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国际体系与恐怖主义：现代性的视角

摘要：恐怖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在恐怖活动的背后往往都有一套理论支撑，存在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而社会思潮作为一种流行的思想倾向，对恐怖主义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有的直接就是恐怖主义的指导思想。自19世纪后期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恐怖主义产生后，恐怖主义就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运动以及各种思潮相结合，表现出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角色。针对西方学术界在恐怖主义研究上的历年积累与话语权优势，从现代性的视角入手，分析近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潮与恐怖主义不断互动演进的特点，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近现代国际体系；恐怖主义；现代性；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4-0017-09

作者简介：罗爱玲，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西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

恐怖主义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现象，它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自19世纪-后期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恐怖主义产生后，恐怖主义就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运动以及各种思潮相结合，表现出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特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与革命恐怖主义、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20世纪60-70年代的极左翼型恐怖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的跨国网络恐怖主义，等等。究其原因，恐怖主义这些不断演进的特点与工业革命后近现代国际体系各构成要素的变化是互动发展的。因此，本文力图以现代性为分析视角，挖掘出恐怖主义与近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理论与思潮的互动特征，以便厘清思路，破除西方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偏见，指出正是西方自身的矛盾与危机问题才导致了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从而探索根除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的正确方向。

一、国家建构时期的恐怖主义

虽然恐怖事件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普遍存在，但直到18世纪后期，也就是近代革命的初期，恐怖才被政治理论家逐步升华。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等人就认为，恐怖是社会大革命中政治变革的工具，“使用恐怖手段的最初理由之一就是人要彻底地更新，人们不必在乎所使用的手段，因为变革是全面的，效果要立竿见影……最早使用现代恐怖的人胸怀远大目标，要彻底改变世界”。雅各宾派的恐怖主义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它不仅在政治、法律上使恐怖主义正当化和合法化，而且在理论上也使之系统化，为此后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美国和法国殖民地的居民都认为，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为了获得和保持这些权利，可以采取极端手段。例如以完全正义自诩的叛乱者就认为，恐怖是获得自由、体现其世代相传的价值的一种手段。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9世纪革命时期的俄国等国家也支持恐怖主义，认为它是保持革命成果的必要手段。因为当时的欧洲和美国都处在现代公民主权国家建构和近代国际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欧洲经历了由君主主权国家到公民主权国家的变化，并由此引起了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即从君主主权间体系演变成了一种复合性国际体系。在从君主主权国家形成的国际体系向近代公民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转变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发挥了转变媒介的作用：一是近代市民革命，即由欧洲战争引起的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等革命运动以及一些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二是与此直接相关联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公民国家的形成，既是政治与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国际体系发生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在这一系列变化过程中，公民国家从君主国家那里继承了主权、领土与人口，同时公民取代了君主的主权与作用而成为政治的主人。为了促进与适应这种变化，社会契约论等政治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工业革命的推广导致从农村来到工厂的大批产业工人失业，生活状况十分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以彼得·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应运而生。此后，在无政府主义的推动下恐怖组织在19世纪的欧洲(尤其俄罗斯)和美国都获得了较大发展。

受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思想运动的影响，17－18世纪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观念逐渐退出了欧洲的政治舞台，而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开始占领意识形态市场。他们认为社会契约是人民之间的契约，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契约，而是基于法律，法律是民意的体现，人民有权变更法律。所以对于那些侵犯或剥夺了人们自然权利的政府或官吏，人们可以通过行使基本权利来加以抵制，甚至可收回已经转让的权利。于是，人们反抗政府的权利就成为一种为维护自然权利而派生的必要权利了。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否则，人民有权抵制政府滥用权力，有权更换政府，甚至有权以暴力推翻压迫人民的政府。这种“人民可以反抗暴政”的思想对18世纪后的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后来西方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的重要理论渊源。

