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文学批评中人性论的文化阐释

王　衡

摘要：“人性”一词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出现频率甚高，而且在审美鉴赏中，他常常用特定的人生去诠释抽象的人性。由于“人”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呈现，因此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人性”便寓示着一种精神文化品格。

关键词：人性；李健吾；文学批评；精神文化品格；

中图分类号：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176-03

关于“人性”的学术指向即“人性”的学理研究应该偏重于人作为社会符号的社会性，还是应该倾向于人作为生命存在的生理特性：抑或“人性”的道德范畴——性善与性恶的谁是谁非等问题。长期以来，学界总是争论不休。仅就中国而言。对文学活动影响深远的有关“人性”问题的争鸣也是举不胜举的，现在我们列举其中一二做以说明。除了孟子与荀子关于“性善”与“性恶”问题的争论以外，现代文学史上粱实秋与鲁迅关于“人性的普遍性”与“人性的阶级性”争鸣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在这次争鸣中，粱实秋其实是以人的类属性即普遍性去追求“人性”的永恒性。因此，他曾反复强调，文学是人性的表现。他说：“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而这种人性必须是经过理性制约的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它具有永久性，既没有国家、时代的区别。也没有阶级的界限。粱实秋还认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先生对梁实秋的说法则不以为然，他以阶级性去标识“人性”的根源。鲁迅在《文学和出汗》(《而已集》)中认为人性论的阀题很复杂，投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但阶级性永远是比作品本身更重要的评判标准。

尽管对于“人性”的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之规定性并为人们所关注是不容质疑的。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性”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长期以来，哲学、伦理学、文学等诸多学科对其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些论述之间或争论，或攻讦，或借鉴，或创新。它们在攻守转换的发展过程中，有借鉴也有扬弃，不断地充实、丰富着人性学说的内容。回首其悠久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性”概念的出现、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界定、说明与阐释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源渊、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反映着特定时空里人类的某种社会文化需要，也承载着使用者附加于其中的价值观念、学术规范与某种程度的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因此，“人性”在意识形态上是一种文化存在，总有其具体的规定性。

在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中有具体的文学批评文章19篇，其中13篇出现了以“人性”相论的现象，占有率约70％；《答复》与《附录》一共有三篇文章，其中2篇有以“人性”相论的现象，2篇有以“个性”相论的现象。各占67％。《人性》这一概念在李健吾文学批评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这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批评景观。从李健吾具体的批评文本来看，他在作家作品的品评中对“人性”的关注与强调，并非是为了对“人性”展开学理探讨来提高其文学批评的理论水准，而是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通过对文本的审美鉴赏，在现实与虚拟交相辉映的“社会人生”中，用特定的人生去诠释抽象的人性。由于“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呈现，更何况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以他真切的人生诠释着自己的价值观念与个人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承，因此。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人性”便常常寓示着人的一种精神文化品格。由于“人生”对特定的个体而言其总是具体的，所以，当我们以“人性”对应具体的社会人生的时候，人的现实生存与个性便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李健吾虽主张文学应该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但他的“人性”又是与“人生”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在他看来，“人生”就是“人性”的具体表现。“批评绝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这是一个复杂或简单的有机生存，这里活动的也许只是几个抽象的概念。然而抽象的概念却不是他批评的标准，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动，大而人性的浩瀚起伏。”在他看来，文学批评的标准不是抽象的概念，人生现象才是批评最可靠的根据。而作为批评根据的人生现象只有以批评者自己的人生为基础，才能实现人性的昭示与共鸣。于是，他说：“一切是工具，人生是目的，艺术是理想化的人生。”在谈到戏剧创作的时候。李健吾指出：“一出好戏是和人生打成一片的。它挥动人生的精华，凭借若干冲突的场面，给人类的幸福杀出一条血路。人生最高的指示在这里。人生最深的意义也在这里。”在他看来，“人生”是文学的前仓后库。只有抓住了人生，表现了人生，才算是抓住了人性，表现了人性。因此，他在文学批评中所推崇的“人性”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是否表现了真切的“人生”作为评价作品成败的一个重要的参照而已。由此可见，“人性”作为一个批评观念，它仅存在于批评家的审美意识之中。这种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人生经验”与“文学艺术经验”的契合，具体到其文学批评之中，李健吾追求的又是批评家的“人性”与作家甚至文学人物“人性”的同构。由于就具体的人生来说，不管主体来自哪个阶层。其都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诠释着具有他那个群体特征的某些文化，因此这里所说的“人性”便不可避免地展现着人的文化属性，亦即“人性”便成了人精神文化品格的一种呈现方式。正如成旺复所说“所谓人格，就是人的生命的文化精神，或日人的文化的精神生命”，因为“文化性质的精神化人人的生命，就成为一个人的人格”，所以“人性”的文化内涵也就是人的精神文化品格。由于文学艺术在展示人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展示着人性，于是“人生与文学艺术”的契合便必然促成“人性的同构”。而“人性的同构”其实质便是精神文化品格的共鸣。当然，我们在这里对李健吾的“人性”作如是之界说，并不是有意要围绕“人性”的学术概念展开纠缠不清的新论争，更不敢妄想追求某种有关这一概念的新的学术建构，我们只是立足于李健吾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之中对“人性”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在反复细读其批评文本的前提下所做的一种的文化阐释与归纳总结而已。

