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三
长期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包括笔者本人,常笼统地说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未经审慎思考的命题。相反,在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看来,日本文明是和中华文明(或儒教文明)并列的世界八大文明之一。亨氏明确指出:“日本文化性质极为独特,也未融入任何世界性的宗教或意识形态,无法与其他社会建立任何文化的联系。”简而言之,亨氏认为:“日本是个孤独的国家,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明。”
亨氏所言不谬。无论是645年向中国学习的大化革新(“和魂汉才”),还是1868年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和魂洋才”),日本文化的自主性和民族性一直非常强烈,或说所谓的“大和魂”,亦即“天皇万世一系论”、“天照大神眷顾论”、“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神道教”价值观,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只不过是些工具性和技艺性等层面的东西而已。
事实上,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后,就皆为其“神道教”所过滤和利用,成为走了样甚至是变了质的“中国文化”。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会成功》一书中指出:中国儒教把仁慈、正义、礼仪、智识、诚信作为基本美德,并相信仁爱是人类美德的本质;日本儒教则把忠诚、礼仪、勇敢、诚信、节俭作为美德,并认为忠诚是人类美德的本质。亦即是说,中日两国各自儒教的基本价值观,重合处只有礼仪和诚信两点,不仅数量不多,而且不是核心的价值观。
特别是,日本儒教的“忠诚”,通常被视为无条件地效忠某个集团或某个人,比如效忠企业或天皇等,并结合日本的“神道教”传统发展出来所谓的“武士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