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锁记》谈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

马　欣

摘 要：《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一篇极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在《金锁记》中我们看到了张爱玲创作所独有的悲剧意识。无论从她自身的原因还是从作品的取材及写作特征来看，张爱玲式的“苍凉感”始终笼罩着她的作品。张爱玲将一种从乱世中悟出的人生体验变成了一种女性敏锐的艺术直觉，叙写了一个个悲哀的启示。

关键词：《金锁记》 张爱玲 悲剧意识 女性 心理 意象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个性，被视为天才、奇才的女作家。无论是成名的喧闹，还是隐名的沉寂，张爱玲总是不动声色地蒙着一层面纱。人们试图一次次去撩开她的神秘，于是看到一个个“奇迹”、一个个“传奇”。她身处乱世，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如同一朵奇葩，在一片满断墙碎瓦的“废都”中绽放开来，令人眩目。她敏锐地把握到了乱世的文化心理特征——苍凉。并将这种从乱世中悟出的人生体验变成一种女性敏锐的艺术直觉，远远地站在别处，叙述了一个又一个乱世中普通人的传奇，冷眼审视着乱世的喧嚷与烦扰之下的荒芜的人生。她发现人类面临的生存处境是以苍凉为底子的，一切欢愉的主题最终都指向悲哀。她把这种几乎是宿命般的苍凉感定格在短暂的欢悦与永恒的虚无之间，从而给人一种深刻而悲哀的启示。她告诉我们，人性并非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人生也并非全是斗争和英雄式的飞扬，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生中，凡俗琐碎却不安稳，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才更显出悲哀又欢乐，既美丽又无奈的苍凉。代表作《金锁记》是她受到最高评价的作品。傅雷在用笔名迅雨发表的《论张爱玲小说》中赞扬它为“我们文坛的最美的收获之一”[1]。夏志清也曾赞赏它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连张爱玲本人也认为女主角“曹七巧”是《传奇》中唯一“彻底的”人物，可以说《金锁记》是张爱玲创作个性的华彩体现，因此我们挖掘出她性格中的悲剧意识，对于研究《金锁记》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一

为什么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结局总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的无奈与苍凉？缘由可能是：一方面来自于她本身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来自于当时她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时代影响。

首先，张爱玲的身世和传奇般的家庭变故，造成了她独特的创作心理。她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一个阶级的衰落与飘零。作为其中的一员，她既是知情者，旁观者，也是受害者。她过早地、过深地体验到了世事的无常与历史的残酷。在时代隆隆向前的大潮流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她所属的阶级，她除了“衰其不幸，怒其不争”外，并不能改变其行将衰亡的历史命运。她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并不得意。她的弟弟张子静曾这样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和病态的事”[3]，因此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人生总没有光明的正面的肯定，“我姐姐的小说是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4]。也就是说，她笔下的小说人物，可谓“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她的传奇身世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因此她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的心理体会，比一切局外人都来得深，来得切。

长期贵族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她对聚居上海的没落贵族更加熟悉。《金锁记》中的姜公馆：雕花红砖大柱支着拱门，室内木板铺地，墙上挂着字画和对联，堆着许多书籍和紫檀匣子。“敝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暗示着贵族家庭里的颓废的气氛。因此，这种写作取材和艺术风格的确“别无选择”，她追求悲剧意味以至于她的小说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与她的生活背景分不开，所以，她的作品往往给人一种苦中作乐的酸辛之感。

其次，张爱玲的贵族身世也为她提供了良好的早期教育和家庭环境，同时也为她的悲剧意识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她的父亲张廷众是满清遗少，虽有一般遗老遗少骄奢淫逸的一切恶习，抽大烟、赌博、纳妾、嫖妓、捧戏子等等，想着法子败家；却也有着一般遗老遗少们所没有的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熟读中外的各种小说，张爱玲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泡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并与父亲交流阅读心得。她的母亲黄逸梵则是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新派女性，观念超前，作风大胆，她两度出国，熟悉英文、绘画、音乐和雕塑，她非常偏爱张爱玲，立志把她培养成一个自立自强的人。这是一个交汇着新与旧、保守与大胆、古典与现代、腐败与新生的复杂多端的家庭。新旧思想的碰撞形成了张爱玲独特的精神个性。张爱玲对新旧小说，尤其是对《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歇浦潮》等著作的熟读，对音乐、绘画、英文的精通，为她日后的文艺创作打下了丰厚的底子。她的代表作《金锁记》无论是题材的选择、故事的传奇性、情节发展的细节化，还是文字的细腻、意境的典雅以及叙述的视角等，都让人感觉到《金瓶梅》、《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影响。细看之，在形式与内容上，古典的东西之中，又有现代的成分：鲜活的意象、蕴意丰富的比喻、象征、暗示、心理描写、离奇的情欲和人性异化的展示等，又颇富现代感。张爱玲的确是在发扬《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等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融会了西方现代意识与现代手法，成就了一种“现代”与“古典”相交融的亦俗亦雅、亦浅亦深的创作风格。她把握乱世悲凉的脉搏，使她的作品充满厚重的“迟暮感”，这也是形成其“苍凉”悲观意识的客观原因。

“正如不幸的家庭总是不一样的，幸福的家庭也不总是相似的，每个家庭都是其过去的标志和戒律的一个独特的混合物。每个家庭都将其祖辈的传闻输给后代。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性格特征，都在这种特征的熏陶中，在感情的暗流伤害、喜悦、房屋、街道、食物、声音和不可避免的地方——家庭中，受到触动，而成长和塑造。”[5]张爱玲的性格特征，正是在她的家庭历史和现实中成长和塑造的，家庭的影响，培养了她看待社会人生的独特方式。