社会契约论的提出与当时的国际体系结构密切相关。当时的欧洲正值君主专制制度向公民主权国家转变时期，需要许多新思想来为新的统治模式的到来做准备。而卢梭等人的思想正好为欧洲的变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并使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意识，例如新的“公民”身份概念和新的“主权”统治理念。这些新的概念为“诛戮暴君”的学说注入了新的内容，如“刺杀者的刺杀目标不再仅仅是‘诛戮暴君时代的暴君了，与暴君有联系的其他国家机器的象征目标都成为可能的袭击对象，具体的暴力对象如今转变为不加区别的暴力对象”。1848年欧洲大革命爆发后，一名德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卡尔·海因茨有感于革命力量的弱小和反动势力的强大，发表了一篇主张以刺杀手段推动历史进步的文章《谋杀》(“Murder”)。在该文中，海因茨指出，由于专制政府的谋杀武器已经达到极其完善的地步，因此专制政权的反对派必须发明“新的谋杀手段”，来应对国家在组织、训练、人员数量及毁灭手段方面的优势。海因茨还研究了恐怖活动中恐吓的重要性，他说：“革命者必须制造一种让野蛮人时时刻刻都担忧自己的生命的气氛。必须让他们感到每一滴水、每一口饭、每一张床和每一片草丛都可能是杀手。”④海因茨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恐怖主义的全面学说”和“革命恐怖主义”的最早、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宣言。

19世纪中叶以后，恐怖主义又与另外一种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权威的学说。它译自法文anarchisme(安那其主义)，指否定一切国家权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19世纪它出现于欧洲，以德国的斯蒂娜、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宣称一切权力是“屠杀人类智慧与心灵”的罪恶，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要求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而斗争，并立即消灭任何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专门同国家和一切他们认为同政府有关的胁迫镇压工具——官僚机构、法院、警察、军队以及私有财产制度和宗教制度作对，并力图从这一切限制人类自由的

外部力量中解放出来。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反对政治，而且反对技术和经济。

恐怖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合流的时期正值19世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产生后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时期。上述提及，在19世纪，工业革命迫使大批失地农民进入工厂后又面临失业的困境，从而激化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而刚起步不久的资本主义又找不出良方来缓解不断激化的劳资矛盾，于是政治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广为传播，这其中就包括以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主张暴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1869年，巴枯宁发表了《革命原则》一书，提出了一些被现代恐怖主义者奉为信条的主张：“革命者必须对罪有应得者的悲泣置之不理，不能有丝毫的怜悯。除了毁灭之外，我们不接受其他行动。……消灭国家并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废除继承权，打破人们对国家的迷信，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暴动，摧毁一切，就可以在24小时内一举消灭国家。”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乔治·索雷尔在其代表作《论暴力》中也提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必须以摧毁国家为前提”的暴力主张，同时还对“暴力”(violence)和“强制力”(force)作了区分，称“强制力的目标就是维持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秩序，而暴力倾向于摧毁这种秩序。这种作为实现新社会的暴力，并不等同于残忍，而是一种宣传手段，一种教育方式，它能赋予革命者的思想以一种其他思想方式所不能给予的精确和坚定”。

在巴枯宁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流行之时，欧洲各国也在同时上演着针对统治者的谋杀剧。仅1878年这一年，就有数次针对统治者或统治机构代表人物的刺杀活动，这包括对德皇的两次谋杀活动，同年10月和11月针对西班牙国王和意大利国王的刺杀行动，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发生的以刺杀沙俄警察机构总头目和圣彼得堡总督的行动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恐怖主义”。美国由于完成国家建构的时间相对欧洲而言较晚一些，因此恐怖活动主要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由农业社会迅速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即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这股恐怖主义浪潮形成的原因如同前已提及的，主要是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找到有效途径来调和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于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频频用恐怖手段向资本家和政府发起进攻。在马萨·克伦肖看来，俄国的革命恐怖主义和同时期的欧美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主义一起，代表了前现代政治暴力和现代政治暴力之间的一个转折期。它们作为现代反政府恐怖主义的典型代表，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并不断为后来的极左翼、反政府类型的恐怖组织所效仿。

