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苏兵团解放贵州侧记（上）

乔　崖

缜密的准备

1949年4月20日夜，根据总前委的统一号令，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在杨勇、苏振华的指挥下，一举渡过长江，直插东南交通大动脉浙赣线。当部队占领江西景德镇后，杨勇患病留下休养，苏振华率部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战略要点浙江衢县，切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完成了断敌退路的战略任务。在追击中，连克上饶、玉山、江山、开化等地，歼敌安徽省主席、中将保安司令张义纯以下2万8千余人。除兵团主力在浙赣沿线休整待命外，第47、51师分别轻装向浙南和闽北追击，迅速解放了龙泉、崇安、浦城、松溪、政和、古田、沙县、龙溪等地，并接管了建瓯、南平、邵武等5座县城。此外，还派出一个团西进鄱阳湖，先后解放湖口、都昌、九江等地，担负保障粮道运输和开辟鄱阳地区的任务。

进入赣东北地区后，苏振华兼任中共赣东北区党委书记，统一领导开辟新区的工作。他同区党委副书记徐运北等一起，迅速建立各级党政组织，坚决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开展军事接管和剿匪、征粮、支前等工作，很快稳定了局势。

我军取得了渡江作战的胜利后，蒋军主力已所剩不多，退缩于闽浙沿海和华南、西南地区，乞求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妄图东山再起。这时，第三野战军正在进行解放华东的作战，而美帝在青岛、福州、厦门等重要港口尚有军事基地，随时都存在出兵干涉的危险。我军经过长时间的连续作战，也需要进行适当的休整。因此，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应“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准备协助二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所以，五兵团作了抗击美军来自海上干涉的相应准备。后来，由于形势变化，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解放，尤其是我军作了必要的准备，“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二野的任务改变了，这就使得苏振华会同从海上来的美国佬失之交臂。但是，却使他从此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

渡江以后，部队的战斗情绪始终高昂，但由于补入了新兵2万8千余人(其中解放战士近2万人)，使部队的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部队初下江南，水土不服，连续冒雨行军作战，吃不好、睡不好，管理和卫生工作又未及时跟上，病号增多，逃亡现象也较严重，非战斗减员十分突出。据5月份统计，全兵团减员近万人，严重削弱了战斗力，影响了部队的稳定。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一部分干部、战士产生了埋怨情绪，认为五兵团“倒了霉”，进不了大城市；有的人产生了麻痹情绪，觉得没有什么仗好打了，贪图享受的思想也有所抬头，个别人甚至腐化堕落。这个问题如不抓紧解决，势必影响部队的巩固和新的战斗任务的完成。为此，五兵团于6月6日至13日在上饶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专门研究部队的状况和整训工作。苏振华在讲话中指出，首先必须解决领导上的埋怨、畏难情绪，坚定地贯彻在完成任务上建设部队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搞好部队的整训。他要求坚持以政治整训为主，各师、团都要召开党代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克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在部队中，从抓干部的思想整顿人手，充分而正确地发扬民主，以整顿党支部、改善官兵关系为中心，解决基层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指导部队工作，兵团党委决定创办《工作与学习》杂志和《连队生活》报。“兵马未动，思想先行”，这是苏振华经常强调的一条原则。

为了解决部队非战斗减员的严重问题，杨勇、苏振华于5月19日联名发出指示，要求部队立即开展“人马健康运动”，强调要认真改进管理，改善生活，讲宄卫生，防病治病，并要求部队切实注意收集缴获敌人的药品和医疗器材，上交统一分配；大胆起用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部队的医务人员，并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培训我军自己的卫生人员。

为准备迎接新的任务，五兵团组建了二野军大5分校偿(第16、17军随营学校亦属5分校建制)，杨勇、苏振华分别兼任校长、政委。赣东北区党委也组建了军政干部学校，还成立了卫生学校，吸收了8千余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仅军人5分校就有近5千人)。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后来成为接管贵州和建设贵州的一支重要力量。

