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五一”长假还有戏吗

何　流

恢复“五一”长假如果只是为了让旅行社赚个盆满钵满那就狭隘了，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立体的，要把劳动者的休息权放在第一位。

1月，一份名为“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方案由广东悄然报送国家旅游局。2月23日，该计划正式公布，其中“鼓励和引导居民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等国家重要法定节假日前后集中安排休假，形成较长假期的旅游黄金周”一条，被媒体解读为“名义上推出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实质上是“曲线恢复‘五一长假”。

紧接着的全国“两会”上，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表示，重庆已正式向国家旅游局提出恢复“五一黄金周”试点的申请。

为“钱”还是为“人”

从“曲线”到“正式”，随着五月的临近，恢复“五一”长假的呼声由地方涌向中央。重庆电视台一位记者说，“这事在重庆已经吵翻天了”，但中央政府层面对此态度谨慎，全国“两会”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现在还没有研究恢复‘五一长假的计划。”

但网上一边倒的民意让政府无法回避，人民网发起“你是否赞成恢复‘五一长假”的调查，近500万网友参与投票，赞成恢复的占92.2％。“黄金周”这个概念是从日本舶来的，1999年“黄金周”制度的出台使得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霾下找到了一个拉动内需的突破口。第二年，“黄金周”旅游人数达到“井喷”，国内大小旅行社在随后的几年里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去年“五一”长假的取消对旅行社打击颇大，深圳华侨城旅行社的蒋凤艳经理告诉记者，2008年四个小“黄金周”(清明、“五一”、端午和中秋)的业绩都加起来还比2007年一个“五一黄金周”少了20％多。

10年后的今天，经济危机笼罩全球，相似的情形让人们再度将希望寄托在“黄金周”身上。继广东、重庆之后，湖南省旅游局也传来拟推弹性休假制度的消息。一片支持声中，清华大学的蔡继明教授站了出来，极力反对恢复“五一”长假。蔡也是2007年末假日调整的主要推动者，他和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2007年“两会”提交的“关于改革我国‘黄金周制度的建议”中指出，“黄金周”所在月份的消费高峰并不明显，“黄金周”对消费的边际贡献在递减。进而认为，“‘黄金周对我国消费经济的拉动效应不仅被大大抵销，甚至可以说‘黄金周是不经济的。”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则认为，蔡继明的推断其实站不住脚。他告诉记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不包括“非商品流转活动的营业收入”，如公共事业、服务业和文化事业的营业收入等项目，因此将“黄金周”消费的大头排除了出去。

“更重要的是，考虑‘黄金周的存废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衡量，而要从老百姓的实际需要出发，否则是‘一叶障目。”他告诉记者，“不要消极地看待放假，不同长度的假日相互搭配，不仅使劳动者的身心得到休息和调整，而且有助于他完成家庭义务，进行人际交流。经过10年的发展，‘黄金周的社会效益已经大于其经济效益了。”

《中国旅游报》经济编辑部主任、郑州大学兼职教授刘思敏是“五一黄金周”的“保留派”，他认为，当年启动“黄金周”确实激发了国人的旅游和休闲意识，但如今，“黄金周”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演变。“旅游周”的意味已经变淡，“学习周”、“亲情周”、“休闲周”的特征正在强化。

经过头几年的“井喷”期，国人选择“黄金周”出游的意愿逐渐趋于理性，而且交通运力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局限也让很多人对“黄金周”旅游意兴阑珊。中国旅行社重庆分社国内旅游中心经理白炼告诉记者，“五一黄金周”的出游人数在之前的三个“黄金周”中一直比较平稳，“‘五一我们的接待率一般在80％左右”。据2005年北京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78.1％的北京人不选择在“黄金周”出游，“黄金周”旅游显现疲态。

但刘思敏认为，这依然不能构成取消“黄金周”的理由。“恢复‘五一长假如果只是为了让旅行社赚个盆满钵满那就狭隘了，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立体的，要把劳动者的休息权放在第一位。”刘德谦也提出，“黄金周”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应该从增加供给和引导多方式休闲的角度去解决，而不是简单地取消它。他告诉记者，旅游已经不是人们安排长假的第一选项，在家休息、探亲访友、求知充电、购物娱乐、美容健身……老百姓的假日生活已经愈发多样化。

“带薪休假”看上去很美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寻求新突破》的政策报告，报告点明，假日消费尤其是长假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长假对“食、住、行、游、购、娱”的全方位、综合性拉动，是带薪休假不能替代的，因此建议恢复“五一”长假安排。作为国家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意见自然具有决策参考作用。

