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的“党德”建设

[摘 要]清末民初实行以“党德”为核心的政党建设模式,具体表现在国家与政党关系、党际关系、党员关系三个层面。由于传统政治文化、近代中国国情的影响以及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性,使得“党德”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政党政治有效运行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清末民初 政党 党德 必要性

作者简介:姚伟(1984-),男,陕西勉县人,青岛大学法学院中外政治制度硕士研究生,从事政党制度研究。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政治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民主、自由、分权、制度创新都没有市场,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党德”建设符合这一时代要求,成为各政党普遍关注的对象。

一、以“党德”为核心的政党建设模式

中国历代统治者以“天道”、“正义”作为国家、社会整合的基本原则,清末民初的政党同样如此。这一抽象的价值体系落实到政党、党员,表现为要求其在政治生活中遵守相互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与西方“党纲为政党之灵魂”相比,清末民初的政党领袖更加侧重于运用“党德”鼓舞民众,整合社会资源,发展壮大自己的政党。他们对“党德”的强调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首先,在国家与政党关系上,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党员要有爱国之心,要有舍小己以利国家之精神。这里的国家是“道义”的载体,而政党是国家富强的工具。孙中山认为:“政党竞争,各国皆然,惟当以国家为前提,不当以党派为倾轧。”[1]其次,在党际关系层面,强调“党德”是党争的游戏规则,弥补政党政治缺乏制度规范所带来的弊端。黄兴认为中国同盟会要“有特别之党纲,更当有宏大之党德”。孙中山也认为,“党德”是政党政治良好运行之关键,应当“重党德”,“以与他党争胜”。再次,在党员关系层面,“党德”还包括党员的道德素质,具体表现在党内要有团结精神,党外要有包容一切之宏量。

二、清末民初“党德”建设的必要性

“党德”建设是清末民初政党政治得以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它的必要性由三个方面所决定。首先,清末民初政党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现代政治价值理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只有立足于本国政治传统的制度移植才具有长远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党德”建设符合中國传统政治文化,是发展政党政治的最佳路径。政治文明划分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部分,而促进政治发展主要采用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文明建设两种方式,对这两种方式的偏好中西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西方的政治制度以“人性恶”为基点,认为“理性”与“德行”是靠不住的。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人性善”占绝对主导,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喜欢把“人性善”纳入政治架构中进行考量,所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虽然,董仲舒、韩愈、张载等都提出了不同的人性论,但注重修养、修身,强调先天的善与德却是一脉相承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之类的自我道德完善,历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对大小官员以及臣民的最高要求。即便像荀子这样直言性恶论的思想家对人性的态度也与西方大有不同。西方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是天生的,没有改造的必要与可能,而荀子认为人性通过圣人的教化是可以改造的,由于圣人“能化性,能起伪”,“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从而成为政治统治者。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观,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而制度建设只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起着辅助的作用。无可否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伦理本位的国家,思想道德建设在政治统治和社会资源整合方面的确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清末民初的政党领袖将“党德”建设置于首位,就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借助传统文化的作用壮大自己的政党。

其次,中国是受封建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家,制度建设相对于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处于薄弱环节,在清末民初具体表现为党纲趋同、党纪涣散两个方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党德”建设的地位更加突出,它不仅弥补了制度缺失带来的弊端,还肩负起整合社会资源的重大责任,尽可能保障政党政治的有效运行。首先,虽然党纲是引导政党前进的旗帜,但民初政党的党纲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具体制度设计都非常肤浅。从1911年取消党禁到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的几年中全国约有312个“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但是真正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政党却不多,原因在于很多政党的党纲都是临时拼凑或者照搬的,甚至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党纲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各党党纲千篇一律,很难引起民众的政治兴趣,导致在政党资源的整合过程中,“党德”的作用更加明显。孙中山认为,政党成败系于“党德”,“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国民党取得第一届国会选举胜利正在于此。[3]其次,民初政党不倾向于运用制度体系和纪律规范维护政党组织的长久性和党争有序性,而试图通过“党德”建设加强党员自律,保证政党活动的有效运行。一方面,民初的政党组织体系相对松散,其维系全凭党员自觉遵守“党德”;另一方面,由于制度体系不健全,党争只能规范在“党德”的框架之下。可见,“党德”建设能够增强政党凝聚力,在巩固多党制的同时,避免由于党争无度而引起政党政治失范。

再次,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出发点是救亡图存,政党作为近代思想家所重点关注的对象正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而“党德”建设与政党工具主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救亡的时代主题和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思想家们不愿改变“国之根本”,试图走一条渐进式的国富民强之路。而下情得以上达、民瘼得以解除的政党政治是实现太平盛世的关键。秦力山认为,“党之用意不过保一国之主权,扩张国家之权利。党为团体之别名,并非不利于政府,而欲标一党之名称以与政府相疑难。”[4]政党作为保障国家主权之工具,要求个人权利、政党利益让渡于国家整体利益,清末民初的“党德”建设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一方面,“党德”建设与集体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一致,符合近代中国追求国家独立的要求。梁启超在论及“新民”的道德时提出,“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拙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拙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5]另一方面,“党德”建设能促进执政党与反对党和谐共处,符合近代中国追求社会稳定的要求。民初政党制度不健全,党争相当激烈,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党德”建设大大缓解了政党针锋相对的局面。黄兴认为,具有“党德”就是要视“反对党为友”,“含养大度”,从而形成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政党政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477

[2]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64

[3]孙中山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6

[4]赵炎才。清末民初党际伦理基本特征透视[J]求索,2007,(1):199

[5]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A]林志钧。饮冰室文集(之五)[C]北京:中华书局,20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