7月中旬，正当5兵团紧锣密鼓地进行整训时，杨勇、苏振华奉命赶赴南京参加二野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郑重研究了进军西南的部署，以及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和物资保障等问题。前委决定：第5兵团首先由浙西、闽北、赣东北地区向湖南之常德、邵阳一线集结，尔后第16、17、18军附第3兵团的第10军前出贵州，解放贵阳、遵义，进而迂回川南，占领叙永、泸州、纳溪，切断敌人退往云南的道路，协同第三兵团主力作战。

受领任务后，杨勇、苏振华匆匆赶回上饶，于7月25日主持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二野前委的指示，充分说明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要求各部队准备吃大大苦、耐大劳，自觉执行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坚决完成作战任务。同时，还必须将作战与经营贵州这两副担子一肩挑，要准备在解放贵州后立即担负起进行地方工作的任务。当时有些干部战士对进军贵州思想不通，有的发牢骚说：“毛主席太偏心，二野过去吃了那么多苦，现在连华东也不让呆，非让我们去西南；刘邓首长也偏心，西南就数贵州穷，偏偏让五兵团去。”有的说：“贵州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在那里呆上几年，就要变成‘白毛男了。”针对部分干部害怕困难、不愿到艰苦地方去的思想，苏振华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解放全人类，如果嫌贵州条件不好，都不愿意到那里去，大西南就解放不了，那还怎么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呢?”他说：“其实贵州是个好地方，那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贵州召开的，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也在贵州，长征时贵州人民与红军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贵州山清水秀，矿藏丰富，很有发展前途。”他还说：“如果谁不愿去，那也很简单，你把军装脱下来，党籍也别要了。不过，我相信同志们是有觉悟的，一定会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指挥，愉快地到贵州去。”听了他的话，大家豁然开朗。各师、团都召开了党代表会议，检查进军以来部队存在的问题，充分进行进军西南的动员。8月间，苏振华亲自到位于横峰县莲湖地区的二野军大5分校，向几千名学员作了动员报告。他的报告观点明确，语言生动，富有煽动性，使这些刚刚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决心为解放大西南贡献青春和力量。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举行了誓师大会，掀起了立功运动的高潮。

与此同时，苏振华还同徐运北等一起，认真抓了接管贵州的干部准备。以随五兵团南下的3千余名冀鲁豫干部为骨干，组成

了西进支队，连同新吸收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赣东北地区的部分地下党成员，中央派来的在老解放区工作的贵州籍干部，以及西进途中从五兵团先后转业到地方工作的2千4百多名干部，一共1万余人，成为接管贵州的主要力量。进军途中，在江西的宜春、萍乡和湖南的湘潭、邵阳等地，军大5分校又陆续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

各项物质准备也在加紧进行。组成了由兵团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先遣支队，负责同沿途党政军机关联系，以及修桥补路、筹措粮草、调查敌情和民俗等任务；组建了运输指挥部，负责购制冬衣、鞋子、雨具、药品等，组织力量赶运弹药和药材；还在南昌、长沙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负责物资筹措及协调运输等工作。

五兵团进驻赣东北地区虽然只有四个月，但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早在渡江时，苏振华就反复强调，赣东北是方志敏同志缔造的老革命根据地，部队一定要打好仗，做好群众工作，以良好的形象同老区人民见好而。临走前，他又要求部队多为驻地群众做好事，地方干部要认真向江西的同志做好交接工作，同赣东北人民告好别。

9月4日，杨勇、苏振华率五兵闭领导机关离开上饶，所辖各军也先后从驻地出发，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南大进军。临行时，赣东北人民箪食壶浆，热情欢送子第兵西征。途经南昌时，江西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又举行了热烈隆重的欢送大会。

周到的部署

10月1日，苏振华等在湖南湘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喜日子。五兵团召开了庆祝大会，苏振华和杨勇分别讲话，欢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全体指战员“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以实际行动向新中国献礼。过了几天，苏振华在这里主持召开5兵团和西进支队负责人联席会议，根据二野前委的指示精神，酝酿中共贵州省委领导班子的组建问题，初步确定苏振华任省委书记，徐运北任副书记，杨勇等为常委。