二、民族自决原则下的恐怖主义

民族主义有其古代原型，但是它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共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席卷亚洲。第二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第三次是冷战结束后源于欧亚大陆的民族主义洪流。前两次以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主流，而第三次则是以民族分裂主义的狂飙突起为主要特征。自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扮演了形形色色的政治角色。民族主义导致民族国家模式的出现，民族沙文主义导致帝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导致法西斯主义，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导致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民族分裂主义导致恐怖主义、战争冲突、国家裂变，等等。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中，民族主义被分为很多类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政治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所涉及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它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是民族自决、民族自治乃至建立民族国家等政治目标。根据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政治诉求，可将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追求民族独立或自治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型恐怖活动，另一类则是以取得本民族(部族)在现有国家中政治优势地位为目标的恐怖活动②。从西欧民族主义的兴起到全球性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政治民族主义成为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主导思潮。尽管殖民主义时代早已结束，但殖民统治、帝国侵略和霸权干预造成的民族、领土等问题和各主权独立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失误与错误，使政治民族主义在很多国家内部依然存在，并突出表现为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是当代恐怖主义的重要类型。目前，全球约有1／3的恐怖组织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进行恐怖活动的。在诱发恐怖主义的若干因素中，民族主义是引起恐怖主义的“最持久”，也是“最强有力与最致命的根源之一”。如今，世界各大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民族主义型恐怖活动的影响，从英国北爱尔兰经地中海到中东地区，再分别向北到中亚、北高加索；向南到印度、东南亚的“Y”型区域则是民族主义型恐怖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恐怖主义都只是众多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政治与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而已。因为“民族主义没有纯粹的表现形式，它必须与某种政治或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表现为社会运动，或历史过程”。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之所以会与恐怖主义联姻，并造就出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这个社会怪胎，是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并经过一些中间环节和过程才能完成的。而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结合的思想基础就是因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民族自决原则。

民族意识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特质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为民族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民族主义由民族意识发展而来，民族意识的觉醒、高涨通常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标志。”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进一步刺激着民族意识的发展，强化着民族成员的民族情感。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无疑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着最原始的动力。借助共同的民族意识，恐怖组织不仅获得了凝聚组织成员的思想纽带，也获取了不断扩大其社会支持的有力手段。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一旦民族利益与政治共同体利益出现了分野，即当民族利益要求与民族生活在其中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要求不一致的时候，民族主义运动便不可避免地要与暴力冲突结合在一起，这就给宣扬以暴力手段实现自身目的的恐怖主义的介入提供了机遇。同时，民族所处的弱势地位也给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提供了合法理由。马加利特曾把“恐怖”和“镇压”看作两个对偶概念，认为前者是弱者对强者使用暴力，后者是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当弱者无法用合法手段改变现状时，就只能诉诸非法的乃至极端的手段了。这样，对于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来说，使用恐怖手段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合法的。由此，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结合就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民族分离主义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民族自决原则，即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处理本民族事务、决定本民族命运的权利。其理论源头：一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列宁对民族自决权的概念就有过明确的诠释。几十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与推动下实现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其政治合理性不容置疑。在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以民族自决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思想主张，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自决权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把民族自决权作为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原则。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种种论述的基本点是非殖民化，是针对当时面临瓦解的传统世界殖民体系而不是民族极端主义而提出的，它适应了当时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民族自决原则深入人心，国际社会逐渐把这一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不断加以完善。在《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公约》《国际法原则宣言》等文件中都明确肯定和规定了民族自决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解决欧洲问题的“十四点方案”，使民族自决原则在中东欧一些国家的重组中得以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自决原则写入了联合国宪章，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准则。随之而来并延续了几十年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应用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来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建国的。

