的思想有着巨大的理论效应，这一哲学转向不仅使他重估前期理论体系中的合理成分与错误偏向，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他重新理解哲学、特别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阿尔都塞破除了自己过去那种对于哲学性质判断“非此即彼”的同质论论断。他通过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深刻反思和批判了前期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理论主义倾向，并在此基础上，对前期理论进行了合理划分。阿尔都塞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提出要用生产概念来规定认识，人类的认识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把握，而是由总问题这样的认识生产的深层次结构生产出来的。一种理论受其总问题规定而只有一种性质，要么是属于意识形态，要么是属于科学。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而又纯的理论。任何一种理论的内部都可以分为代表不同倾向的理论成分，这些倾向不是简单地排列或混合在一起，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从关系的结构，决定一种理论性质的关键要看在这一理论中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阿尔都塞应用这一方法对自己前期理论进行了划分。这种划分不是在各种成分之间简单地划线，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把一个成分规定为一种固定的东西。要根据它在实际中所起的作用，而这又取决于它发挥作用的条件。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了马克思主义所始终强调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本要求。

第二，阿尔都塞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通过把哲学理解为哲学实践，从而把哲学与阶级斗争和政治实践联系起来。意大利学者瓦伦蒂诺·杰拉塔纳曾正确指出：“阿尔都塞在批评自己‘理论主义的倾向时。已经意识到哲学从来就不是清白无瑕的，哲学不能脱离这些，凡是哲学上无害或多余的东西，实际上在政治上并不是无害的。”阿尔都塞认为自己过去那种认为哲学是纯粹理论的观点其实是一种理论神话，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切哲学都是带有党性的，尽管哲学不承认这一点或对此保持沉默。每一种哲学总是根据自己的基本倾向，在理论斗争的战场上占据一定的位置，通过代表自己倾向的论点或命题来反对对立的基本倾向的论点或命题。这种理论领域的哲学斗争属于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哲学家从事哲学其实就是在从事一种特殊的政治。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作为科学的哲学，也不是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或意识形态的哲学，相反，它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实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是理论干预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功能是在理论领域中干预政治，即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划清界限”，影响阶级斗争，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政治立场。这里所说的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归根到底是由哲学的阶级性决定的。

第三，阿尔都塞发现哲学之所以与科学和政治这两个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就在于哲学通过对科学的盘剥利用，来获取或保卫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哲学依靠科学的权威来获得人们的认同，因为科学为哲学提供了一整套严密的系统的理性话语，而理性话语往往最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因而也最能掌握群众。但是，哲学对科学及

理性话语的借用却通过哲学自身的演绎变成为判断一门科学是否成为科学的标准，哲学通过对科学的这种僭越而成为科学之科学。从表面上看，哲学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词语之间的争斗，但是，这种词语的争斗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说，在哲学词语争斗的背后还隐藏着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的斗争。实际上，哲学词语的争斗构成了全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从而词语也就成为作为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阿尔都塞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一种对“改造世界”有所帮助的新的哲学实践。因此，在对待领导权的态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是根本不同的。对于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无论是处于有权状态，还是处于无权状态；无论是要争夺领导权，还是保卫已经得到的领导权，都不影响它们对领导权的永远存在的认同。而马克思主义认为。领导权与国家一样，是历史地产生，因而也会历史地消亡。因此，马克思“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使命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介入现实的方式，从而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灭亡”。

第四，阿尔都塞接受了葛兰西的“阵地战”思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必须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即意识形态世界。在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的方式上，想靠简单地宣布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宣布“哲学的灭亡”和意识形态的终结来完成，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更糟的是，这样的方式不仅不能夺取领导权，相反，它还会使马克思主义退出意识形态领域，而把这一领域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它还有自己的物质存在形式，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个体作为主体复制出来，而个体若不能成为主体就不能从事任何社会实践。意识形态把个体“召唤”为主体的同时，也意味着个体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认同而成为“属民”。意识形态在这种最本质规定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为个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道路，从而使个人观念中的许多概念，像“我”、“我是主体”、“自由”等，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展现个性”、“自我选择”、“自主生活”等方式而得到确证。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幻觉或错觉，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按照某种他并不知道的既定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因此，人们对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长期以来，人们的生活世界领域一直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占领，“而这一领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白。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一直没能得到发展”。因此，要想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争夺领导权，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深入到这个已经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现实生活世界。通过哲学的生活化，回归生活世界。进入到西方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核心领域。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具有话语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这些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批判和解构，并用历史科学去揭示历史和社会的真正奥秘，以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

第五，阿尔都塞深刻揭示了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就在于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解构现实生活世界同一性的革命武器。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意识形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他一切意识形态都受其影响。没有法律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无法持续下去，因为法律意识形态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不断再生产的主要条件。而法律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一切人和物使用同一尺度。这种对于一切人使用同一尺度的同一性把阶级矛盾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所有人之间的矛盾，从而遮蔽了历史进程中实际存在、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要批判和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理论集中体现的同一性哲学，消解哲学“世界图景”的所谓“真理性”，揭示世界的本来面目。阿尔都塞虽然没有提出同一性批判的命题，但他在自己的理论中实际上已经开始对同一性哲学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批判的对象就是那些同一性哲学的具体形态以及这些形态中的一些核心范畴，如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经济主义、人道主义、进化论、黑格尔神秘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等，在所有这些具体的哲学形态中都具有同一性哲学的本质规定。

虽然阿尔都塞哲学转向后的理论始终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和不足，例如，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危机观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限性”的批评，以及最终转向“偶然的唯物论”等，但这些争议和不足始终不能抵消掉阿尔都塞作为一名“思想的冒险家”的伟大意义。阿尔都塞哲学转向的方法论意义远远要超过他在这一转向条件下所得出的各种结论性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还需要经过人们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而他的方法论意义则能够启发人们不断地思考下去。总之，“他让我们惊奇，他教我们思考”!他以他那独特的风格，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理论空间，或非理论空间，他使人们不能满足于现成的结论，他迫使人们去思考，而且要求他们独立思考，并由此改造他们的行动。

责任编辑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