10月20日，五兵团向部队发出指示，公开提出下一步进军的目标和任务，要求部队“为了实现军委的战略意图，一定要打得快，打得坚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分割川桂滇黔之敌，使之不能靠拢，以缩短西南作战的时间；只有如此，才能防敌外逃，减少解放西南、安定贵州的麻烦；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敌人的破坏，以利西南和贵州的建设。……还要看到，解放贵州是解放大西南之开端，凭借贵州，攻取四川，云南就省事多了。”“因此，一定要做高速运动之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指挥要灵活机动，布置要小心谨慎，动作要勇猛迅速，一定要把作战任务完成好。”“我兵团还要担负经营贵州的任务，因此我们还要当好工作队。为此，首先要与贵州人民见好面，要做到秋毫无犯，保证贵州人民安居乐业，尤其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其次要接管好，保证做到接管财产完整无损，不乱不烂，并切实保护好一切公共财物。”兵团党委要求全军“开展以行好军，打好仗，同贵州人民见好面为内容的立功运动。”兵团党委还很有预见地指出：“胜利属于我们已没有疑问，但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会遇到严重的财经困难，对此必须做充分的思想准备”，“自今日开始，立即发动节约运动，准备过苦日子”。

10月下旬，五兵团党委和新组建的贵州省委在湖南邵阳召开地、师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中央决定回贵州任省委副书记的曾固(后名陈曾固)等一批来自老解放区的贵州籍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在苏振华的主持下，会议传达了二野前委对贵州工作的指示，确定了解放贵州、支援解放大西南的总任务；决定了入黔后军事斗争、恢复生产、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及接管工作步骤；确定了省委、省政府、军区、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各地委、专署、军分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苏振华在26日的会议上做了报告，分析了解放贵州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提出了进入贵州后的各项任务(迅速铺摊子接管城乡，肃清敌人武装，筹粮征税、支援前线等)及应注意掌握的政策、策略，特别强调了干部队伍的团结问题。他说：“我们此次进入贵州工作的干部，有部队下来的，有赣东北调来的，有华北和东北调来的，还可能有部分地方干部(注：指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干部)与我们会师。干部虽然来自不同的角落，但都是党的干部，都是为实现党在贵州的总任务而来的，大家应不分彼此，一致团结在省委领导之下，为建没新贵州而努力。尤其是部队下来的干部与赣东北原有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因其数量最大，更应注意互相学习，互相尊重，这是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党的任务最基本的保证。”他还指出：“进入贵州之后，在残敌极度动摇、混乱的情况下，我们在作风上应大刀阔斧，放手工作，充分利用热火朝天的有利时机，藉收事半功倍之效。不要束手束脚，失掉历史先机。”邵阳会议是进军途中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为进入贵州后迅速展开工作，在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和作风上作了必要的准备。11月4日，苏振华和杨勇又在湖南芷江主持召开人黔前的最后一次会议，研究决定解放贵州的军事部署和接管后的金融、交通等问题。

11月6日，苏振华就进入贵州后的工作方针、政策及部署等问题，以他和杨勇、徐运北的名义，亲自起草了给二野前委的电报。11月10日，二野前委转发中共中央的批复，决定由苏振华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和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杨勇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贵州军区司令员。11月12日，邓小平以二野前委名义电复杨勇、苏振华、徐运北：“你们六日对贵州工作的初步意见，一般可用”，并在对敌斗争策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处理杂色武装、接收国民党机构的政策等方面，做出了明确指示，要求“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指示，对贵州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反封建斗争和城市民主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苏振华等十分重视，认真组织干部学习，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五兵团部队出敌不意地发起多路进攻，连克天柱、玉屏、三穗、镇远、岑巩等城，迅速打烂了敌之黔东防线。敌人惊恐万分，妄图凭借天险，在“鹅翅膀”设防固守，阻我西进。我前卫部队经侦察摸清地形后，兵分三路，正面佯攻，另两路从侧后迂回偷袭，得手后正面部队趁势猛攻，迅速拿下“鹅翅膀”，解放了施秉，打开了通往贵阳的主要障碍，14日23时，第16军138团占领贵阳。15日上午，第17军50师接防进入贵阳警备，并举行了入城式。西南重镇贵阳市宣告解放。(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