直到今天，刘思敏仍然认为去年取消“五一”长假是个错误。推动者意在鼓励人们以带薪休假作为补充，对此，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直言，带薪休假固然好，但很难落到实处，对很多人来说是形同虚设。

春节在北京加班的小蔡正热切期盼着“五一”长假的恢复，她~--次回家看望父母还是去年的“十一”，她说，现在最怕听到《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刘思敏告诉记者，像中国这样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这是由中国国情和城市化、现代化大幅推进的社会背景决定的，考虑是否恢复“五一黄金周”更应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出发，不能牺牲人们团聚的愿望。他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欲以带薪休假代替“五一”长假，有些“过于理想主义”。

刘德谦也认为，法定的“黄金周”制度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休假制度，能够有效保证劳动人民完整地享受七天假期。一旦没有这种刚性规定，在劳资双方力量很不对称的情况下，带薪休假就容易成为“海市蜃楼”。当带薪休假权与饭碗博弈的时候，取胜的当然是后者。他说，带薪休假只能逐步推行，去年仓促取消“五一”长假，结果造成了“十一”和春节长假前所未有的拥挤。

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张希钦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在带薪休假覆盖面小且实施不充分、周末双休日短暂无法长途旅行等众多因素制约下，以覆盖全体公民为基本特征的公众假期，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又符合我国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为举家出游创造了条件。”

以刘思敏和刘德谦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在不取消清明、端午和中秋三个小长假的基础上，恢复“五一”长假，这就意味着在现有115天假期的基础上再增加两个法定假日。刘恩敏表示，“改革允许犯错，不一定非要回到原点。”这一建议无疑让普通老百姓和服务业拍手称快。

对此，刘德谦的解释是，两天在劳动者全年工作时间中所占的比重是0.8％，这个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或

增加劳动力的途径来解决，而且假日对于调节劳动节奏、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两人均坦言，是否恢复“五一”长假，决定权在中央政府。“一般是由国家发改委起头，国务院决定。”刘思敏说。而“五一”在望，对于今年是否能恢复“五一”长假，他认为，如果中央政府有魄力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当然要在倾听民意、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再加两天又何妨

在被问到重庆市是否为恢复“五一”长假做好准备时，谭栖伟说：“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他也承认恢复“五一”长假并非易事。有评论认为，新休假制度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式颁布的，作为一项制度应保持稳定，随意改变会损害法规的严肃性。

但刘德谦认为，在不断优化法规和政策的思路上，政府和人民的意愿是一致的，即使“朝令夕改”也不会使政府丧失公信力。去年假日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假日，但“五一”长假与三个传统假日可以并行不悖，长假和短假都是人们需要的。

近年来，国人特别是白领的“亚健康”状态和“过劳死”等问题日益严重，民众的休息权被提了上来。某法学专家也认为，政策应该反映民众理性、正确的呼声，最大限度地尊重民意，增加两天假期不失为一种让广大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方式。

刘思敏将2007年的黄金周存废之争比作“中国公共政策民主化决策的一次自发试验”，可惜这次试验“在最后一刻令人遗憾地夭折”了。纠正上次假日改革的某些疏漏，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他还指出，1995年从每周六天工作制改为五天半工作制、实行大小周末轮休，一次性增加了26个假日，后又开始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一举将假日总数增加到111天，都曾是令国人不可想象的事情；1999年，在增加3个法定假日的同时，通过假日的前挪后接实现“黄金周”长假，更是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的休闲生活质量，当年这些大胆且“颇具想象力”的制度设计最终证明是以人为本的。如果不计算带薪休假，现在我国的假日总量为115天，在国际上已居中上水平，但如果与带薪休假普遍施行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大了，而且恢复“五一”长假是老百姓的现实需求。

虽然目前“五一”长假是否恢复并不明朗，但重庆旅行社的白炼还是早早做好了准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五一”他们做了2000人的计划，与去年相比，增加了近一倍，“就怕临时恢复了，我们措手不及”。

25日，广东省正式公布“五一”假日安排，将尝试把法定假日、带薪休假以及周末集中起来，也就是所谓“3+2+2”模式。刘思敏也认为，如果目前中央政府改变立场有一定困难的话，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来试点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就在次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规定，不得擅自调休、自行安排。面对突如其来的国务院通知，广东省旅游局多位负责人表示深感无奈，各地“蠢蠢欲动”的恢复“五一”黄金周计划也陷入尴尬。对于中央的表态，各地如何执行，尚有待时日进一步观察。这样一来，无论何种形式，今年“五一”是否能恢复长假，就成了悬而未决的事情，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及决策的尝试并未由此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