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监狱就像度周末

张　磊

我在北京读完高三后，转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所语言学校留学。我在寄住的房东家碰上一个叫丘明东的东北人。因为都是中国人，我们成了好朋友。

澳大利亚市区有个商业区，丘明东每个周末都要带我去那边逛。他挤到某个摊位前，一只手却在衣服下面将被盖住的商品掖进自己怀里，而后便折价卖掉。而我，无形中为他做了掩护。为此我劝过他多次，可是他却不听。

一天下午，丘明东又让我陪他去那个市场。没料到，丘明东刚下手，便被另一只手有礼貌地拍了拍肩膀，还没等我们意识到这是个警察，双手就被反背到身后，并铐上了手铐。

蹲监狱就像度周末

警察局先给我找了一个律师，然后对我进行审问，我一边哭一边被带进审问室。我从小就对“审问”这个词有种莫名的恐惧，其实，审问室里很干净，警察也很斯文，不停地劝我，还给我拿纸巾擦泪。

我的律师是一个爱尔兰人，我对他说我没钱请律师。他非常客气地说，这是法律援助。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如实回答。我问他关于丘明东的情况。他说，不太好，他什么也不说，所以法庭无法对我的清白进行评估。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醒，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小型法庭上。法庭人员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又被人带到了位于澳大利亚郊区的一片临海高地上，隔海可见那个很出名的激流岛。

这个监狱给人的感觉像是旅馆，里面有许多少年犯。监狱的所有建筑都装饰着银白色的马赛克，铁窗外面都悬挂着分体空调机。而监号内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旅馆单人间，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洗漱用具都是一次性的，床单被罩一天一换。总之，要不是四周岗亭里各有一个五大三粗的警卫，你会误以为不是被送来受惩罚的，而是被送来度周末的。

同被送进来的还有丘明东。丘明东好像很习惯这里的生活，很悠闲的样子。晚上，监狱里的孩子爱在一起看电影，玩PS2，他们显得很文明，很难想象他们都是罪犯。这里没有想象中的光头和暴力，我的神经也慢慢放松下来。因为语言不通，我很少与他们沟通，但我看得出，他们的眼神中多少带有一丝同情的目光。虽然他们与我们年龄相仿，却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多数都是因为不懂事闯祸才进来的。

在我心目中，“监狱”是禁闭的同义词。可我发现，这里的监狱并非如此。

早餐后，一个老狱警告知我们，只要愿意，整个上午都可以自由活动。监狱里的活动分户内和户外两种。户内有棋类、桌球、健身等项，户外则有篮球和网球。在这里，可以随意要你想要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这是我的权利。

我邀一个白种男孩一起打篮球，可是他已经答应了和别人一起玩扑克。于是，那个头发灰白的老狱警罗伊见我一个人无精打采地投着篮，二话不说非要陪我一起玩。他年纪虽大，但很灵活。可能是不想扫我的兴吧，他奔跑跳跃得气喘吁吁。只要我投篮投中了，罗伊就会拍手为我叫好。午休之后，罗伊又告诉我们，可以到阅览室去看书。

我的囚服裤子太肥、太大了，穿起来很不舒服。于是，我对他们提出可不可以改一下。第二天，我的囚服就改好了，很合身。

吃完晚饭后，罗伊将我送进号中，并微笑着道了晚安。直到这一刻，我才发觉我是在监狱，被关了一整天。

结束监狱生活

终于，语言学校派人来了，他们问了一些情况后，说他们会通知我的家人。这下我可急了，若通知了家长，自己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晚上，我的律师来了，他说，你明天可以走了，法院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第三天傍晚，我被正式告知可以出狱。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丘明东，他来和我告别。

我收拾好东西，与前来释放我的那个警察去办手续。我一眼认出，他就是送我们进来的那个警察。这时我才知道他叫达沃尔。达沃尔办理完手续后，陪我在监狱餐厅里吃了最后的晚餐。为这顿饭掏腰包的不是监狱，是他自己。他这么做，不是祝贺我重新成为自由人，而是请求我原谅他抓错了人，以这种方式向我赔礼道歉。

达沃尔慎重地把我的护照还给了我，并请求我不要去投诉他。我当然答应了。饭后，达沃尔要用他的警车送我回学校。临走时，我提出想见见罗伊，我要向他表示感激之意。我找到罗伊，表示想把我从家里带来的一块手表送给他。罗伊激烈地拒绝了。这时我才明白，他关怀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看着这位可敬的老人，我真的很感动。罗伊一直送我到监狱门口，我们拥抱告别。

那次监狱之行，是我生命中一次最深刻的教训。从那时起，我慢慢学会了怎样拒绝外来的诱惑，也学会了怎样结交朋友。

摘自西祠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