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武侠得绕过“金庸障碍”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弘

上世纪90年代初，武侠小说在香港日渐低迷，黄易的作品却在此时逆势而起，开创了“穿越文”的先例，屡创销售佳绩。其作品《寻秦记》、《大唐双龙传》、《覆雨翻云》相继被香港无线搬上银幕，根据其小说改编的游戏也大受追捧。在谈到如今的武侠小说现状时，黄易告诉记者：“金庸既是推动武侠小说最大的功臣，但也是武侠小说发展最大的障碍。这并不是批评，而是推崇，跨越他成为所有后来有志于武侠创作者的梦想，武侠小说的发展正陷入这般微妙的处境。”

金庸后，武侠小说疲态毕露

环球时报：就学术研究而言，武侠小说被划入通俗文学，更多是以“下里巴人”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你的作品拥有很多读者。您如何看待研究者的这种“冷”和读者的这种“热”？

黄易：“雅”和“俗”该怎样划分呢？《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源自民间的话本、杂剧和传说，打开始走的便是通俗的路子，现在均已登上文学的殿堂，雅俗共赏。大致而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视野，逐渐形成某类型的主流意识，成为权威和标准，对其他不被纳入主流的东西生出排斥性，这种情况反映在文明发展上每一个领域里，或可称之为时代的定见。

回到武侠小说，发展到了集传统武侠小说大成的金庸大有前无去路之叹，台湾的张大春便认为金庸等于一个黑洞，任何靠近的物体都要化为乌有，连金大师自己也多次表示后来者不成气候。而事实上金庸封笔后颇长的一段时间内武侠小说的发展确是疲态毕露。金庸既是推动武侠小说最大的功臣，但也是武侠小说发展最大的障碍。这并不是批评，而是推崇，跨越他成为所有后来有志于武侠创作者的梦想，武侠小说的发展正陷入这般微妙的处境。

环球时报：但武侠小说这些年还是继续在发展。

黄易：武侠小说是中国独有的小说品种，自身有很强的生命力，可与任何其他的小说类型结合，营造出那种别具一格疑幻似真的小说现实，追求难以由其他文学样式达到的趣味意境。如果就这么一命呜呼，实在可惜，所以我提出了“无限的可能性”的创作观念。“金庸障碍”或许是推不倒的，但可否绕过去呢？

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作家，除了对创作理念的坚持和奋进不休的斗志外，别忘记武侠小说作为大众文学，必须贴近群众，走入群众，那他将会在群众里取得存活下去的动力，其他则交由时间去作出判断。谁都有评论的自由，但当一种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小说体裁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当儿，可否多点包容？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角度去思量？

最喜欢金庸和司马翎

环球时报：有一种说法，在武侠小说领域，金（庸）梁（羽生）是第一代，古龙、李凉是第二代，温瑞安是第三代，您是否同意这种划分？您认为自己是第几代？

黄易：任何划分归类，都是一种分析的手段，总有点道理。不过我却倾向从一个较广阔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以精神理念和时代的变迁去看武侠小说的传承和发展。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到金庸、司马翎、梁羽生、古龙和温瑞安，代表着武侠小说的盛世，金庸更标志着武侠文学的巅峰成就。此后武侠类型的小说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一副后劲乏力，只能走下坡路的模样。

20年前我拿武侠小说请香港博益公司出版，便被告知新的武侠小说已完全没有市场。香港的文化杂志《明报》月刊更以专题报道的形式断言武侠小说已死。金庸本人也屡次慨叹后继无人，武侠小说创作之路的崎岖难行。可想而知，这就是我想说的形势变迁。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是因循苟且，囿困于前辈大师的框架理念，任由武侠小说从衰落走向灭亡；一是以更大的勇气，更新的理念和视野，直面前辈大师们，为新时代的武侠小说开辟强土。

至于我该算第几代？我想这不宜由我回答，身在局中，是没可能作出客观的正确判断，一切交由读者决定。

环球时报：从前几代武侠小说家的身上，您吸收了什么元素？

黄易：没有前人的基础，我是不可能写出现在的作品，但究竟吸收了哪些元素，却很难具体说出来。我看过的众多武侠作品中，很多在记忆中已变得模糊不清，记得细节印象深刻的只有司马翎、金庸、古龙等数人而矣，因而可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最大。正如我先前说的，珠玉在前，必须以更新的理念框架，才能从这优良的传统上发展出属于我们这世纪的武侠创作。

环球时报：您特别喜欢金庸和司马翎，为什么呢？

黄易：喜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小说引人入胜，可令我废寝忘食地追读下去，百看不厌。金庸对人物刻画入微，有血有肉，非常立体，令小说人物像活了过来那样，如此功力，确是罕见。

司马翎则是我认为被大大低估的小说大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他的《剑海鹰扬》、《檀车侠影》和《焚香论剑篇》三大著作，绽放的异彩是没有人能掩盖的。他对我的影响尤在其他大师之上，我有时会把他创作的某一场景搬到自己的小说里。《檀车侠影》的主角叫徐少龙，我《寻秦记》里的项少龙正是对他的致敬。

环球时报：由于武侠小说的特性，其故事背景大都发生于冷兵器时代，因此不免和中国历史发生关系。在您看来，在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中，将武侠传奇和中国历史融合得较好的是谁？

黄易：假如《三国演义》可被视为武侠小说的远祖，那肯定是历史和虚构最完美的结合。我想很多人都会似我般，很难将史实和小说分开来。我读过的武侠小说中，结合得最佳者仍要推金大师的《鹿鼎记》，康熙和韦小宝的关系令我想起日本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生动活泼，令人击节赞赏。

对年轻一代的武侠创作完全乐观

环球时报：武侠小说创作由金庸的传奇故事发展到古龙的武侠加推理，到你首创的玄幻和“穿越”小说（即类似《寻秦记》中的跨时空），在您看来，这种发展脉络是必然的吗？

黄易：任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非必然性，界线是模糊的。大师们的杰作在前，我们不得不竭虑求变，希冀做出点突破，更要挑战自己，《寻秦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而《寻秦记》真正得利却是历史的大时代背景，这元素在下一部作品《大唐双龙传》得到进一步发挥，脉络分明。是必然吗？我看还须交由读者决定。没有人来光顾的说书馆，如何经营下去呢？

环球时报：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模仿的是由你引发的穿越写作。

黄易：于我而言，《寻秦记》式的小说只可写一部，要我写另一部形式雷同的小说实在没法找到足够的创作动力。就《寻秦记》而言，“穿越”只是工具。一个现代人到古代以后，他的心理要融入古代，那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穿越”就有了很高的利用价值，并会产生很多变化，我真正想表现的其实是历史。不过可能性是无限的，我的感觉并不适用于其他创作者，且期待有更优秀的作品面世。

环球时报：您曾和一个杂志社合作设立过武侠小说奖，目的是奖掖优秀作品，发现新人。您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一代的武侠小说创作？

黄易：每一时代均蕴藏庞大的创作动力，只看有没有宣泄的渠道和方向。比如科学的崛起带来全新的视野，光色学的新观念便引爆了西方的印象主义艺术。互联网的出现，令社会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营造了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话语权再不是被掌握在小部分人手上，而是交给了广大的网民。在这样的生态下，武侠小说必有新的领军人冒尖，我对年轻一代的武侠创作是完全乐观的。

环球时报：在被改编为电视剧的作品中，您认为，哪一部改编得比较成功？

黄易：比较而言，《寻秦记》因主线简单，所以效果比《覆雨翻云》和《大唐双龙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