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

2009-06-12 05:18谢轶群
晚报文萃·开心版 2009年10期
关键词:讲义厚道风潮

谢轶群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作为学者,而是作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责97

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11月13日,他收到荣获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蔡元培在1920年就与爱因斯坦接触,希望他可以到北大讲学。然而,由于爱因斯坦提出的报酬条件,蔡元培无法承担,导致爱因斯坦北大之行未果。然而,1922年6月,蔡元培收到爱因斯坦的信件,再次表示他愿意来中国讲学。这一次,在梁启超的资助下,蔡元培接受了爱因斯坦所需的高额报酬。

19228g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师生闻讯,顿时一片欢腾。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80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裴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蔡元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厚道和阔达之风,他对爱因斯坦没有流露任何怨言。在《跋爱因斯坦来信》中,他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蔡元培在和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尽显教育家的赤诚,一派君子之风,令人钦服。

在联系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同时,北大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讲义风潮”。蔡元培在这件事中对一个弱势学生的做为,可能就不是他生平的加分因素了。

所谓“讲义风潮”,就是北大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学生抗议的一场风波。

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10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且学生还享受补贴,因此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计每年75万元。而那时军阀混战,财税来源无保障,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这个时候,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与教授会并立的权力机构)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

蔡元培对此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因为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到考试时再“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于是他当即决定:以后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很厚道,但“讲义要收钱啦”的消息传出,一贯免费享有的东西现在要出钱,顿时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面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怕了,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文中说:“……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召开了教务会议和评议会紧急会议,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也对蔡元培面劝。最后,蔡元培终于收回辞里,讲义费则暂缓收取。

这场风潮并不是以蔡元培完全让步平息的,他坚持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

事发时现场混乱,赶来喧闹的学生其实是出于自发,没有什么带头人物。挽留蔡元培时,校评议会开会就抛出了个替罪羊——一个叫冯省三的山东学生。评议会说就是这个冯省三带的头,决定予以开除!

了解冯省三的师生都知道,他性格单纯、直率,学习用功,只是心直口快,时常说话欠考虑。冯省三之所以被称为“头目”,是因为他在学生围攻会计室时喊了“大家到会计室去把讲义券烧了”,又在蔡元培和学生谈判时在校长室外说“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件事解决了”这几句话在学校查惩祸首以挽留蔡元培时被人报告,就成了他“带头”的“铁证”。其实,就是跟蔡元培谈判的学生在风潮中起的作用也比他大,他纯粹就是个看热闹瞎起哄的。

然而,蔡元培收回辞呈一返校,就根据评议会决定把冯省三开除。

蔡元培开除冯省三后,也听到“其实不是冯省三带头”这样的话,但他一点没有查清真相的意思。如上所述,他就是要严厉处分一个跟讲义风潮有关的学生,一为严肃纪律,杀鸡做猴;二为自己受学生围攻挽回颜面。

为了维护权威,就拿一个弱势学生做了牺牲品。开除学籍,对学生来说无异判处死刑,这种做法,难说不是草菅人命。跟他对名满天下的爱因斯坦的恭敬、理解和宽容比,讲义风潮处理中蔡元培的厚道君子之风荡然无存。

蔡元培作为一所大学的最高管理者,当然是要“做事”的人,无法每件事都跟对待爱因斯坦一样处理。冯省三被开除,校纪有了威严,蔡元培有了面子,闹事学生有了替罪羊,教职员留住了校长,都皆大欢喜。至于这件事在道德上的说法,除了冯省三自己,就只有当时兼任北大讲师的鲁迅著文讨论了。

(摘自《燕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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