今天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理论形态，可以说是对民族自决权原则的曲解和滥用。在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后，各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开始激化，许多国家中的非主体民族或少数民族自我意识增强，要求脱离中央政权而独立。为了给民族分裂寻找理论依据，民族分裂主义者开始曲解和滥用民族自决权，形成了“民族自决权至上论”。他们在概念上混淆民族自决权与民族自治权之间的界限，扩大了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他们认为，世界上一切民族，无论是殖民地民族还是一国领土内的民族，都可以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每一个民族都可以依据民族自决权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这些民族有权利从中央政权的统治下分裂出来，建立新的国家。这种对民族自决权的曲解和滥用的理论形态，便成了民族分裂分子从事分裂乃至叛乱活动的理论依据以及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的指导思想。20世纪60年代初，联合国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中，把人权作为了民族自决权的题中之义，从而也使自决权成为一种集体人权。但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霸权的重要手段，甚至宣称“人权高于主权”，从而使一些滥用民族自决权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得到了一种更加响亮的口号。因此，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民族主权削弱、让渡和“人权高于主权”等论调的引导下，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在迎合和利用这些“新干涉主义理论”的同时，力求使其独立建国的政治诉求国际化，试图借助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国际干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由于构成民族主义本质的全球性要素骤然凸显，因此民族主义又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它主要与各国的人口问题和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球型民族主义”问题。因为在发达国家，人口的低出生率使得老龄化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于是为了延续一个国家的存在，保障国家安全，人口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人口政策，多接纳移民不失为一种手段。但是大量引进移民后，长期居住的移民参与政治活动就开始成了一个问题。同时。由于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移民融入当地社会面临着新的障碍。通过卫星电视，移民可以观看自己国家的节目，通过互联网，可以阅读自己国家的新闻。在这种状况下，移民就不再选择融入当地社会，而是在当地社会建立一个移民社区，并继续保留着强烈的母国意识。而他们在所移居的国家不仅遭到冷遇，还要面对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于是他们就对当地社会积蓄了许多的不满。这样，人口问题和移民问题交织而生的全球型民族主义就成了移民社区的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因此，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民族主义活跃的时代。当今参加恐怖活动的激进分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社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并且还会随着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激发新的恐怖主义热点。只要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民族主义就有存在的基础，作为民族主义异化形式的民族型恐怖主义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三、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引发的恐怖主义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左、极右以及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文化矛盾与文化危机。特别是因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泛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而引起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犯罪盛行乃是其文化危机的必然产物。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后，因自由主义的泛滥而引起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也开始发生，出现了普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社会道德失准，社会责任感丧失，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盛行，年轻人异化问题突出，精神危机笼罩全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崇尚与追求个人的极端自由主义，不择手段地以牺牲公众与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肆意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暴力不仅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且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必要的伴随物被加以肯定”，从而出现“人们的利益过于两极分化，人们的激情过于炽热，致使恐怖主义和群体斗争接踵而来”。“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伴随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恐怖主义滋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导致了社会性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结构的形成，而且这些不平等分配的资源从物质性资源扩展到了非物质性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前的阶段，虽然存在着以物质性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阶段，但占统治地位的是以权威性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国家权力。即使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依赖于物质性资源分配的经济权力出现的阶段，经济权力也难以主导政治权力，国家权力与经济权力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而且两种权力按照相互规定的条件设立不同的活动领域，形成了一种共存的关系，即依靠国家权力进行暴力统治，而经济领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在这两种权力之间，并不存在主从关系，即不是一种纵向的非对称性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横向的对称性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服从于不同的、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率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它们之间并不互相一致，变化节奏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了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160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最初，资本主义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是有着共同的根源的，即有关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它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为“粗犷朴实型个人主义”，在文化上体现为“不受约束的自我”。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之间却逐渐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因为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财富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冲突性发展中，也就催生了一批对自身进

行质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等。在这些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思想理论中，有的直指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认为暴力对于个人来说是“净化剂”，对被压迫人们来说是具有“建设性”的手段；有的甚至宣称恐怖主义“远不是国家(肌体上)的癌症，而实际上它是真实的血液”。

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法兰克福学派为美国、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政府恐怖主义也注入了思想源泉。法兰克福学派最初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在纳粹统治时期，为逃避迫害，一些人流亡美国，将思想传播到美国。该学派认为，现代纳粹主义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技术异己化，因为以技术为主体的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按同一种方式生活，从而为纳粹统治提供了土壤。在美国以马尔库塞为其最激进的代表，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自由的和压抑的，它在提供丰富的物质商品和技术一体化模式的同时，也控制了人们的智力与精神；它使人变成了整个工业社会的复制品，窒息了人们的怀疑与反抗的冲动。因此他要求人们以各种激进的方法如暴力、流氓行为等反抗与挑战现存社会。