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也是由她自己的个性特征及其生活的独特感悟决定的。张爱玲体验着人生的孤独，但并不是与时代隔绝，她凭直觉感到了时代的急速变化，领悟到了人生的短暂，进而加重了她的孤独感，从她出生的1920年到她初登文坛的1933年，再到她在《紫罗兰》上刊载第一篇小说的1943年，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化，几乎都是对张爱玲家族的致命冲击。对时代的敏感使她意识到了家族无可挽回的颓败命运。她偏于自己的阶层，她又是在体验自己阶层的灭亡。她意识到自己艺术生命的短促，她要抓住机遇，尽快将它表现出来，她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苦。”[6] 对时代仓促的感悟，决定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文明发展的悲观，形成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和创作心理上苍凉的悲观意识。她的悲凉不是淡淡的哀愁，更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冰寒的伤感。她极易发现人性中的丑恶、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然而人又同在不可避免的时代沉落中挣扎。“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沉，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7]这种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文明发展的悲观，究其根源正是由于童年经验和对整个家族的悲观，这一切使她自身经历了太多否定性的感情。从《金锁记》中所描写的家庭以及亲子关系，便很容易看出来。通过长白之妻芝寿的眼睛看到“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

二

张爱玲的作品大都带有深刻的悲剧性，表现的大多是非主流的生活。她不擅长写时代纪念碑式的反映喧嚣生活、飞扬人生的作品。她取材的对象一般是女性且是一些普通人，多是身处卑微、身处尴尬难堪境地的人物，对时代没有什么热切的激情和远大的憧憬，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心灵枷锁——女性是男性附属的“生命桎梏”中。虽然，女性的卑弱状态，历代已有不少作品描写和反映过，但多是从男性眼光去看待，最多是一种同情而已，并无深入体会。但张爱玲的作品里，不但将女性的卑弱性置于种种凡俗、苍凉及恐怖的人生境遇中做较为集中的刻画，而且能站在人性的高度，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卑弱女性的奴性心理，读之让人深省，获得许多关于女性、关于人性的深刻启示。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外表上是多么富有现代物质文明的新奇和差异，但骨子里均拥有一个“女奴”的灵魂，她们的心态普遍显得阴暗、暧昧、畸形，她们的一生都在为男性世界所苦恼、哭泣，“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8]。《金锁记》中曹七巧千方百计想保住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从季泽到长白。张爱玲似乎在暗示，女人的生命中只有男人，而女人的悲剧也在于她们太关注男人，一旦失去男人，便如像失去了依傍与生活的目标。“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如果说，《狂人日记》是通过一个狂人的“疯话”控诉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张爱玲的《金锁记》则是通过曹七巧人性的扭曲，揭露了几千年历史积压在女性身上的桎梏的沉重。

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不能不受其自身带有的缺憾人生的影响。固然，张爱玲早年缺少母爱的孤独人生对她专注于描写病态女性有直接影响，但正是她自己的女性体验，契合了整个女性辛酸的不平人生。作为作家，张爱玲的个人不幸遭遇是或然的，但作为女性，她所面对的人生压力却是必然的。因此，张爱玲的女性视点写的不是“壮烈”不是“忧愁”，也不是“感伤”，而是“悲凉”，而是“冷酷”。《金锁记》中刻画的是个阴鸷毒辣的“母亲”形象——曹七巧。具有强烈的占有欲、疯狂的报复欲，对金钱要占有，对子女要占有；自己的情欲未能满足，便要吞食子女的幸福，将亲生子女当作自己的殉葬品，“一级一级走入了没有光的所在……”

张爱玲描写的悲剧，不是简单的悲剧，而是渗入肌肤、令人颤栗的悲剧。她不是一个头脑幼稚的人，她看到了生命中最为真实却又最为残酷的一面。“……人生怕就是这样的黑，生命既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好，麻烦则完，人也完了”。[9]“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10]因此，在她的文章中我们常常为她深深的悲剧意味所打动，感受那份惆怅、怔忡、苍凉的叹息。

“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11]张爱玲冷静却又冷酷地描写了一个黑色的世界，将文学的视角引入女性本身，其女性取向的小说既忠实于她生存的时代，也不仅限于那个时代，整部作品弥漫的都是被“很久很久以前”曲调宣泄出的苍凉。张爱玲将女性悲剧意识的探索深入历史，深入于民族文化，深层地透视女性自身的心理屏障。她的展露和审视，比其他女作家更为彻底。有人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一个伟大寻求者。[12]固然，这里的评价有其评论者情感上的溢美之词，但无论如何，张爱玲对女性悲剧心理的展露确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她那中国式的“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苍凉，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一朵奇葩。

注释：

[1]傅雷：笔名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9页。

[2]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7页。

[3][4]张子静：《<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昨夜月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第6页。

[5][美]谢比尔·希朗:《你笔下的先辈》，第32页。

[6]张爱玲:《天才梦》，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7]张爱玲:《私语》，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8]张爱玲:《有女同车》，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9]张爱玲:《论写作》，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10]张爱玲:《我看苏青》，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1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12]胡兰成：《评张爱玲》，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8页。

参考文献：

[1]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2]邵建迎著．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上海：作家出版社，1986.

[4]周芬伶著．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马欣 江苏省徐州市运河高等师范学校语文组 22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