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政策 该“变调”时就得“变调”

曹世功

外交政策因势而变，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对朝政策在中国外交中确有特殊性，但也绝不能一个调门唱到底，为适应时局变化，该“变调”时还得“变调”。

实际上，中国对朝政策曾多次“变调”。 1992年，中国与冷战时代的宿敌韩国握手，堪称对朝政策的一次大“变调”。此次“变调”适应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局，为中韩两国带来丰厚利益，也对推动半岛冷战秩序解体、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其后，中国为探索、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中朝关系继续不断努力。逐步淡化并事实上终结了军事同盟关系，代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正常国家关系”，不能不说是基调性的调整和转变。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政策“变调”同样令世人瞩目。上世纪九十年代朝核危机爆发时，中国采取“公允立场”、扮演了“助推员”角色，被国际社会称为“消极外交”。时逾十载，到2003年朝再次引发核危机时，中国走上前台，努力促成六方会谈，由“消极外交”“变调”为“积极外交”。2006年10月，朝鲜首次核试后，中国政府立即高调严厉谴责，首次使用 “悍然”一词，既凸显朝冒险行为的严重性，也充分表明中国的鲜明态度。

对朝鲜不久前的第二次核试，中国在严厉谴责的同时，毅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范围更广、力度更强的制裁案，特别是承诺自己也要诚实履行相关义务，确切地表明中国在对朝外交上已不再一概否定、排斥制裁和施压，这无疑是对朝政策上一次颇具分量的“变调”。当核心利益受到损害时，不但能够“变调”，而且敢于“变脸”，“该出手时就出手”，显示出中国外交应有的原则性和坚定性。

外交政策调整不是随心所欲和鲁莽蛮干，既要把握好“该变调时则变调”里“该”的条件和时机，也要采取适当、有效的做法，关键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度”。有理，就是要针对国家关系中的“不正常”理直气壮地实行“变调”，达到矫枉复正；有利就是要把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有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作为出发点；有度就是冷静思考、缜密权衡，力求措置得当，把握分寸，留有余地。

不过，在现实中，一些受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束缚的主张，在对朝政策实行必要 “变调”时，往往起着干扰、阻碍作用。这些理论包括强调重视朝缓冲地带作用的“战略屏障论”，及担心朝政权崩溃冲击中国的“防范冲击论”，还有警惕美离间中朝的“美国分化阴谋论”等等。

上述各种言论的出发点从某种角度可以理解，其合理成分也应肯定和重视，但对其谬误则必须坚决扬弃，尤其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因为这些主张被传统观念所束缚，貌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

随着冷战结束、中韩建交及中美关系的改善，朝鲜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屏障”；由于“道不同”，朝鲜是否还甘愿充当和能否充当我“战略屏障”，也似已成为问题。当然，朝仍然是我必须加强合作的重要邻国，但仍以“战略屏障”评价其地位和作用并据以规划中朝基本关系，对其不良行为不敢触碰，显然不合道理。

同时，朝鲜是否真的已经脆弱到非我支撑即会垮塌的程度值得研究。专家分析认为，朝靠现有实力还能进行若干次核试并完善其导弹体系。当然，朝确实难题不少并存在某些不稳定因素，但对其牢固性和强韧性应有客观评估。既要警惕“唱衰”朝鲜，也要防止中国的怕乱心理被人恶意利用。应当看到，在倾举国之力发展核武的状态下，对朝援助的相当部分会转化为“核威慑力”，这同我援朝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在朝公然挑战我利益底线的情况下，就不应受朝“可能崩溃”假想的束缚，投鼠忌器，对恣意妄为也不敢给以应有的惩戒。

说中国对朝政策“变调”会中美国离间计、把朝推到美国一边，很大程度是出自某种观念。它既无视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低估中国外交战略规划能力，也大大贬低了朝鲜“自主外交”的巨大定力。朝鲜对某个国家的远近亲疏决定于其国家利益和利害判断，绝非别国所能左右。将来朝美关系终将解冻，建立“蜜月”关系也并非不可能，但其主因只能是朝鲜的自主决断，不可能是谁“推”、谁“拉”的结果。无论何时，我们的主着眼点应是外交政策“变调”本身当为不当为，不能被浮云遮住眼睛。

总之，没有不变的外交政策，只有不变的国家利益。能够守护国家利益、弘扬道义的外交政策，必定是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的，也必然是与时俱进、机敏灵活的。敢于也能够做到因势“变调”是最起码的要求。对朝政策调整不应、也不会成为触碰不得的“雷区”。▲（作者是中国国际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