而以弗洛姆为代表的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也坚决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强调西方工业社会往往使人们通过破坏个体的自由来寻求安全与归属感，而不是通过爱与创造性的工作来选择个性的完全解放与自由发展，从而为现代纳粹极权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它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美国、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要求人们行动起来，充分谋求个性的完全解放与自由发展，建立健全的社会。

以上述理论思潮为基础元素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胆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黑暗和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主张对现有社会进行改造，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些都成为了极左势力的精神营养。同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对暴力，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暴力行动的支持与鼓励，也助长了极左恐怖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受到追捧，并成为一些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诉诸恐怖暴力手段以破坏与摧毁资本主义的一切现存制度与设施的指导思想，是与当时的国际体系环境分不开的。其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危机，同时在美苏争霸形成的冷战体系主导下，全球掀起了一股极左社会思潮。受教条主义和“输出革命”的支配和影响，西欧反资产阶级政府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古巴格瓦拉的城市游击战理论大得人心，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和黑人运动此起彼伏。正是这种极左社会思潮和火热的革命实践，造就了一大批国际社会极端的革命分子，从此，意识形态型恐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特征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导，以暴力和恐怖手段，特别是城市游击战为主要方式，达到打倒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成了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而且在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等国，从事左翼型恐怖活动的不少首领都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少骨干还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德国的“红军派”、法国的“直接行动”、意大利的“红色旅”、美国的“气象员”等组织都注重针对政府和资本家的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他们到处引爆炸弹，还搞暗杀和绑架。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西方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点从左翼转到了右翼，左翼恐怖主义在80年代逐渐走向低谷，与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也恰好走向崩溃相吻合。20世纪90年代右翼恐怖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引致的一些全球性社会问题(如移民对西方国家福利制度以及国家认同的冲击等)的出现也有很大关系。虽然如此，左翼恐怖主义并没有消失，它与右翼恐怖主义一样，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并以反全球化运动的新形式出现。如左翼恐怖主义的反对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的经济资源，右翼恐怖主义的反对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所体现的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威胁等。

在20世纪60－70年代，欧美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盛行之时，正是极左型恐怖主义活动十分猖獗时期。二者在时间上的吻合与当时的体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反资本主义的学生运动达到高潮的1968年则被定义为现代恐怖主义起始的标志时间。与此同时，为了争夺势力范围，美国和苏联竟相在世界各地扶持自己的代理人，不惜为各种反叛组织提供武器、训练和顾问，从而在冷战期间挑起了各种以恐怖主义和反叛为形式的“代理战争”。跨国恐怖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以致于恐怖主义专家沃尔特·拉克尔认为，“是冷战使得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顶峰”。因为美苏两大阵营持久的冷战为恐怖主义创造了极好的社会环境，恐怖主义成为冷战最好的补充和表现形式，而国际冲突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为恐怖主义罩上了一层厚厚的意识形态外衣，或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或极左的，或极右的。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在这一时期极其活跃，达到了颠峰状态。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恐怖主义在体系内的开花结果，而冷战则成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的催化剂。

四、现代性的解读

“现代性”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它根植于欧洲中世纪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指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史无前例的普遍社会现象。它首先发端于西欧，然后向北美等世界其他地区扩散，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现代性尽管与近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之前的帝国文明的扩张和大宗教文明的扩展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由于其几乎总是不断地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心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并呈现出持续长久的力量，因此它比历史上大多数重大的社会一文化扩展现象都显得持久强烈、意义深远。

现代性是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是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展。现代性作为全球化的动力有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甚至，正是一定程度的全球化才促使了西方现代性的诞生。在全球化之初，标志性的事件是以欧洲远洋航海为龙头的海外扩张。恩里克·迪塞尔认为：“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并不仅仅是在欧洲中世纪对抗其他文化而积淀的内部优势的产物，相反，它也是对美洲的发现、征服、殖民和整合这一简单事实的重要结果……现代性是这些事件的产物，而不是他们的起因。”今天的国际体系，可以说是现代性的现实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性在高度发展阶段的一种表现和特征。同时，现代性本身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不断得以扩展。欧洲通过对海外的殖民扩张，把最先产生于欧洲的现代性传到了世界各地。亚非拉等非西方世界在相当长时期的现代化过程里，也是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的：第一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工业文明向第二世界国家(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工业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正处于工业革命中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性渗透，引导他们建立一种相同模式的现代化国家，最后的后果就是，“在许多方面，第一、第二世界国家都完全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技术模式”。因此，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西方化的同时，当代的全球化也表现出了某种趋同性：市场经济体制的趋

