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吴曾祺之“识见说”

兰　培

摘 要：近人吴曾祺在其理论著作《涵芬楼文谈》中，提出了“鉴别主于识见”的理论，将作家知识和见识的积累和增长，视为从事创作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重点对其积累“识见”的原则和方法加以概括和探析，试图挖掘出其“识见”理论的精髓。

关键词：吴曾祺 修养 识见

《涵芬楼文谈·储才》篇云：“大抵鉴别主于识见，驱使恃乎笔力，剪裁赖乎意匠，变化本乎性灵。四者相须，缺一不可者也。”吴曾祺提出了以“识见、笔力、意匠、性灵”为核心的作家修养理论。在他看来，作家具有较高的“识见”水平，自可有俯仰今古之气概，而每论一事，亦会有独到之见解，迂庸腐陋之谈，自然一扫而尽。因此，为文之大，当“以识为主”。其中，识见，即作家的知识和见闻，吴氏将其视为从事创作的前提和基础。

“凡事可袭而为，惟识不可强”。吴氏依此提出“取资于学以补其所不逮”，即通过学习来积累“识见”。相对于刘勰既重视对书本知识的博览精阅，又强调深入社会实践而言，吴氏更倾向于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而且，他的独到之处，是首先对“读书”的总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蓄于平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累学识亦非速成之事。一些浮浅轻薄子弟，平时懒不读书，胸无点墨，一旦提笔为文，便犹豫徘徊，神志萧索，即使勉强写成文章，不是枯燥无味，就是漏洞百出。故而，吴氏提倡“蓄之于平日，而不能取之于临时”，具有很大的实用性。

第二，择要而读。书海浩荡，不能人人尽读，因此读书贵在选择。在吴氏看来，像考据之类的书籍，只是用来提供给能文之士偶尔查阅以备遗忘之用，若写作者专力于此，则如“饥饿之夫日仰食于邻家”，迟早都会疲惫。因此，他主张择要而读，即读书当以传统之经典为重，并举以实例：“清齐次风先生，生平最精地理之学，言论恒出众人意表。然其所引用者，不过《禹贡》、《周礼》、《史记》、《汉书》，固人人所共读者，非有独得秘本，而博综若是”。联系读书实际，此点不失为有效的读书之法，而且吴氏以经典为重，是对经典作品价值与地位的充分肯定。

第三，贵在得方。古人有“读书得间”之说，即指读书之时，要抓住书中的精华和关键所在，这是一种有效的读书之法。吴氏亦言，即使是以引用史实为主的考据一类的文章，其精华也往往会在那几句结论性的语言上，肯定了古人的读书之法。进而之处，读任何书籍，都有其方法可寻，只有寻方而入，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否则便是读死书罢了。强调读书要讲求方法，求其灵活。

继而，吴氏依据以上总原则，提出了“学古”的观点，将如何积累学识的问题落到了实处。所谓“学古”，即将“经”、“史”、“子”、“骚”列为必读之书。在吴氏看来，经，是经过圣人删定的，不仅思想纯正，而且具有“古色烂然”的文辞之美，是“理”之最精要者，因此应为学文之首；史，承载着天下之理，如果不了解史，就无法言及文章之事，故而，读“史”乃为学文之必备；至于“子”、“骚”和“说文”，刘勰又分别视之为“文章家之渊薮”、“词章学之渊源”和“后世字书体之源”，同样是写作者必学之书。总之，吴氏主“通”经典，强调既要学习经典之纯正的思想内容、寓意深刻的事理，又要继承其词章、文字、修辞等形式方面的精华，反对那些“为求博洽之誉，而搜取僻书，旁求逸曲”之所谓能工者，认为他们是“舍康庄而走捷径，厌牢羞而索奇珍，适足以自贬”，体现了他对传统经典著作和优秀理论的重视和继承。

吴氏提倡“学古”却不主张“泥古”，因此提出了具体的“学古”之法，大体总结如下：

1、贯通法。《文谈·宗经》篇云：“古人读书之法，贵能得其大意，至于一名一物之疏，不害其为明通之识。”《文谈·读子》篇云：“古人著书，既有其宗旨所在，读之者必首尾贯通，本末联属，然后读一书方得一书之益。”依吴氏之意，读书要整体相通，首尾连贯，如果“去其首尾，专留中间一段”或 “篇取一节，节取一句”，实为割裂裁剪之法，那样只能是使读者越来越糊涂，是不可取的。

2、评论法：“读史之余，不能不以论古为事”，而论古之法，“要在取古人成迹，如身入其中，为之反复当日之事势，然后可断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不难看出，吴氏批判或“持义过高”，或“诋诃不已”的论古之法，主张的是“持平之道”。他虽然字面上是在言及评论之法，而非读书之法，但通过对史书中的人、事、物的评论，恰恰能够增加读者对史书内容的了解和掌握，实际也是一种有效的读书方法。

3、选择法：根据史书之“繁”、子书之“舛驳”等特点，吴氏提出读书要有选择，即作家首先要对所读之书辨真伪、审轻重、别大小，然后在可读之书内，选择力所能及的数量以及自己所喜好者专心攻读，这样才会“收效远“。此法是对毫无选择的“循诵”的一种批判，具有实际指导价值。

4、分类法：子书具有“家数既繁，不能合而为一”且“前后相蒙，彼此相袭”的特点，面对此，许多读书者往往不分篇目、类别而杂然前陈，结果如山野之夫进五都之市，只有啧啧称羡已而。依次，吴氏提出了分类读书法，认为“以类相从”，方能“旁通取证，以名其得失之所在”。此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以有效地使读者避免 “神志惛然不知所适”的窘境。

综上所论，吴氏将作家的识见，视为为文之首要，提出作家要重视平时知识的积累，并将“经”、“史”、“子”、“骚”列为必读之书，并且依据它们各自的不同特点，提出了相应的阅读方法，将如何培养“识见”的问题进一步落到了实处。这对我们今天的写作实践，具有切实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清]吴曾祺.涵芬楼文谈[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九年.

[2]周亦才.涵芬楼文谈选注[M].北京:北京求实出版社,1986.

[3]刘锡庆主编.中国写作理论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兰培(1976-)，女，内蒙古赤峰人，文艺学专业中国文论方向硕士研究生，现任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艺术概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