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公共性传媒机制

周燕妮

摘要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于90年代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潮流新闻改革运动和民主运动,2003年开始退潮,现基本结束。公共新闻意味着公众话语权的体现与保障,对中国有较大借鉴意义。本文从公共新闻的起源、中国“公共新闻”实践等方面探讨建立公共性传媒机制的必要性。

关键词公共新闻公共空间传媒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G2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21-02

“公共新闻”(publicjournalism)又称“公民新闻”(civicjournalism),美国业界、学界和研究机构因民众对政治的疏离和报纸阅读率下降,共同倡导了一场以大众媒体为主导“重振社区精神”的新闻改革运动。

一、公共新闻的起源

公共新闻事业的兴起源于美国媒体的私营性质和公共服务的根本矛盾:美国的私营媒体只追求公司利润,动摇了美国民主制度,使公共责任失去载体,公众不再信任媒体。主要表现在:1.公众对政治兴趣的丧失;2.公众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3.公众对新闻界不信任感增强;4.技术进步及新闻媒体生存环境的改善而引起的竞争的激烈;5、战后社会责任理论的影响争议。①

最早的公共新闻出现于竞选报道中。1990年,堪萨斯州的《威奇托鹰报》(TheWichitaEagle)联合当地一家电视台在报道竞选活动时进行民意调查,研究选民最关心哪些问题,向选民发放简明易懂的选举指导,开办扫盲学习班,鼓励人们投票,报道产生了较好的效果。此后,公共新闻运动声势日益壮大,到2000年美国60%的报纸宣称接受了公共新闻理念。

但由于制度和传媒环境发展尚不成熟,公共新闻运动日益艰难。2002年“公共新闻”运动的资金支持机构皮尤中心停止运转,标志着美国“公共新闻”结束。

学界对公共新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公共新闻”运动的学术领袖、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杰·罗森(JayRosen)教授第一个提出“公共新闻(Public/CivicJournalism)”概念,他呼吁新闻记者报道新闻时还应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取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为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②

斯坦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TheodoreL.Glasser把公共新闻的目标总结为“将受众作为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潜在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以及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③公共新闻的三个要素是:倾听公众、组织讨论、解决问题④,自觉给公民更多的声音吸引更多公众积极参与。

公共新闻的出现,意味着受众不只是受众,而是公众。传媒是搭建公共对话的平台,既反映政府的声音,也表达公众的声音,搭建一个交流、辩论和理解的公共平台;以公众的需求为选择新闻内容的标准,寻找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来确定选题,媒介内容从以选举为主要议题扩展到关系社区重要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交通、就业、教育、经济、住房、治安等,体现公众话语权和媒体的社会责任。

公共新闻运动亦饱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这不过是利用本土化来击败全国性媒体以获得广告收入的手段,新闻评判过多地让位于公众的考虑和兴趣,大量细节的描写是对公众议程的扭曲。公共新闻所做的是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或慈善组织应该做的,而不是记者编辑应当做的事情——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客观中立。美联社1997年的调查表明,只有14%的媒体主管认为新闻媒体听取公众的意见使新闻报道得到了改善;而33%的媒体主管认为建立公众和媒体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交流是个糟糕的想法,41%的主管认为公民新闻充其量是起哄,是一种促销手段,或是“让那些发行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噱头”。⑤

但不可否认,随着受众地位的上升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公共新闻是体现公众话语权的一次有益尝试,正如格里普森所指出的,公共领域作为“一套制度”出现,“代表了国家(君主)和私人领域中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保护公众的私人活动不受独裁决定的非理性干预。”⑥

二、中国公共新闻实践

“公共新闻”在我国有较大发展空间,一方面我国媒体一贯重视参与公共生活、组织公益活动;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新闻媒体有责任发动公众关心和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

(一)民生新闻热

中国公共新闻的实践开始于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转变。民生新闻始于2002年1月1日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的推出,此后各地电视台竞相效仿,掀起“民生新闻”热潮。

2004年,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播出一周年的纪念研讨会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是“公共新闻”,以“受众的口说出新闻”的理念真正体现了“公共新闻”的新闻价值观。

《1860新闻眼》曾围绕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推行的省管干部“公推公选”改革,推出了“投我一票——关注公推公选”的连续报道,除部分直播外,所有参选者的演说都做了录播,在每天的节目中摘要播出,并在观众中展开调查,由观众对其现场表现和演说内容进行评判,是公共新闻的重要尝试。

中国电视民生新闻采取“平民视角、平民的内容、平民的价值取向”,提倡:民众视角,把话语权交给普通公民,倾听公民呼声;民生内容,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着眼社群事务,帮助市民解决问题;民主价值,给民意一个畅达于政府的渠道,提高市民的公民意识,行使民主权利,推进民主化进程。

从新闻传播领域看,“民生新闻”的兴起,昭示着媒介市民社会理念的起步,而“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的转型,体现出新闻媒介开始涉足公共领域。⑦

但民生新闻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共新闻,公共新闻的内容视点放在更大范围的公共领域,重“民生”更重“民权”,努力通过新闻报道调动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体现社会公众的共同价值,从而具备更强的生命力。而民生新闻也存在一些不足:报道内容肤浅、琐碎,简单追求感官刺激,一味报道车祸、凶杀、都市悲情剧等极端个案,背离了民生新闻最初的理想,信息性犹在,功能性全无;代言意识过重,媒体曝光成为公众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媒体的越位威胁了政府的权威及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