同，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的趋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趋同。可见，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的问题也被全球化了。起先，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现代性问题，如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主要存在于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世界。然而，现代性对资本疯狂攫取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它必须走向世界。于是现代性不断突破欧美中心，向非西方世界等外围扩展市场，结果形成了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广大不发达国家为外围，中心剥夺外围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因此，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现代性表现为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外入侵与扩张为抓手，将非西方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纳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文化为全球资本主义商品化实践所主导。从一开始，跨国资本主义在世界扩散其文化商品的权力就呈现出一种资本主义单一经营的特点来。从所有的民族文化“合并”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从中呈现出的是一种渐成中心的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产品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发展的崇拜，发展已经成了当今国际体系的一个“全球性信仰”。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当西方试图把欧洲的现代性特殊经验上升为普世的现代性原则，不切实际地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和强行移植政治民主时，却导致了强烈的政治反弹。中亚地区连续发生的“颜色革命”以及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地区民主化改造的失败，说明了资本主义未必就会通向民主。相反，资本主义会不断产生收入不均，最终会变得与民主格格不入。因为虽然资本主义在当今国际体系的影响已经登峰造极，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对体系内的每个行为主体的影响不尽相同。由于社会和文化特征不同，不同地方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吸纳也是不同的。比如在印度，由于印度文明在资本主义文明入侵之前就已衰落，因此其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力就相对弱小一些。而石油资源丰富但贫富差距很大的中东伊斯兰地区，由于宗教文化根底很深，所以其对资本主义推动下的现代性的反抗张力就比较强烈，也更容易受到野蛮的现代化的伤害。这种野蛮的现代化是全球化市场带来的，并由为数不多的国家和跨国公司所把持，现代化的加速带来了不平等的增加。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矛盾从中心体系扩展到了边缘体系，给资本主义内部带来了许多差异，这些差异在今后仍将是全球的特征。这种差异不断扩大的结果就是使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边缘地区体系的不平等进一步加深了。如今，世界上大约360个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产已经等于占世界人口40％的最贫困人口的财产。可见，全球和国家层面的社会不平等比过去更严重了，而且，随着规律性的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特征开始出现。这就是“全球现代性”产生的条件。在这种全球现代性中，现代性本身已经变成了竞争与冲突的基础。作为曾经不可挑战的发展模式，欧美现代性在政治和文化传播这两个受到严重挑战的领域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以回应对其霸权以及旧式的帝国主义手段的挑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所代表的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在哈贝马斯看来，恐怖主义就是现代性的创伤的后果，而现代性已经以病态的速度向全世界扩散。在现代性社会中，恐怖主义表现出了比前现代社会更为激烈和残暴的特点，这表明现代性在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为恐怖活动提供了理性、计划、技术、管理和组织手段。因此无论在概念上还是事物本身上，恐怖主义都是现代性当之无愧的产物。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霍兰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

总之，恐怖主义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也随着国际体系的形成和演变进程不断变化着。从它的古典形态的个人恐怖主义，到它的现代形态的政治恐怖主义，都与现代性的确立和拓展密切相关。从19世纪末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活动和俄国的革命恐怖主义，到20世纪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所从事的恐怖活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不断兴起的极左翼恐怖主义，均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些恐怖活动不断强化着恐怖主义的政治性，使具有“政治目的”成为恐怖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因现代性推动而确立的近现代国际体系则是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结构性根源。现代性既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各国间的差距；既推广了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又催生了全球文化的机制断裂；从而为跨国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为此，我们必须对现代性与国际体系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认真加以审视；同时利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机会，加强合作、另辟蹊径，走出现代性的陷阱与怪圈，重新构建一个新型的以全人类的福祉为核心追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

(责任编辑：李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