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中行别传》说行公

林　夏

读孙郁先生的《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1月出版），引起我对行公由知名到相见的一点回忆。

知道张中行是在1965年。这自然不能算早。1935年张先生就从北京大学毕业，教学，当编辑，写文章，时间已过了三十个寒暑。但也不能算晚，比起全国读书人1986年以后才听说张先生的赫赫大名，我毕竟早了二十年。我那时在一个中学教语文，买到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古文选读》。全书选的多是古代名篇，每篇选文都附了译文、简注和扼要讲析。选评者周振甫、胡念贻、隋树森等人，我还算“眼熟”，而张中行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说陌生，但读后印象颇深。一是他评的篇数最多，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以上。二是他尤重文章艺术特点的分析。一篇《岳阳楼记》的讲析，三分之二的篇幅讲的是这篇名文景物描写的成就，鞭辟入里，丝丝入扣，文字简明清朗。我当时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寻根究底，从另一本《古代散文选》的“编选说明”中知道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

1980年，十年“文革”之后，我已到《河南教育》杂志任语文编辑。这年10月出差北京组稿，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找慕名已久的张中行先生。我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招待所，从朋友处知道张先生就在中学语文编辑室，“文革”中经受磨难，回社里时间不长，有学问，同事们习惯称他行公。也听说张先生是《青春之歌》里余永泽的原型。这倒出乎意外，当晚甚至有点好奇的兴奋。

第二天，我是在一个编辑室见到张先生的。屋子不大，放了至少四张办公桌，张先生偏处一隅。他个子高，比较瘦，已是七十出头的岁数，但背不驼腰不弯。平头，花白头发，白发居多。眼睛小但很有神。一件薄棉袄外套中式罩衫，旧，但干净整洁。张先生就像是在北京街头常见的北京大爷，非常布衣。我们是从中学语文主要是文言文开始聊的。他是内行，教材教学都很熟悉，又很健谈，京腔京韵，娓娓道来。我的约稿对他不过是小菜一碟，当即答应。张中行的平易近人、平民本色和书卷气，让我彻底摒除了那个先是被杨沫在鼻子上点了白粉、后又经于是之在电影中立体化了的余永泽的形象。

张先生很快寄来了《〈黄生借书说〉讲读备考》，钢笔书写在人教社的八开稿纸上，四千多字却很少修改。文章从“关于作者”“关于黄生”“关于借书”“关于课文”四个方面，考察与《黄生借书说》有些相关的事物。它让我进一步见识了张先生博大精深的学识和老到精妙的文字功夫，为我们常说的“厚积薄发”“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提供了一个实证。我一字不易，在1981年第4期《河南教育》（中学版）刊出。

1986年，张先生的《负暄琐话》出版，中华大地由此刮起一股“张中行旋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报刊、出版社竞相发表、出版张先生的文章、著作，不妨说“凡有井水处，皆在读张书”。80岁的老人大红大紫，扬名寰宇，在读书界如日中天。我因为不再编教学刊物，而逐渐与张先生少了联系。但张先生的书，我是必买必读的，研究张先生的论著也从不放过，自认是众多“张迷”中为数不多的最早得到张先生“仙气”的一员。

学者孙郁对张中行先生有深入的研究。1995年，我就拜读过他的大作《张中行论》。张先生逝世后，他编过回忆文集《说梦楼里张中行》，《张中行别传》则是他的新著。“别传”，一般指记载传主轶事的传记。而这本“别传”则不同，孙郁在《后记》中说“评述多于史料的勾勒，感受漫过了时光之野”，说是一本读书心得倒很切合。书中多有作者独到的识见。比如，在张中行走红的时候，对他就有“落后文人”的微词。孙郁说，张先生“不是令人崇尚的大人物，而是普通的常人。……他的价值是让我们这些小民懂得，小民有小民的分量，在创造性和思想的高度上，也能不亚于那些装模作样的人，而且能过得更充实。”因此，张中行对世人的意义也许在另一个层面：

那就是在众人一声、一色、一态的时代，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种生活，相遇到一种欣然的存在。在苦难的岁月，以别俗的态度，绕过了暗礁，驶向自己的园地。而现在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园地和自由耕耘的空间的。

读张中行，也是在读百年苦梦。历史的风雨，折射出读书人的悲怆。我们从中也读到作者的忧思与无奈。

张中行学问的日常化、平民化，文中的人间烟火气、泥土气，素为读者推崇。孙郁说：“他的文字很好，静静的，像冬夜悄然落地的雪，安静里有些清冷，一切都是暗暗的。记人记事，有古风，像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晚明小品的笔意，很有苍凉的况味。”

“观其文，是从金石里流出来的，又沐以西哲的光泽，还杂有旧诗文的风采”。孙郁认为，周作人的杂学与平淡，废名的深奥与古朴，对张中行影响至深。张中行晚年在文坛的出现，可以说是复活了旧时京派文学的灵魂。他也指出张中行文章的问题：一是有时略显重复，逻辑上的涩味暗生。一是古风甚浓，像博物馆里的遗物，鲜活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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