(二)网络的崛起

网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媒介,其巨大的信息传递功能大大改变了人们交往的方式与习惯,在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使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对话模式”初步实现。

网络的普及为网络搭建公共领域平台提供了基石。《第2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98亿人,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网络新闻用户达到网民的78.5%,博客/个人空间拥有率和论坛/BBS访问率跻身前十大网络应用,个人博客/个人空间拥有率为网民的54.3%,论坛/BBS访问率为30.7%。⑧

笔者将着重阐述博客对公共新闻实践的意义与局限。博客因在“克林顿绯闻案”、“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中的卓越表现走到了历史前台,尤其是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与传统媒体同样的采访权而逐步为主流社会承认,被推崇为“自媒体”。而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的JayRosen教授本人就是博客,2004年他以博客身份列席美国民主党大会,其博客“新闻思考”上的评论文章被传统媒体纷纷转载。他认为,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⑨

首先,博客成为信源,提供个人经历的网络日志中不乏公共新闻的绝好素材。伊拉克战争期间,居住在巴格达的SalamPax在自己的博客网站(WhereisRaed)上发布生活记录,从巴格达的西红柿价格到轰炸中的伊拉克人民,他的生活成为全球寻求战争真实消息的人们关注的焦点。其次,博客成为某些重大公共话题的出口,媒介把关意味着过滤“不重要信息”的同时扼杀“不该发表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很多有重大新闻价值。爆出克林顿丑闻的“德拉吉报道”就是美国《新闻周刊》被枪毙的稿件。再次,受众直接参与新闻采写、编辑、发布,博主发表意见并通过博客实现“多对多”的传播模式使“作者”和“读者”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

博客参与公共新闻也存在诸多局限,博客定位不明,参与新闻报道能力欠缺。闵大洪教授指出,中国博客非常个人化,倾向于个人情感的表达,对公众关注话题涉及面较窄,同时有不少博主利用博客达到个人目的而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木子美事件、芙蓉姐姐事件等。但博客作为表达个人信息,反映公众话语的有益渠道,是成为公共新闻报道的有益补充。

总体而言,我国新闻媒体公共领域发展仍相对缺失。首先,媒体间发展不平衡,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相对缺失,网络媒体较为活跃。其次,媒体报道领域方面不平衡,一般偏好报道敏感度较低的非时政性新闻,证券、理财、体育、娱乐及其他软性话题。再次,持续性差、巅峰期短,虽有一些成功案例,如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等,但多数“高开低走”,日益没落与平庸。最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事务讨论空间”,形式上,不是过于呆板就是流于调侃,前者多见于一些大报,后者见于晚报、都市报等,电视节目则过分追求视觉刺激和制造煽情气氛,缺乏应有的内涵;内容上,多属“一事一议”,服务性或投诉性的占了大半,缺少对重大决策、敏感事件的观点;互动上,传受者地位没有改变,多为单向的传播,媒体对于受众反馈只是作“例行公事”式的回复;效果上,意见讨论大多是“自生自灭”,能够影响最终决策的很少。⑩

三、公共性传媒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公共性是传媒属性题中应有之义,“传统媒体公共领域一直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尝试,但囿于时空局限,尽管在细部有不少改进,但在整体上差距尚远。”

传媒公共性的缺失是政治和经济双重逻辑制约的结果,表现为市场利益驱动和政治集团控制反复博弈并作用于传媒。最终,传媒成为政治和市场博弈的妥协物。谁能掌控传媒,传媒就为谁服务。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力量的裹挟中,传媒的公共性发生缺失。传媒一方面受到政治集团的控制,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求,经常会与国家、政治集团或其他利益群体达成妥协;另一方面,传媒又受到商业逻辑的控制,往往在社会责任、伦理道德与巨额商业利润的纠结中陷入困境,以致丧失其会独立品格,放弃社会公众立场。豙传媒公共性的缺失与公共性传媒的缺位,是世界范围的传媒危机。

中国传媒具有特殊性。中国政府性质决定了政府代表公众,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在传媒结构中,公众利益由政府代表,并通过传媒得以表现。但由于中国改革正处于特殊转轨期,政府同样具有“经济人”的人格特征,政府并不总代表公众利益,政府与公众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利益的冲突。在既有的政府、传媒、公众结构中,公众是事实缺位的。公众缺位,具体而言就是公共性传媒的事实缺位。豛究其根源,是政府意识形态取向和传媒商业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

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涉及三个基本特征:独立于政府;不受任何经济力量或商业利益的制约;任何公众都可以理性地参与讨论,这意味着传媒公共性必须以传媒独立性为前提。因此,建立基于公共性的传媒结构是确保传媒公共性的根本举措。以传媒属性为逻辑起点,依公共性、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三种不同属性,设立不同传媒类型,共同实现政府、传媒、公众三者在传媒结构中的利益均衡,成为传媒结构合理建构的可行路径。合理的传媒结构为国家传媒、公共性传媒、商业性传媒。国家传媒由政府强力控制,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其资源消耗补偿机制由国家承担;商业性传媒则以商业利益为取向,在市场中实现产业的高速发展;公共性传媒是非官方非赢利的传媒机构,主要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并作为公众共同使用的信息平台,其资源消耗的补偿主要来源于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建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制,以此保障公共性传媒公共服务宗旨的实现。