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谚语的地域文化解读

言　岚

摘要：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醴陵方言是湘东地域文化的产物，其谚语深刻体现了湘东的农耕文化精神。反映了儒家文化思想对湘东地域文化的渗透。

关键词：醳陵方言；谚语；湘东地域文化：农耕文化；儒家思想

中田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041-03

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是反映文化差别和变迁的重要指标。语言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材料，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指导人们行为的符号体系。研究和认识一种文化就是对这套符号体系进行描述和解释，层层递进挖掘出语言内容中反映的文化经历和价值观。语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而方言则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是地域文化结构的重要因素。一种方言中含有某个地域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包括思维方式)，方言能帮助人们形成特定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同时。它也制约着某个地域在文化结构上的特点。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是历史现象，它是历史上形成的，并随社会的演变走出一条自己的演变道路。方言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方言反映地域文化是全方位的，透过方言事实。我们可以把地域文化看得更加真切。谚语，尤其是通行在某一特定方言区的谚语，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由于它语言通俗易懂，风格平白朴实，所以较其他语言形式更能真实地、具体地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该方言区的地域文化特征。本文拟以醴陵方言为例。对方言谚语中所蕴含的地域文化进行解读。

一、湘东地域文化是孕育醴陵方言的摇篮

在方言的定型和演变过程中，不同方言显然有不同的变化速度，有不同的演变模式，所有这些都是由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现存方言的许多特点只有联系地方史实才能正确解读。

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东边与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接壤，东北与江西省上栗县相连。北部与湖南省浏阳市毗邻。西邻株洲县，南界攸县，为县级市。醴陵历为湘东孔道。是湖南东出江西、闽皖和华东地区的主通道。自西汉初汉高后封长沙相刘越为醴陵侯算起，醴陵之名已有2190余年。醴陵设县则在东汉之初。建置史亦有1970年左右。自古以来，醴陵以“瓷城”、“花炮之乡”美称享誉海内外。历经千年的风雨沧桑，醴陵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渊源。

醴陵方言为赣方言，以城区语音为标准。周边邻近的王仙、黄沙、大林、富里、神福港等乡镇。以及泗汾、板杉等乡镇部分地区的语言，与城区的语言基本一致。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的语言，因受毗邻县市方言影响，各有一些差异。本文拟以城区方言为记述主体。

方言的形成大多是由于社会的分裂，人民的迁徙，山川的阻隔或民族的融合。彭泽润先生在《语言理论》一书中指出：“地域方言的形成往往与人们的迁徙、民族融合和语言的接触都有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跳跃式的移民隔离。据《醴陵县志》记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改朝换代，醴陵十室九空，土著居民仅剩“十八户(姓)”。随后。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及本省部分洲县的移民纷至沓来。其中以江西移民人数最多，时间在先，又较为集中。现有人口中，大多为江西移民后代。人群迁移并不是单纯的人口迁居，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大规模地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大变动，并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文化和语言的角度来看。人口的迁移使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发生变异，产生新的地域文化。可以说。人口的迁移是历史的社会文化现象，方言又是社会文化变化的产物。明代洪武大移民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江西填湖广”。这个“南人东移”的流动一直延续到清代。湘东沿湘赣边界的十几个县因此形成了一条赣语的长廊，而醴陵正位于这一长廊上。根据醴陵地理位置及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形成了与当地土话相互渗透的新方言。因此说湘东地域文化是孕育醴陵方言的摇篮。

二、醴陵方言谚语深刻体现了湘东地域文化中的农耕文化精神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数千年来。农业一直是立国之本。立家之本。所以农耕文化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社会个体之中。湘东一带历来以农业为生存之本。而醴陵由于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更是一个富饶的农耕之地。直至现在，醴陵仍为湖南有名的富裕县。农业是醴陵境内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活动之一。在这片富饶而饱经沧桑的土地上。醴陵人们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把土地视为自己的命根子，精耕细作，农耕构成了醴陵人的主要生活，所以，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中。人们积累了大量的耕种知识，并将之浓缩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头谚语，代代相传。这些谚语充分反映了醴陵人民执着的农耕信仰和观念以及农业生产的经验。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百业农为本。万物粮为先。”是醴陵人民执着的农耕信仰、农耕观念的反映。醴陵人民深知。“民以食为天”，土地是命根子：“抬头求人，不如低头求土。”“家中有了田，胜过万万钱。”“要想日子好。田土里头找。”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把全副身心都扑在了田地上，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在农本、农艺、包括水利、土地耕作、收割以及园林、畜牧、副业等方面，都总结、创造、传承了大量的谚语，可谓是一部精湛绝伦的农耕全书。例如：

