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铭》与《爱莲说》的文化共性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他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品行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两千年来对华夏子孙的行为处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曰“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诸葛亮曰“非淡泊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范仲淹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传统文化的实践者。

《陋室铭》《爱莲说》这两篇短文在思想文化上有很大相同之处,他们都在宣扬君子文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注释儒家文化的意义、生存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不论是在政治实践,还是在地方教化、文化活动中始终自觉传播并实践着中华文化的道德价值观,使得这些道德价值观融化到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他们始终把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维护中华文化的生命作为天职。刘禹锡的《陋室铭》、周敦颐的《爱莲说》可以说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君子文化。

刘禹锡,唐代中晚期诗人、哲学家。出生于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