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禅让是上古政治春梦吗？

抱瓮君

读完《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二期的一篇文章《尧舜禅让是一个政治谎言》后，对作者的许多观点不能苟同。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完人，这就是所谓圣人治国”，随后运用反问句对此一笔加以否定：“然而，禅让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全文用以立论的中心则是舜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由于这种看法具有出奇的新异性，因此有认真讨论的必要。

作者否定“禅让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的第一个依据是魏文帝曹丕的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并依此认为“曹丕以己之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而事实上曹丕的这句话是被误用了。根据《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曹丕的原话是：“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曹丕的本意是说，他根据受禅于汉献帝的事，可以推知舜禹的禅让，不过是事势的必然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封建集权帝王，就真的能够理解原始社会末期带有原始民主性质的舜禹禅让的实质。对此，柳宗元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柳宗元在《舜禹之事》一文中说：“凡异姓授位，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后者系，其事同。”意思是说，凡是异姓之间的禅让帝位，是出以公心还是出于私意，是凭借仁德还是凭借强力，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但是前代帝王已被人们遗忘了，继任的君主正为人们所拥护，这种事势是相同的。这就指出了禅让有“道”与“事”的差别。从“事”来看，汉朝早已失势，被人忘却，而曹丕父子因为攘除祸乱，建立强大的势力，其形象早已在人们心中扎根，这与舜因为有德于民而被人们拥戴，而尧因为要授政于舜而主动退隐几十年以至于最后被人们忘却，其事势是相同的。但从“道”来看，尧舜禅让是出以公心，而汉魏禅让则出于私意，尧舜禅让是出于仁德，而汉魏禅让则出于曹氏的强势所逼，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柳宗元对此有更明确而中肯的论证，可以参阅。

作者否定尧舜禅让的第二个依据是《竹书纪年》里的话“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得与父相见”。这种说法是否完全可靠，尚待查证。即便可靠，也道出了“昔尧德衰”的事实。试问，一个耄耋德衰的人，由于已经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还能让他继续干扰政事而不加以限制吗?如果加以必要的限制，就不叫“圣贤政治”吗?

作者否定尧舜禅让的最重要依据是舜·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文中指出：“舜的独得之秘就是他的做秀功夫一流。舜之所以被帝尧征辟用事，就在于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工夫。”这可以说是是非不明。难道一个人的社会声誉好不对吗?难道以尧之明，却要征辟那种并无好的社会声誉的人吗?难道在民风古朴的原始社会时代，必须靠做秀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吗?

作者怀疑舜的孝行，没有任何可靠依据。相反，舜的孝行则是有史实作依据的。《史记》：“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舜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没有松懈)。”对于史实，作者竟然这样加以推测：“正史关于舜与其家人的恩怨，不是执掌政权的舜的创作，就是他们合演的双簧。”殊不知，这种行孝而仍被杀害的事，历史上也多有记载。春秋时，晋太子申生尽管那么孝顺其父晋献公，仍免不了被毒杀。舜在其家庭内虽不存在着争夺君位的问题，难道就没有其他可争的吗?一个人一旦被其顽父、嚣母、傲弟忌恨，即使你对他们再好，他们也是不会随便改变其偏执态度的。看来作者对帝王权术的研究尽心有余，而对普通卑劣小人的心理状况思考不足。对于舜弟象这样的小人来说，他绝不会因为其兄已做驸马而去攀附，他只会欲置其兄于死地而后快，并蠢想要据两位美若天仙的嫂子为己有。如果用一般人的攀附心理来理解这样的小人，恐怕是把复杂的事物看得太简单7吧。对于舜已做帝尧女婿后，其父母仍不放松对他的谋杀，《孟子·万章》中的一段文字似乎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该文提到了娶妻必告父母的事，而“舜之不告而娶”必然进一步激怒他的父母，而其弟则会进而萌发欲夺嫂自娱的妄想。据史书所载，“舜年二十以孝闻”。一个仅仅才20岁的年轻人，又处在当时那样的家庭和社会条件下，能够毫无根据地断定他的行孝举动不是发自本真的仁爱，而是素有心计地在做秀吗?

该文作者写道：“有了孝子美名后，舜就在历山地面上轰轰烈烈地演绎起他的德与能。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至于他到哪里，老百姓就跟到哪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舜一到就迎刃而解；老百姓发生纠纷，也都找他均裁，他一裁还无有不服……总之，他的名字很快就穿越历山，上达天听，于是就被朝廷征辟，入朝用事。”根据《史记》所载，舜耕于历山而得到老百姓拥护的事，是发生在被征辟之后，而这里却写成发生在征辟之前，无非是为了突出舜的“做秀”野心由来已久。但这样一改，就显得持论不够慎重。从《史记》可知，尧对舜的征辟和重用，是经过民主的推荐程序和三年的严格审查和考核的。他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也是想通过女儿的德行来考察舜处理家庭内部事务的德行。还让除丹朱外的另外九个儿子与舜相处，用以考察舜处理外部事务的德行。可见尧对舜的审查和考核还是很用心的。通过三年的考核，尧认为舜谋事周密而说话可靠，才决定重用他。另外，并非没有人推荐过尧的儿子丹朱，但尧认为丹朱“顽凶”，不可用。在一般情况下，知子莫如父，何况对于明察事理的尧来说呢?如果丹朱真是贤明，尧岂不会加以重用?说丹朱“早被政敌加上了不贤之名”，完全是对史实的曲解。尧之所以要重用舜而不重用丹朱，正是他经过认真考核和反复选择的结果。尧重用舜的时候，才73岁，尚未达到耄耋的地步，以尧之圣明，如果舜没有值得器重的地方，尧怎么会轻易授权于他?舜被尧委以重任后，果不负所望，经过17年的努力，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以实践证明了尧的选择的正确性。这样，尧在90岁的时候，才正式让舜摄行天子之政。如果把舜的积极谋事并取得骄人的成绩和获得民众的拥护，也看成是“老奸巨猾”，就不仅是对历史的误断，而且也是对民众的不尊重。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根本的是要看他是否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对民众的态度。所以，把舜看成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并将其摄政与王莽篡汉进行类比，至少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要知道，处于原始社会的人，其古朴的本质决定了他们绝不会如封建时代的当权者那样阴险狡诈，何况那时还具有原始的民主性质呢!

其后，舜与禹的禅让情况也与尧舜之间的禅让类似，用不着再多谈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尧对舜的禅让是主动地有步骤地进行的，其用意正如柳宗元所说是“退而自忘”，即自动退居幕后，而让人们逐步忘掉自己。而舜知道尧的用意，便“进而自系”，即更积极地有创建性地施展自己的才智，从而用实际行动在民众中树立了威望。这样的禅让在上古的原始时代，确实可算得上是一个以天下为公的民主形式，怎么能将“老奸巨猾”之类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呢?

另外，司马迁写尧舜的事，是经过认真考察和研究的，即使可能有缺陷，也不至于可以毫无根据地乱加否定。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我们今人在对待上古的尧舜禅让事上，还是以冷静的态度慎加思考为宜。不然真的会出现以今人之诈心度上古人之朴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