积钱不如积谷。

三伏不热，五谷不结。

种是金，地是银，错过季节无处寻。

作田有巧，肥多水饱。

按季节浸种，看天气下泥。

修堤作坝，大雨不怕。

春天挖一刮，冬天有餐吃。

要栽松杉柏，莫等春晓得。

亲生的女儿贴皮贴骨，冬耕的土地似龙似虎。

这些谚语，无不是劳动人民从事土地耕种的经验总结。它既包含有农业生产的普遍性真理，如“种是金。地是银，错过季节无处寻。”说明种植农作物优良种子、肥沃土地与适时耕种的重要性，而这三者又有着轻重的层次之分。也有切合湘东一带独特地域的生产经验，如“要栽松杉柏。莫等春晓得”。这就是南方植树的特点——应当在冬末移栽。而在北方，冬日冰天雪地，气温很低。决不宜栽树。这类谚语，蕴含着浓厚的农耕文化精神。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认识、挖掘与研究。

三、醴陵方言谚语体现了儒家文化思想对湘东地域文化的渗透

醴陵人自古就崇尚儒学。重视教育。不少乡绅或有识之士纷纷在乡间开设书院。收纳世俗子弟进院读书。其间所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其中最为著名的渌江书院至今较为完好地耸立于醴陵西山，据传，著名学者朱熹曾在此开坛设讲。深厚的历史积淀，使得儒家文化思想渗透到湘东的每一寸土地，在醴陵方言谚语中就有许多谚语生动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观念。我们知道。任何民族都有其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伦理道德。伦理道德观对整个社会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是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规范实际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人格的完善，是其基本价值追求。

儒家的价值理想也最终落实于人格理想。而这一人格理想。在醴陵方言谚语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重义轻利。重义轻利就是重视仁义或道义，重视一个人的行为要与道义、道德相符。不计较功利或物质利益。这里“义”的含义表现为社会伦理规范。在义利关系上，重义轻利的思想，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义利又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他认为有道德的人不能像小人那样汲汲追求物质利益。而应把自己的思想、行为、注意力紧紧地与仁义道德联系起来。不患清贫，不患饥饿。不谋生产，而要穷其一生去谋道。这种价值观在醴陵方言谚语中表现十分明显。例如：

君子交义不交财。

夺财不义，杀将不仁。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不义之财，理无久享。

若争小利，便有大逆。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应该说，谚语产生于劳动之中，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低下，他们不可能去熟读圣贤之书，但是。由于儒家思想文化对湘东一带地域文化的渗透，在人们的生活准则里却自觉地有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这一方面说明几千年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几乎使之成为了物质性的遗传基因，另一方面则最为形象地反映了我们劳动人民质朴、善良与重义轻利的高贵品质。

二是贵和尚中。“和”是和谐，“中”是中庸。折中调和。无过无不及。贵和谐，尚中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孔子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就把“和”与“同”，“中庸”与“反中庸”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儒家文化把中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人们把和谐中庸作为最高准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子总是表现出一种谦逊文雅、直率坦白、宽厚仁慈的风度和品格。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这种观念的熏陶，人们把和谐中庸作为最高准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醴陵方言中就有：“君子量大。小人气大。”“君子争理，小人争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君子有错，不怕人责。”“君子斗智不斗勇。”等谚语表现了君子谦和稳重的性格特征，这正是儒家中庸思想陶冶和影响的结果。小人则不同。醴陵方言用“小人得志，弯腰抹肚”形象刻画了小人发迹后的丑态，与君子谦逊文德形成明显的对照。

儒家文化“中庸”的观念。主张不偏不倚。“过犹不及”。醴陵方言中“铳打出头鸟，网打浮头鱼。”“一争两丑。一让两有。”“出头的椽子先烂”等谚语，反映了人们不敢冒险，不想争先，随波逐流的心态，这应是儒家“中庸”观念的负面影响。但总的说来。这种浸润着儒家文化思想的谚语，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把人培养成有道德，有精神追求的人方面；在保持人际关系和谐和谐、稳定社会方面，其积极作用和影响是主导的。

总之，作为湘东地域文化的产物，醴陵方言中的谚语是湘东地域文化的载体和写真，熟悉和掌握这些谚语。将对我们了解和深入研究湘东一带的地域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