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参加北京同性恋婚礼

杨　猛

不管是承认还是拒绝，“同性恋婚礼”已经来了!

大街上的同性恋婚礼

27岁的辛迪和24岁的小寒都穿着婚纱。她们俩站在北京前门大街的铛铛车旁，手牵着手。她们说，她们懂得爱情，并且在北京找到了她们想要的爱情。在路人惊异的注视中，她们拥抱在一起，对围观的人说：“欢迎参加我们的婚礼。”

这一天是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这一幕发生在古老的北京街头：一对拉拉(女同性恋者)、一对“同志”(男同性恋者)，公开在街头拍摄婚纱摄影。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北京“同语小组”的小闲，站在这对拉拉身边，微笑着询问因为惊讶睁大了眼睛的路人：“假如要请你来参加同性恋的婚礼，你会来吗?”被问到的一名中年妇女涨红了脸：“愿意愿意。祝福她们!”然后尴尬地快速离去。

另一个组织者是年轻的sam，她是北京拉拉杂志《LES+》的创办人。sam向好奇的围观者发送玫瑰。每一朵玫瑰外面，都包裹着一张专门设计的插页，插页上写着：“人，该生而平等。爱，本该没有界限。我们是同性恋者，我们也希望拥有被世人祝福的爱情，拥有法律保护的同性婚姻关系。请支持所有相爱的人，支持中国同性恋者促进社会平等的行动，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算起来。同性恋者展示自我存在的这种公开活动，在北京已经进行了3年。sam说，前两年的情人节，北京多家活跃的同性恋小组，在崇文门和建国门的繁华商业区，也曾经向路人发送玫瑰，呼吁重视同性恋群体的存在。但今年情人节，她们希望“更火爆些”，于是筹划了这次“婚纱摄影秀”，希望引起对同性恋婚姻的关注。

“婚纱摄影秀”于当天下午1点半开始，组织者挑选了两对愿意出镜的拉拉和“同志”，但生活中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伴侣。被挑选作为新郎模特的章义和海北，甚至在此前并不熟悉，生活中他们都有各自的同性伴侣。他们有些紧张，在去前门大街的路上，两人的手不由自主紧握在一起，这个细节被随同的摄像师“抢”下来。而对于新娘模特辛迪来说，这样的活动也是第一次参加。此前，她只是在拉拉杂志《LES+》上和自己的同性情侣公开亮相。

四名“新人”出现在正阳门的时候，他们(她们)脱下外套，露出里面的婚纱和礼服，开始按照摄影师的指挥一路做出各种亲昵的造型，一行人慢慢向对面的前门大街走去。时值周六，前门这条新落成不久的步行观光街人头攒动。当他们(她们)分成男女各两对，手挽手亲密地一路走来的时候，周围的人慢慢意识到了什么，人流自动地为他们分开，但很快又围拢过来。

一个声音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俩老公俩老婆!干脆再养一只猫吧!”这话引起了众人的哄笑。sam大声问：“你们对同性恋结婚这么看?”旁边一位操京腔的男人说：“这不太正常吧，动物都是异性相吸啊。”

sam反驳：“动物中也有同性恋啊!”

男子：“没见过!反正我们家鸽子都是一公一母。”他指着章义和海北，不相信地说：“他们能生活一辈子吗?”随行的一个女子附和道：“这只能是一个伴儿，不是个家!”于是男子肯定地说：“你父母能乐意吗?”

章义说：“我说服他啊!”

男子更不相信了：“说服他们?父母能干吗?”他拉着同来的女子要离开。女人又回过头来郑重地说：“我的意见是坚决反对!这违反了人类的发展规律!”

章义保持着微笑，这些反应早在意料之中。随后，摄影师要求两人做出求婚的姿势。海北单腿跪地，递给章义一朵玫瑰。不远处的一个汉子起哄道：“唱一个!来段邓丽君的甜蜜蜜!”章义索性抱起海北，做出接吻的动作。这一幕让周围人爆发出更大的反响。一个过路女子几乎是落荒而逃，连说“受不了”。

辛迪和小寒一侧，也被围得水泄不通，但人们对拉拉的态度似乎相对宽容。她们说，听到的更多是祝福。当被问到“我们结婚你们同意吗?”一个站在远处的妇女爽快地回答：“同意!”

