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华裔美国记者的北京故事

倪青青　黄义务

我很少考虑，自己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这幅变迁画卷的一部分。

1968年初秋，我出生在北京。40年过后，这个国家及其首都均已大变样，惟一不变的似乎是天安门广场，那里仍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住过的苏联式公寓，我不小心告发我母亲时的教室，我参加跳水训练时的体育学校，都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我很少考虑，自己的故事，其实也是这幅变迁画卷的一部分。

我最初离开北京时，心想自己永远不会回来了。不是我不想回来，只是当时看起来根本不可能。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很少出门旅行，到国外更无异于登月球。即便有那个可能，你必须做好打算一去不返，把自己心爱的人抛在后面。

我父亲无法跟我们一道去美国。我母亲拿到了一张学生签证，到加利福尼亚州进修音乐。我后来得知，美国大使馆有人怜悯她。允许11岁的我和6岁的妹妹作为一家人赴美。我父亲把惟一的“救生筏”给我们，而那只能容纳3人。

3个人的“救生筏”

我父母结婚是出于政治原因。我外公外婆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的女儿——一个在中国最好的音乐学院受过教育的钢琴家，会对一名解放军战士感兴趣。但我母亲认为自己高攀了，因为他的无产阶级背景能帮助她拔离其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父母的反革命根子。

他们的婚姻似乎从一开始就往定没有好结局。婚后不久，母亲就被发配去劳动改造，跟她一起的还有她们学校的所有精英音乐家。幸运的是，头一年探亲期间她怀上了我。但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被迫重新回到乡下，我与父亲4年间只见过她一两次。

他们的婚姻基本上处于长期分离的状态，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的感情也变得疏远。也难怪我母亲会抓住机会在美国开始自己的生活，知道那里不会有她丈夫。

小时候，我把家庭分离怪在尼克松总统身上。他在1972年的历史性中国之行，为1978年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随后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我们成了最初逃离祖国的一群人。

那是1979年冬天，很少有美国人见过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我母亲事先把我装扮一新，让我们看起来不像是从北京来的。但不久我们的“乡巴佬”身份就暴露了，我们可能是从北京到旧金山航班上惟一的中国大陆人。我们不会讲英语，以前也没坐过飞机——我们最熟悉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们吐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晕机袋是何物，直到一名会说中文的人来帮我们。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存埋怨被送到外国去过艰苦的移民生活。我父亲过上了正常的幸福生活，重新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那是他的新家的骄傲。过去20年来，我们彼此见了几次面。母亲在北加州独自抚养我们长大，她在我们的客房教钢琴课，夜里开着破旧的福特车去餐厅和酒店大厅弹奏肖邦的乐曲。她挣来的微薄收入只够我与妹妹每4年去一次中国。

中国值得我回来

2000年，我作为《洛杉矶时报》驻外记者重返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从一个物质匮乏的封闭社会，变成一个什么都能买到的市场经济体。新一代的富裕中国人乘飞机满地球跑，驾着自己的汽车上下班，拥有自己的公寓或别墅。他们在爱马仕专卖店购物，在星巴克喝咖啡，周末与曾是红卫兵的百万富翁打高尔夫球。

已故的外公外婆肯定会惊讶，我居然跟母亲一样，跟一个出身不起眼的中国人结婚(即便我比母亲有更多的选择)。我想我自己的父母看到我步他们的后尘，也会感到意外。

也许，我是想向他们表明，事情未必就是那样。中国男人值得爱，就像中国值得你回去一样。

我读一年级时，有一天老师要我们告诉全班，自己认识的人当中有无去过天安门的反革命集会——那是民众自发云集天安门纪念周恩来的一场运动。我当时才8岁，不知道老师是在诱骗我们。我于是举起手，自动报出我母亲的名字。当我把这事告诉我父母时，他们害怕了。我母亲去躲了起来，我不得不因为出卖自己的母亲而愧疚万分。所有这些经历涌上心头，我意识到中国已改变得太多了。

如今我又要出发，我想告诉我的孩子好好到处看看。她们一个4岁，另一个才1岁半，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不能许诺今天这里的一切是否明天还存在。我惟一可以告诉她们的是，我们不会把爸爸抛在后面永远不回来，我们不是去月球。她们想来就来，来拾起自己在北京生活的记忆。

(摘自《海外文摘》

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