“人性”作为李健吾“论文”与“论人”相统一的批评方式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范畴，反复地出现在其具体的文学批评之中。从使用且的来说，它们具有无可辩驳的相似性——都是为了突出“人”作为文学活动的主体对文学活动的深远影响，并探究文学活动的价值源泉之所在。即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读者，批评家作为鉴赏，批评主体对于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诠释，批评及其再创造，文学人物作为文学虚拟世界中的主体对文本世界的营造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以及作家、读者，批评家、文学人物在“人”这一意义范畴中的互通性，特别是当我们并不否认文学与人生相关联的时候，“人”的因素便成了文学

价值的源泉之一，也成了我们从事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由此可见，在李健吾具体的文学批评篇章中所出现的“人性”还有一个对谁而言的问题。当其对于具体的作家、读者，批评家、文学人物而言时。“人性”便是一种特指；当“人性”作为文学活动中某类角色或身份的标识。对于其所有的作家、读者，批评家、文学人物及共同处于“人”这一范畴之下的作家、读者，批评家与文学人物的总体而言时。“人性”便是一种泛指。当然，在具体的文学批评过程中。李健吾所说的“人性”无论是泛指，还是特指都是为了实现读者，批评家与作者以及文学人物“人性”的共鸣。

对“大写的人”而言即作为类存在的人而言，“人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其既是人类与其他存在物的本质区别之所在，也是作为类存在的具体化——个体的人能够实现互通的重要原因。在李健吾看来，“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灵性活动的可能，所有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个批评家的使命的机会。”由此可见，洞悉人性是文学批评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这里的“人性”与人类的性灵活动和人类的自由相互辉映，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界定，后者又是对前者的阐释与具体化，也就是说“人性”与人类的生命活动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这种生命活动又是通过人类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来体现的。于是，李健吾以为批评家“他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证明或修改自己的解释。他要公正。同时一种富有人性的同情，时时润泽他的智慧。不致公正陷于过分干枯。”需要材料支撑，公平来自人性的同情，并在“人性”的烛照下，批评才不至于成为偏激的檄文。由于真正的批评家的批评活动是在洞悉人性的前提下，以文学的方式所进行的一种生命活动，那么在李健吾看来，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创作活动也就要把表现人性看成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一个坏的作家连人性共同的精神也没有表达出来，一个好的作家随时注意那些表达共同精神的因时俗而有所不同的枝节。”在他看来，成功的作家不仅能够表现“人性”，而且能够具体地去表现“人性”。路翎《饥饿的郭素娥》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其“为人性发出基本的强烈的呼喊”。由此可见。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当“人性”就群体或群体意识而言时，“人性”便是文学活动主体在生命体验中，人类经验与艺术美在精神层面上的混融所形成的具有普泛性的精神文化品格。其实，泛指的“人性”与特指的“人性”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我们之所以做如是的分而论之，只是因其指向的不同而定的。如同“人”这一概念可以有“全体的人”与“个体的人”不同说法一样，当“人性”就作为类存在的人而言时，其便是一种泛指意义，而“人性”就个体存在的人而言时，其便是一种特指的意义。“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有艺术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其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存在。”在李健吾看来，就文学批评自身而言，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其根本原因不在批评者拥有一定的理论和术语，而在于他具有自己“富丽的人性”也就是批评者对于人生经验与艺术美的深刻独到的体悟。因此“理论只是佐证不是唯一的标准，批评家应从中衡的人性去追求高深。却不应凭空架高，把一个不相干的同类扯上去，遗憾的是常把作者揪到批评者自己的淤泥。”李健吾认为，文学批评在通过理论的佐证去追求普遍价值的时候，必须尊重对方的个性。当然。“人性”视野中的个性张扬既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的基础，又不能生搬硬套。否则文学活动将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我们有过多的人性。这不是坏事。坏事的是沾恋现实，却不实际。”在对批评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对李健吾文学批评中的“人性”概念做如是之说，当“人性”就个体或个体意识而言时，“人性”便是从事文学活动的个人基于来自生命体验的人生经验与艺术审美之契合，而形成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精神文化品格。

“人性”的涵义无论是从泛指的角度去界定，还是从特指的角度去把握都只是诠释视角的差异，并不存在另立门户的问题。李健吾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总是追求以特指的“人性”去昭示泛指的“人性”，并把“人性”建立在人生的基础之上。“没有东西再比人生变化莫测的，也没有东西再比人性深奥难知的。”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如同人生的复杂，都是人现实生存之复杂性的一种表述，并没有多少神秘之处。从特指的“人性”到泛指的“人性”之理性思考过程，其实是由自我意识扩展到与自我相通的整个生命存在和人类经验的精神升华过程。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李健吾认为“一个批评者，穿过他所鉴别的材料。追寻其中人性的昭示。因为他是人，他最大的关心是人。创作者直接从人世提去经验，加以配合。作为理想的生存方案。批评者拾起这些复制的经验。探幽发做，把一颗活动的灵魂赤裸裸地推呈出来。作为人类进步的证明。”在李健吾看来。批评家对于批评对象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尽量地忠实于资料，而是在此基础上，在批评家与作家经验的双向交流中。如何实现对人生经验的再体味、再发现与相互契合，于是阐释者在阐释中便成了具有双重经验同构的创造者。尽管“人性”指向除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差别之外，还存在着群体意识之间的差别与个体意识之间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所形成的张力关系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由于人类或者个人的经验、心理与文化都不失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因此，当它们投射到具体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个人身上时，便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并进而双重甚至多重同构。在这里，如果我们对批评文本的解读没有完全背离李健吾的初衷，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当“人性”就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而言时，李健吾所说的“人性”便是基于读者，批评者与作家甚至文学人物生命体验的人生经验和艺术审美经验相统一而形成的精神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