她们继续问：“您的孩子要是同性恋，他们要结婚您同意吗?”妇女哈哈大笑：“那个，不可能。”

现场气氛越发热闹。整个婚礼秀持续到3点结束。其间保安们只是在旁边快速经过，他们维持着秩序，并没有任何干涉。

不再隐秘的同性恋生活

一星期之后。2月21日晚上，在雍和宫附近的一家酒吧，上述参加情人节活动的几位主角又聚在一起，回味着那一幕，“心情很愉快”。

“这次活动的反响有些出人意料。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在轻柔的音乐声中，小闲说，“之前北京的拉拉都是以圈子的形式存在和活动，这是第一次走上街头，通过同性恋婚礼，展示我们的存在。”

服务员和顾客在身边进进出出，她们高谈阔论，并不忌讳自己的身份。小闲比其他人略大。在她印象中，就在10年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同性恋取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35岁的章义是温州人，他的经历几乎是一代同性恋者痛苦挣扎的缩影。他回忆说，上中学的时候，喜欢上了身边的男同学。当时他生活的小镇连电脑都没听说过，自己也无法对这种行为作出解释。后来在县城的书店里。他看到一本医学书上有一小段话：同性恋是变态的，滥交容易得艾滋病。这让章义产生了巨大的恐慌。他想自己肯定没得艾滋病，但变态是无疑的了。“于是不想活了，还曾经自杀。我不断问自己，我怎么这么变态?”直到1993年章义来到北京工作，对同性恋才有了更多的了解，“不要害怕自己是同性恋。”如今章义是一个公开的男同性恋者，他告诉了自己的家人，尽管家人对他的性取向仍然不理解。

比起章义，更年轻一些的辛迪和小寒，她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几乎没有遇到障碍。27岁的辛迪来自四川，装扮精致，有几分神秘感。她之前曾经交往过一个男友，但是当遇到后来的女友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哥是陷入情网。她并不忌讳谈论两人的性关系。她干脆地说：“当然有性的因素!女性的温柔和细腻，带给我男性无法给予的性的信息。”

在媒体工作的辛迪很自信：“我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找异性恋的男友甚至比我更难，她们要考虑经济条件、家庭，而不仅仅为感情，很多因为父母反对，就没有办法走到一起。相比而富，同性恋不会考虑这么多，我们感性的成分更大一些，更单纯。”

24岁的小寒现在北京一所大学读四年级。她的身上有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开朗：“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是同性恋而苦恼过。”她的故事简单轻松，没有前辈的沉重。在12岁青春萌动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被女孩吸引，“那时我还没有同性恋的概念。”小寒说，她当时想找一个词给自己做一个定义，在英文词典中发现了“gay”，她写在纸条上告诉了自己喜欢的女孩，试探对方，结果那个女孩很欣喜地告诉她，“gay”是幸福快乐的意

思。此后，“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现在，小寒和伴侣也讨论过婚姻的可能。“目前我们都以学业为重。将来也许会去国外结婚，比如加拿大或者荷兰这些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国家。但是将来会怎样，谁知道呢?”

同性恋群体日趋活跃

sam说，今天她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弹性的空间里。现在更年轻的同性恋者心理负担更少，她们有正常的工作，对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不刻意隐瞒自己的性取向。

最早的同性恋公开活动就是在北京开始的。早期就参加拉拉活动的小闲和女导演石头回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少数积极分子发起和组织同性恋公开活动，精神病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同性恋者会共同参加。

1995年前后，同性恋者如果公开活动，还是会受到干涉。1995年，他们有一次在公园讨论艾滋病问题，但是被通知取消。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中外女同性恋舞会地点选在北京的莱特曼舞厅。这是当年一个许多同性恋者出入的舞厅，当时从世妇会载来了两卡车的女同性恋者，北京也有十几个人参加，那天晚上，舞厅里布满了便衣警察。

过了10年，sam2005年从湖南来到北京时，她仍然感觉到“头顶是灰蒙蒙的”，因为不满一些媒体对于同性恋的悲情和猎奇报道路数，sdm决定做—本属于拉拉自己的杂志，这年年底，《Ies+》诞生了。如今，这本限于内部交流的杂志已经出版了18期，读者遍及海内外华人拉拉团体。而它的主创只有两个人：主编sam，美术设计gogo。《les+》的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拉拉个人的经历，也有同性恋艺术的展示。她们定期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同性恋电影展映等。这些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参与者全都是同性恋者。

2008年，公开主张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和美国某NGO联合组织了一个关于同性恋接纳程度的调查。调查显示：国内几大城市90％的人都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就业机会应该是一样的。

不过主流话语的态度依然谨慎暧昧。就在拉拉酒吧聚会结束的第3天，2月23日，正是美国奥斯卡颁奖的时候，描写同性恋的影片《米尔克》摘得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原创编剧两项大奖。但是晚上电影频道的观众发现，肖恩·潘在获奖致辞中，谈到同性恋者平等权利话题的部分被删减。该剧最佳原创编剧达斯汀·兰斯·布莱克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领奖和致辞镜头干脆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